記者手記：北京疫情五問五答
進入12月，中國各地迅速調整維持了三年的「動態清零」政策，開始實質性地「與病毒共存」。繼「20條措施」之後，12月7日官方再推「新十條」，另據中國工程院院士鍾南山12月15日在「全國高校抗疫大講堂」上透露，第十版新冠診療方案與防控方案即將出台。走向全面放開，這一大方向是明確的，但過程之快速超出很多人的預期。《香港01》記者親歷北京放開前後和第一波感染高峰，並結合各方消息，試圖以五問五答的方式，回答各方疑惑。
一問：我們真的準備好了嗎？
面對放開之後的搶購藥品抗原、醫院發熱門診大排長龍、染疫後應對指南滯後、醫務工作者大批感染、快遞運力不足等問題，人們很容易對這一問題給出答案。這些可見的問題之外，隨着感染高峰進一步擴大，養老院以及醫療條件薄弱的廣大農村和小城鎮，或將暴露出更多「準備不足」的問題。
12月15日，《經濟觀察報》發文《五位養老院院長自述：搶不到抗原藥品、撥不通急救電話、缺乏醫療應急預案》，將目光鎖定養老院，並通過採訪五位院長，反映了更為真實的情況：「沒有任何人通知我們要提前儲備藥品、抗原檢測試紙等物資」，這是受訪者反覆提到的問題；「最希望的是能夠儘快建立養老院與醫院點對點的綠色接診通道，最大限度保證、挽救老人的生命安全」，這是受訪者給出的最緊迫且現實的建議。
承認「準備不足」的同時，也要承認，面對高傳染性的奧密克戎，從嚴防嚴控模式轉入全面放開，在中國這樣的超大人口國家，也的確很難做到「萬全準備」，實際情況往往要比模型推演複雜得多，最終只能是摸着石頭過河。在烏魯木齊大火引發的各地反封控抗議的倒逼下，如何平衡防疫、發展、安全、穩定，在此一階段是高難度動作。最終平衡成效如何，還得依靠時間和實踐檢驗。
二問：北京第一波感染高峰到了嗎？
雖然放開之後，中國各地不同程度進入感染高峰，但其中尤以北京疫情引人關注。從全國範圍來看，自帶關注度的北京並非此輪「與病毒共存」的先行先試者。早在11月30日，當廣州多區宣佈解除所有臨時管控區之際，京畿重地河北保定已經正在遭遇第一波疫情的衝擊。醫院承受陣痛——陽性居民自願靜默——慢慢恢復日常——關注特殊群體尤其是老年群體，這是保定走過的路，北京等地現在正在沿着同一條道路往前走。
所以北京第一波感染高峰到了嗎？雖然北京推出了「京抗原」小程序用以民眾上報檢測訊息，但多數民眾並未落實，而只是採取自我居家隔離模式度過難關，故此沒有嚴格意義上的數據作為依據。國家衛健委也已於14日起不再公布無症狀感染者人數。就《香港01》記者在北京實際感受，隨着日常的回歸，比如商場恢復部分人流等，以及一些醫院發熱門診就診人數的實際下降，可以大致判斷北京第一波高峰已過，第一批感染者正在成為社會面活動的主要群體。
12月17日，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學首席專家吳尊友17日在《財經》年會上對全國疫情做出研判：從12月中旬到1月中旬將是第一波疫情，第一波以城市為主，逐漸會上升起來；第二波是1月下旬到2月中旬，春節前的人員流動造成第二波疫情上升。第三波是2月下旬到3月中旬，春節後返崗返工。這三波疫情構成了今冬的新冠流行峰，持續大概三個月左右。就此來看，更大的考驗還在後面。
三問：騎手支援北京治本了嗎？
隨着感染人數的激增，加之不少快遞騎手感染，故此北京出現大量快遞滯留的局面，如何打通「最後一公里」，將藥品送達至有需要的群體手中，騎手也是不可或缺的一環。為應對騎手緊缺的局面，北京一方面發出號召，呼籲有條件的民眾加入到騎手行列，一方面菜鳥等從河北、天津、重慶等地緊急徵調騎手支援。於是，就有了「在飛機上，在大興機場、在首都機場，到處都是進京的快遞小哥」這樣的新聞。
但騎手支援北京，真的治本了嗎？在這一波疫情的衝擊下，中國各地都面臨着騎手緊缺的情況，從其他地方徵調騎手，確實解了北京的燃眉之急，但卻是以變相犧牲其他地方的實際運力作為代價的。更有效的辦法是，充分發揮社會自組織的力量，除了號召有條件的人加入騎手行列外，北京多個社區已通過建立互助群等方式，來自行打通「最後一公里」，將多餘的藥品共享出來，送抵更有需要的人手中。
同樣的場景，在十年前的北京「7·23」暴雨中也有突出體現，彼時不少私家車組建愛心車隊，接送受暴雨所困的人抵達安全地，成為災難中的積極社會力量。對官方來說，也需要從中看到社會治理的另種可能，這對於「走出疫情」後如何推動治理現代化和社會重建，有着很大的啟示意義。
四問：因新冠去世的人數到底有多少？
過去數日，不時有媒體或社交平台曝出因感染新冠而死亡的病例，但官方一直到19日才通報了最新的死亡病例，這也是時隔兩周之後再有死亡病例的通報。根據國家衛健委消息，18日新增兩例冠病死亡病例，均為本土病例，在北京。同時，重症病例也較前一日增加11例。
而《財新網》早前報道所提及的兩位資深媒體人染疫去世，並未在官方通報之列。據報道，《中國青年報》原副總編輯周志春12月8日去世，享年77歲。報道引述知情人士稱，周志春近日在核酸檢測中發現陽性，北京醫院醫護人員12月6日上門再次抽樣，社區7日晚通知複核陽性，需要隔離，醫用監測手錶顯示他的心臟於8日1點23分驟停。另一位媒體人是《人民日報》前著名記者楊良化，此次北京疫情中，楊良化於12月10日開始高燒，抗原測試為陽性，因抵抗力下降，肺部細菌感染病情加重，在朝陽醫院ICU搶救兩日後逝世，不過目前有關他的報道已經下架。
所以因新冠去世的實際人數究竟有多少，官方和民間的兩個版本或將在一定時期內平行存在。唯一可確定的是，隨着感染人數激增，尤其是有基礎病的老年群體接續染疫，更多的死亡病例將是大概率事件，如何在這樣的關頭最大限度搶救生命，踐行「生命至上、人民至上」，考驗着中國官方的領導力和行動力。
五問：「動態清零」錯了嗎？
此輪放開之後，很多人不免疑惑之前的「動態清零」政策。央視官方公眾號「玉淵潭天」15日推出《三年：三問三答》，回應了很多人的共同疑惑，三問包括：既然很多人都會經歷感染，為什麼要嚴防三年？既然結果是放開，那付出經濟代價的封控還值不值？既然病毒無法消滅，那眾志成城的三年抗議是為了什麼？給出的答案也很簡潔明瞭：我們為更多的人最大限度爭取了時間、我們保住了人也等於保住了生產力、抗議三年是為了實現更好的發展。
就像該文在一開始說的，「一個人吃飯，當吃第三碗飯吃飽時，能說前兩碗飯沒有用，只吃第三碗飯就能飽嗎？看待這次疫情，也是如此，疫情的發展不是片段式的、跳躍式的，我們的防控也一直是持續的、系統的。」《香港01》在《「不要核酸要自由」 中國反封控抗議的虛與實》中已經強調過，從官方層面來看，維持「動態清零」的初衷也是為民眾好，雖然各地執行層面出現了一刀切、層層加碼等亂象，以及核酸檢測機構的造假等，但並不能因此否定政府施政的初衷。放在疫情爆發至今三年的時間周期裏，尤其不能否認中國在早期確實取得了防疫的成效，也保證了低死亡率。
而今，眼見放開之後感染數字的極速飆升，更應該意識到此前「動態清零」的實際難度有多大，因為當守護健康的責任權交給個人，人們才真切感受到了責任的重擔，每個人的身後，都有老人、小孩。而要給14億人兜底的政府，責任重擔可想而知。「動態清零」不可持續不等於整個過程完全錯了，這應該成為我們回看過去三年抗疫時最基本的共識。
現任中宣部長李書磊在早年文章中寫道，「對於我們的歷史，對於歷史中的革命與革命文化，如果我們不能平心靜氣以公正之心去面對它們，那我們就不能正確地面對我們自己、安排我們自己。即使對那些已被判定為惡的東西，我們也要努力戰勝一己情緒去理解它的自身矛盾與複雜性，去理解它的因緣乃至它所包含的善緣，否則我們就仍然走不出它的陰影，仍然有可能撞死在它的上面；宣判只有是公正的才會是嚴正的，幽靈你只有說透它才會真正的驅散它。」對於我們共同經歷的這場疫情，時下「宣判」還為時太早，而如何「走出陰影」，唯有「說透它」，才能真正「驅散它」。這也是國家和個體層面在反思與總結這場疫情時，該有的基本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