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強世功・五｜愛不愛黨背後　台港澳面臨文化政治秩序重大調整

上世紀八十年代，面對香港回歸這一急迫的問題，鄧小平將原本用於解決台灣問題的「一國兩制」作用於香港，並承諾「五十年不變」，也因為這一承諾，「五十年之後怎麼辦」的問題始終縈繞在香港社會，香港的命運探討也始終圍繞2047展開。在香港實踐「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的中期時刻，也就是香港回歸25周年之際，習近平訪港時明確表示，「一國兩制」這樣的好制度「沒有理由改變，必須長期堅持」，自此「五十年之後怎麼辦」也隨之轉變為「香港怎麼辦」。雖然2047大限的夢魘不再，但面對中國之變、世界之變，香港對自身角色和命運的透析，對香港與內地關係尤其是對中國共產黨的全面準確認識，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重要和迫切。

香港回歸26周年前夕，《香港01》記者在北京專訪了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強世功，強世功同時擔任北京大學社會科學部部長、北京大學國家法治戰略研究院院長、北京大學港澳研究院副院長。2004年至2008年，強世功曾擔任香港中聯辦調研人員，結束中聯辦工作之後，出版《中國香港 政治與文化的視野》一書，2022年出版該書增訂版《中國香港 文明視野中的新邊疆》。此外，強世功還著有《法制與治理》（2003）、《文明終結與世界帝國》（2021）等。本次訪談圍繞很多關係根本的重要命題展開，也是對新階段「香港怎麼辦」的一次問道。此為訪談第五篇。

香港01：您在書中提到，「中央治港出現問題，首先應當反求諸己，而不是去抱怨香港反對派，更不應責怪境外勢力。」「如果說存在什麼『香港問題』，那不是『香港的問題』，而不過是『發生在香港的問題』；與其說那是香港的『問題』，不如說那是整個國家的『問題』；病症或許在香港，但病根卻在國家，在全球文明之間的互動」。

能否展開來談談，過去26年，中央治港具體出了什麼問題？在您看來，中央是否意識到了香港問題的病根在國家？基於此，該如何理解新一輪黨和國家機構改革將港澳辦劃歸黨中央直接領導，背後的問題意識是什麼？

強世功：我在書中提出「新邊疆」這個概念，甚至提出「以邊疆為方法」或「以香港為方法」的理念，就是希望伴隨着中國崛起，中國人要有的「兼濟天下」的廣闊胸懷。不能僅僅着眼於中國來看香港，而要從全球的視角來看到香港在中國崛起乃至邁向世界的重要意義。

香港之所成為「問題」（problem），說到底是由於中國古典天下秩序的崩潰，而今天中國面向世界就應當有重建天下秩序的理想。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推動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其實就是表達一種新天下主義的理念，而一帶一路建設中提出的「共建共治共享」的理念乃至推動國際調解，都是這種新天下主義的具體展現。如果僅僅從「國家」的視角看香港，香港問題的確很多，然而從「天下」的角度看香港，香港在國家戰略中始終扮演重要角色。

我在書中提到思考香港要從「問題」轉向「方法」，是因為改革開放之後，我們藉助香港的「一國兩制」學會如何駕馭全球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同時香港也倒逼着中國經濟往上走，並幫助中國政府用法治思維而非傳統道德文化思維提升治理能力。如今伴隨中國崛起和中美全球競爭這百年大變局的到來，如何在全球治理中學會駕馭全球資本主義的自由民主政治，在全球自由輿論環境下掌握國際話語權，無疑成為中國崛起必須完成的必修課。

在這個過程中，面對自由民主的西方話語衝擊，如何掌握文化主導權，如何建構一套自主的知識體系、話語體系、理論體系，這些都要依託於「把香港作為方法」才能深入展開。正是從這個視角出發，我在書的結尾提出香港在未來中國戰略格局中的定位，就是在幫助中國走向全球的過程中，不僅繼續保持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而且要成為國際法律服務中心乃至國際文化傳播中心。

至於新一輪黨和國家機構改革將港澳辦劃歸黨中央直接領導的問題，其實是重建國家治理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面對台灣、港澳、西藏、新疆等問題，我們需要思考：中央對邊疆應建構怎樣的治理體系？中央治理邊疆中的條塊關係應如何完善？就香港問題而言，應該由哪個機構對香港治理負責？過去由幾十個平級的部委機構涉及到港澳治理，後來成立了中央港澳協調小組，而目前的機構改革實際上進一步強化了中央港澳協調小組的職能，有利於中央治港政令統一、步調一致。

香港01：修例風波之後，在香港能感受到兩個明顯變化，一個是前面談到的中國共產黨開始理直氣壯存在，一個是國家安全和愛國主義教育空前強化。共產黨在香港的「脱敏」問題前面已經談過，國家安全之外，關於愛國主義教育，您在書中也有談及愛國標準問題，「在『愛國』問題上，他們（港人）經常會說，他們愛的是祖國的山河和歷史文化，愛的是『文化中國』，而不是『政治中國』，『愛國』並不包括對國家主權在內的政治實體的認同和忠誠。」

對今天的香港來說，愛國愛港之外，該如何應對愛不愛黨的問題？《中華人民共和國愛國主義教育法（草案）》日前提請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據全國人大法工委發言人25日在記者會上的說法，該草案堅持愛國、愛黨、愛社會主義相統一，這對港澳台社會來說，意味着什麼？

強世功：我在書中從文化政治的角度，梳理了「文化中國」與「政治中國」分離的歷史源流，這其實是台港澳地區所共同面臨的文化政治問題，而這個問題的根本結症乃是西方文明衝擊引發的中西古今之爭，並在冷戰格局中形成左翼和右翼兩種不同的現代性方案，以至於左翼支持的新中國代表了「政治中國」，而右翼支持台港澳代表了「文化中國」。然而，隨着冷戰結束和中國崛起，中國共產黨必然要超越五四傳統，積極推動中國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中國共產黨不僅是中國人民的代表，而且是中國文化的代表，是「文化中國」的現代傳人。

因此，什麼是「文化中國」，並不是過去台港澳所說的古典儒家傳統或右翼新儒家傳統，而是目前中央正在推動打通中西古今的現代的「新文化中國」。由此，我們就會看到「政治中國」與「文化中國」匯合融通的歷史大趨勢，共同推動中國崛起並開創現代中國的新文明，即在中國式現代化進程形成的人類文明新形態。因此，「文化中國」載體就不可能是台港澳地區，既不是歷史遺留下來的「九龍城寨」，也不是當年的新亞書院，而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踐和中國文化相結合產生的新文化、新文明。

在這種背景下，台港澳所說的「愛國」、「愛中國文化」就必須面對一個與「政治中國」融為一體的現代的「新文化中國」，這無疑也是港澳台積極參與其中並共同創造的「現代文化中國」。我相信，這對於台港澳乃至整個海外華人，都會面臨心靈秩序、文化政治秩序的重大調整。我們與其糾纏在五四以來的歷史糾葛中，不如面向未來，「團結一致向前看」，共同創造新的中國文化，而「創新」才是真正的現代精神。我相信，這是兩岸四地乃至海外華人共同面臨的文化重建使命，其意義遠遠超越歷史上的五四運動。

香港01：對於您在《中國香港》一書中的論述，香港作家陳冠中在《中國天朝主義與香港》一書中將其歸納為「中國天朝主義」，其意義為「中國並非西方所言的民族國家，而是以清朝作為政治參考的『傳統中國政治遺產』繼承者。」陳冠中進而指出，這種「天朝主義」雖然強調「多元一體」，但更強調中央的主權及國家認同，邊疆的設立只為配合中央的需要，其意識形態及價值觀受中央主導及同化。因此，這種天朝史觀具體呈現的，實為中國同化香港的愛國定義的過程，即由鄧小平時代「愛中國的歷史文化」轉變至現今「愛政治實體」——黨是政治實體，國家是黨達到天下大同、推行天朝主義的「器」，傳統文化的政治概念便用以捍衛政權的合法性。結合現實政治演變發展，您對於陳冠中的這一歸納怎麼看？

強世功：感謝很多香港朋友們對我的著作的關注，究竟贊成或是批評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都在思考共同的問題，即通過香港思考古典中國向現代中國轉型中的歷史命運和未來走向，也就是剛才所說的中西古今問題。這些不同的思考恰恰形成有益的對話，有利於激發彼此的思考，以不同的支流最終匯入中國現代文明的大江大河乃至大海。

「天朝主義」的說法包含着對傳統中國天下秩序的揶揄，無疑隱含着香港的城邦想象。解構中心、權威乃至記敘述歷史偉業的宏大敘事，這種後現代思潮很容易滿足成為美國主導的世界帝國體系中的臣民，在「小確幸」中尋求自我安慰。這不過是台灣、香港在特定歷史背景下的主流意識形態。我相信，隨着世界秩序的變遷，年輕一代香港人乃至台灣人會有新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