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BA被禁】「鍵盤俠」的狂歡:中美輿論之爭

撰文:江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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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企業割席到政治站隊,莫利事件的影響仍在持續。問題在於,從各國政要到中西方媒體,發生在香港的示威運動所產生的爭論已足夠多,一個體育領域的表態為何能同時攪動上至總統,下至普羅大眾的中美兩個輿論場,成為此事件至今為止最具輿論影響力與市場效應的輿論事件?

從中國籃協、中國官媒、中國外交部等一系列的官方身份接連發聲,美國參眾兩黨多位議員乃至美國總統特朗普(Donald Trump)都要站出來說兩句,已經可以知道莫利事件所引發的輿論風暴有多強烈,但事實上,推動這個風暴形成的還有中美兩個龐大的網民群體。

互聯網帶來的輿論音量

從莫利事件可以清晰的看到,中美官方,傳統媒體曾長期在政治、意識形態等議題上扮演主要發聲角色的情況正在發生變化,如今這些領域的碰撞已不再僅僅侷限於官方渠道的脣槍舌戰,民間輿論正在成為影響事件走向的重要力量,且一定程度上起到敦促官方表態的作用。

今天整個世界的輿論場因為互聯網的出現,發生了極大的改變。一個小小的鍵盤,正通過互聯網轉化為「輿論音量」,切實的影響這個世界。

莫利在10月4日發佈的那條關涉香港示威運動的Twitter實際上在不久後即刪除,但如今那條Twitter的截圖已經流傳於各大網絡,這其中「網民」扮演了最直接的作用。而在莫利涉港言論引起關注後,NBA從一開始試圖與中國輿論避免衝突的聲明到觀點突出強調「支持莫利」的轉變也是考慮到其國內強大的輿論壓力。在美國的Twitter、Instagram,在中國的微博、微信, 發表政治觀點的,發泄個人情緒的,甚至蹭熱度的都試圖在莫利事件上營銷自己。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輿論景象?這個時代,人們正在互聯網的技術普惠下充分享受着「說話」的新鮮感。互聯網之前,無論好是報紙、廣播、電視等媒介都只是利益階層、知識階層等的渠道「壟斷」,普羅大眾並非沒有說話的自由,而是缺少向公眾傳播的途徑。但今天活躍在網絡上的民眾,他們享受着已經被技術消解的話語特權格局,只要擁有一部手機,人人都可以與總統一樣向外界發出自己的聲音,只要你的觀點夠精彩,夠吸引人,就可以在這個輿論場中成為KOL。

互聯網的出現,讓公眾參與公共討論的標準、成本降低,這也就意味着普羅大眾的聲音在技術的幫助之下被更廣泛的呈現出來,社交媒體時代的來臨不僅是對既有輿論生態的一種挑戰,也在反過來影響着現有的事務議題。

大國之爭與小民情緒

自媒體的出現確實給網絡輿論的興起提供了基礎條件便利,網絡輿論勢起的另一個重要原因在於民眾表達意願的提高。

由於技術的不可證性很難講互聯網出現前後,民眾參與公共討論的意願究竟有多少實質性的變化,但從需求理論的邏輯,這個答案應當是有所提高的。

今天,之所以有莫利事件、有Dolce & Gabbana辱華事件,有抵制台獨企業等等事件,一個大的背景是中國國力的增強,正在愈來愈多參與到國際的公共事務之中,民眾生活水平提高,對國家地位、身份認同的需求,也會令更為強烈及敏感的摩擦不可避免地出現在中外輿論中。

發言的成本降低也讓輿論場出現一些負面的現象:更便捷的信息獲取及表達渠道,令片面、缺乏理性思考的觀點,甚至是純粹的個人情緒發洩,得以迅速發佈並流傳。網絡的集群效應所形成的跟風與站隊,令輿論呈現出非黑即白、非對即錯的局面,傲慢與極端取代了理性及同理心,乃至引發網絡暴力。

無論是中國、美國、香港、台灣,抑或是其他地方,都有這些參與網絡暴力的「鍵盤俠」。圍繞NBA的爭端只是一個表象,其背後是中美互聯網群體在輿論時代進一步地凸顯着大國之爭和意識形態對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