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一個發明了返工?  政府設「基本收入」再掀討論

撰文:陳奕謙 甄梓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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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life balance,不少人念茲在茲,但現實總是殘酷。每天都沒了沒完,那份疲倦,由心底發出。問世間,工作為何物,直教人沒了生活。
如果,政府每個月都給我們派錢,又會如何?到時候,我們不用再為口奔馳,可以做想做的事。這個看似異想天開的做法,通常稱之為「基本收入」。在世界各地,愈來愈多人探討是否可行。就在上個月,瑞士人為此發起了一場全民公投;加拿大安大略省也為派錢留預算,荷蘭更有城市將會在半年後就試行。
不論是基本收入,還是最低工資或標準工時,現代人願望其實都很基本:生活,而非只是生存。

瑞士公投前,有民眾在日內瓦放置大型海報,鼓勵民眾思考獲得基本收入之後,會如何生活。(路透社)

在歐洲一處岸邊,一男子走在路上,衣冠楚楚。他旅行途經此處。向海邊一望,看見一名漁夫在船上打瞌睡。這遊人上前問他:「你為什麼不幹活呢?」漁夫答:「我早上已經打到魚,足夠了。」

遊人滔滔地說,多了的魚可以拿去市場賣,然後多買艘船,做一門大生意,賺更多的錢。漁夫問:「然後呢?」遊人答:「然後你就可以優哉游哉,坐在岸邊享受日落,品味人生。」漁夫說:「我現在正是這樣。」遊人頓時語塞,默然離去,心裏思忖着剛才的對話。

工作為了生活,還是工作就是生活?

不愧是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德國作家伯爾(Heinrich Böll)在1963年寫的這個故事,內容雖短,但智慧可大。多年以來,不少人借其神髓一再改編,轉載又轉載。有時是銀行家遇上漁夫,又或是美國商人與墨西哥漁夫,但萬變不離其宗。

伯爾的故事令人重新思考,問題不只是工作多或生活少,而是工作與生活應該是什麼關係。

工作對大部分人來說,就是為了滿足生活所需,正如《聖經》中的亞當要「汗流滿面才得餬口」。這相信是人類社會一直以來的常態。從澳洲北部的土著Yir Yoront身上,也可略窺一二。在1903年與歐洲傳教士接觸以前,他們仍停留在石斧層次,保留了原始生活。這族人一星期有兩至三天都會用來打獵,維持生活所需,其餘時間則用來互相認識,跳舞為樂。

雖然在外人眼中,打獵就是他們的工作;但對土著來說,打獵卻是生活的一部分,甚至連工作與生活二分的概念也沒有。

正如伯爾筆下的漁夫,打魚就是他的生活。但若果他聽從了遊人的建議,賣魚、置船、做生意,打魚或許就成為了他的工作,要為錢奔馳。

工作性質的演變,在歷史上一個明顯的例子,要數英格蘭在18世紀的圈地運動。當時海上航道開通,加上發現美洲大陸,英格蘭人發現將羊毛賣到海外,有利可圖。

於是不少富農大規模圈地為己有,以商業運作模式僱用農民,另有不少人被迫離開土地,進入城市成為工人。「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耕作原本就是生活,中外皆是。但歷史發展下來,商業邏輯成為主宰之後,工作就不再是生活一部分。

當金錢不是花在人的生活上,而是用來賺取更多金錢的時候,這稱之為「資本」。
《資本論》作者
馬克思
馬克思(Getty Images)

資本異化工作 人類反成齒輪

19世紀的德國人馬克思(Karl Marx),把這個問題說得相當清楚。他在而立之年搬到倫敦居住,並在那裏撰寫了《資本論》,成為後世經典。

在以前的社會,不少工匠都有專業知識,一門手藝,每一件產品都是由他們巧手製造。正如農業的圈地模式,後來工廠制度盛行,一切都變得不同。

社會上不再有工匠,只有工人。工人在一連串的生產流程中,如同一枚齒輪般運作,以往的手藝不再重要。工作不再與生活合而為一,而淪為一件苦差事。

或許更準確來說,這也不能稱之為工作。正如上世紀哲學家阿倫特(Hannah Arendt)的區分,以重重複複的動作延續生命,只能算是勞動。以前工匠所作的,有始、有終、有一件成品,那才是工作。

更甚的是工業革命以後,機器引入,工人每一天可以生產更多,但當工廠老闆賺到更多的錢,卻不是用來回饋工人,而是請人、擴廠、買機器,並進一步製造更多財富。

當金錢不是花在人的生活上,而是用來賺取更多金錢的時候,馬克思稱之為「資本」。正是資本的運作邏輯,令工人每天拼命付出卻得不到應有成果,但生活無所改善。

早在1930年代,經濟學家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曾預言,隨着科技進步,生產力提升,未來的人不用再花長時間工作。他相信在一世紀之後,亦即2030年,我們都能夠活得休閒,快快樂樂地生活下去。這圖畫何等美好,似乎難以成真,與我們所經驗的相距甚遠。

問題或許在於凱恩斯忽略了資本的特性──貪婪。資本的累積可以說是沒有盡頭,生產力即使提升,人還是要幹更多的活。

未來的人不用再花長時間工作。相信在1930年代的一世紀之後,亦即是2030年,我們都能夠活得休閒,快快樂樂地生活下去。
經濟學家凱恩斯

知足常樂還是工作才能快樂?

要抗衡資本,不少人都會說關鍵在於知足,包括英國的史紀德斯基父子(Skidelskys)。一個經濟學家、一個專研哲學,他們在2012年合著《多少才滿足》,主張人生不能無止境地工作,無窮盡地賺錢。兩父子提出健康、友誼、尊重、閒暇等七件事,才應是人生值得追求的目的。

聽來很理想,卻是知易行難。對於很多人而言,衣、食、住、行樣樣要錢,無汗出又如何有糧出?亞里士多德說:「忙碌為了休閒,休閒帶來幸福」;廣東人說:「辛苦得來自在食」;對於不少打工仔而言,辛勞工作只為飛──到外地旅行。但十天八日後,我們還是要重回現實。對他們來說,工作本身不具意義,只是為了別的原因。哲學家稱這為工具價值,與自身價值相對。

但問題是原本只是工具的金錢,往往卻成為了不少人的目的本身,工作原本為了生活,現在生活卻只為了工作。這種現象,馬克思以「異化」二字來形容,淺白來說就是本末倒置。所謂異化的生活經驗,香港人絕不陌生。「有返工,無放工」,時間都花在公司,下班後多睡數小時,又是時候上班。在瑞士銀行去年調查中,香港以每周平均工作50小時多,冠絕全球71個城市,比平均數36小時更是多出一大截。當工作支配人生,人就如同希臘神話中的西西弗斯,將巨石推上山頂後,滾下來,再推上去,永無止境。

以重重複複的動作延續生命,只能算是勞動。以前工匠所作的,有始、有終、有一件成品,那才是工作。
哲學家阿倫特

政府保證基本收入 解開工作枷鎖

要解脫,只在心態上知足未必管用,有人認為可以從根本入手,嘗試將巨石挪開。但若不工作,人又如何去旅行,怎可吃得好?「基本收入」或許幫得上忙。這理念的變奏有不少,但主調都是由政府直接派錢。可以是一筆過派錢以後,政府便不再提供教育、醫療等福利,全由民眾用者自付;又有政府會設定入息界線,集中幫助窮人。有了這筆基本收入之後,民眾便不用再「睇錢份上」營役,為了過活而做不喜歡的工作。相反他們有經濟能力和更多時間來追求自己的興趣,踢足球好,玩音樂好,從事藝術也好。

瑞士在上個月就此舉行公投,雖然沒有指明基本收入金額,但有人倡議每名公民每月可獲發2,500瑞士法郎(約2萬港元)。反對聲音抨擊這是「馬克思主義美夢」,認為政府將會開支大增,而且不少懶人或會不再工作,只靠派錢過活。最後逾七成選民投下反對票,瑞士無緣成為第一個實行基本收入保障的國家。

香港人每星期平均工作50小時多,比起其他城市多出近15小時。(Getty Images)

的確有很多問題值得考慮,經濟生產不多的時候,政府是否還能持續派錢也成疑。但問題其實未必在於可不可行,而是社會有沒有給予機會一試。加拿大安大略省就決定不再紙上談兵,在今年的財政預算率先宣布先導計劃。具體做法雖未敲定,但政府可能會劃定年薪底線,為低收入人士補貼差額。荷蘭的烏德勒支更打算在明年一月一日推行基本收入方案,實驗政策是否可行。

就算此路不通,要在異化的資本社會中尋回工作意義,當然還有方法,就是令工作不是手段而是目的,有其自身價值,推大石就不再是苦差事。不少人即使只得小本也愛創業,一展所長,所做的事就是所鍾愛的事。換個角度看,就像昔日的農民自給自足,或是工匠製作生活家具,工作與人本有內在關係,從不脫離生活本身。

如果每天工作只是四小時,生活又會是怎麼樣?可以與朋友見面,跟家人共敍天倫,還有行街、看電影、學外語、買菜下廚。上世紀哲學家羅素(Bertrand Russell)在短文《閑散頌》中,認為八小時工作可減至四小時,既不會無聊,同時能留有時間生活。

如此的Work-life balance,相信對不少人都是夢寐以求,但也是遙不可及。要工作「恰如其分」,不「喧賓奪主」,或許還要從根本入手,重新思考工作的本質,甚至改變社會的運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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