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蔭權案】終審法院一致裁定曾上訴得直　毋須重審

前特首曾蔭權被指在任處理數碼廣播牌照時，與申請牌照公司的股東洽談租約而未有向行政會議申報。他被裁定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成，並已服畢一年刑期。惟他仍就定罪向終審法院提出上訴，並質疑原審法官引導陪審團時出錯。曾在今年初出獄時曾稱：「尋求真理清白要堅持。」終院今（26日）頒下判詞，裁定曾上訴得直。

曾感謝法庭還他清白

曾現與家人歐遊，他並沒有現身法庭，只由律師代表到法庭領取判詞。曾蔭權之後透過公關發表聲明，對這纏訟7年的案件終完結心滿感恩，並感謝太太要他堅持，讓法庭還他清白。他亦稱，很擔心履行公務，在不涉貪腐的情況下，遺漏申報利益而被列作刑事罪行，若這成先例，並成為往後的法律依據，令公職人員為避嫌而不積極參與決策，導致施政失效。曾稱他很感謝終審法院判他勝訴，不枉他當日堅持信念。

案件毋須重審

終院一致裁定上訴得直，撤銷曾的定罪及判刑。由於曾已服刑完畢，認為案件重審並不符合公義要求，因此不作任何重審命令。終院法官指出，曾蔭權罪成的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其案情建立在曾蔭權和黃楚標的交易未能被證實為貪污的基礎上。是次上訴主要爭議，是曾蔭權是否「明知故犯」地不作出披露及其「嚴重性」。

不披露不等於隱瞞

終院指，原審法官向陪審團總結案情時，指「明知故犯」可以理解為「有意」，而非意外和疏忽。惟終院認為原審法官在此方面指引不足。當決策者作出相關決定時已經考慮是否需要披露自己在當中利益，但決定毋須這樣做，此決定或可被稱為「有意」，但他只是不知道或不認為有責任披露，便不能被稱「明知故犯」。

一個有意識地不披露決定，雖然決定是錯誤，但不等於隱瞞。在不涉貪污成份的案情中，「明知故犯」這元素富有爭議性，但原審法官指引時未予以解釋。

必須考慮不申報的動機

此外，原審法官指引「嚴重性」元素時，指它必須是「嚴重而非瑣碎的」，並要求陪審團考慮曾的職責及官職，以及他偏離職責的程度。

惟終院指，此方面的指引同樣不足。在本案中，由於未能確立貪污一事，因此在評估上訴人偏離職責的性質、程度和可引致的後果，便必須考慮他不申報的動機、有什麼要披露等，但原審法官未有就此作出妥當分析。

2015年被起訴案歷時近４年

現年74歲的曾蔭權，於2012年快將卸任行政長官時，被傳媒揭發他曾與內地富商洽談深圳東海一物業，曾事後到電台解畫，承認計劃租用該單位作退休居所，但因疏忽未有申報。至2015年9月，廉署正式落案起訴他2項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案件轉至高等法院開審前數月，控方突加控他1項行政長官收受利益罪。

兩次審訊一項罪成

曾蔭權的案件，於2017年初正式開審，但首次審訊中，只被裁定1項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成，即指他未申報與黃楚標洽談租約的指控罪成，被判囚20個月，另一項指他推薦為他作設計工程的建築設計師何周禮授勳，而被控的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則罪脫。控方就曾收受利益的控罪重審，惟陪審團仍未能達成有效裁決，故曾最終只背負一項罪名。他去年就該罪上訴，只獲准減刑至12個月，曾即回獄中服刑，今年1月已刑滿出獄。

雖然曾已刑滿出獄，但他仍未有放棄就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的定罪作終極上訴。該罪指曾於2010年1月1日至2012年6月30日期間，以特首及行會主席的身份，參與處理雄濤廣播的牌照等3 項申請時，未有向行會申報，他當時正與雄濤股東黃楚標在深圳東海花園物業洽談租約。

強調曾只是判斷錯誤 

曾蔭權在終極上訴時，再聘用英國御用大律師萬江儀，萬聆訊時稱，曾案發時是認為他和黃楚標洽談的租約是真實的交易，租金是合乎市價，因此未有申報。萬江儀指，曾蔭權只是判斷錯誤，而非惡意隱瞞。惟原審法官引導陪審團時，遺漏此重要的控罪元素，未有就曾蔭權在案發時知道其不申報行為屬不合法作出指引。惟終院首席法官馬道立卻質疑，披露租約實屬常識。

萬江儀又指，原審時陪審團未能就另一項涉貪污元素的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達致有效裁決。在欠缺貪污元素下，原審法官未有就什麼利益衝突需申報，或會引致的嚴重性等提供指引。

控方強調曾故意隱瞞

代表律政司的英國御用大律師David Perry則指，曾被裁定罪成的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並非以貪污指控為基礎，而是指他故意作出隱瞞，未有向行會申報相關利益衝突。David Perry續稱，涉案事件在2012年被傳媒廣泛報道後，曾蔭權向外界的說法中，未有提及他疑曾收取李國寶的35萬元的事，以解釋涉案的租約等。David Perry又指，原審法官沒有錯誤引導陪審團，亦有提醒陪審團獨立考慮每項控罪，認為定罪穩當。

案件編號：FACC 29/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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