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多聲道｜我們討論的，是哪個香港？

作爲資源高度匱乏經濟體，香港長期依賴敏銳的商業關係，以及靈活變通的管治，維持傲人的經濟和社會成就。回歸二十五年，香港站在一個新的歷史台階上，此刻的我們必須撫心自問，願見怎樣的香港？我們應該基於什麽原則維持一國兩制良好管治？兩位青年筆者將從過去，現在及未來思考香港和國家前景。

來稿作者：文曦浚、歐陽家熹

要探討香港的過去，我們必須思考香港身份認同所造成的衝突，並從香港歷史如何被詮釋的前提下理解，究竟香港的歷史被想象成什麼。

印象與歷史

什麽符號代表香港？這一切指向六七暴亂（或六七事件）後，港英當局所重新構建的社會認同——亦即所謂的「獅子山神話」。面對兩岸三地的意識形態鬥爭，香港自1945年迄今，一直因其作爲自由貿易港的地位，而深受意識形態分野帶來的高度身份撕裂。簡單舉例，香港大學中文學院、中文大學等機構的創建，本身就是知識份子在接受殖民地管治（至少是逃避台灣抑或內地的選擇）的前提下，揉合反共思想與中國民族主義的體現；而1967年的事件，一方面震動了本來就對香港控制能力信心不大的倫敦，同時亦催使各方盡量維持香港現狀，為不同力量各自換取更多有利於己方發展的時間。

自晚清迄回歸一刻，香港之於内地現代化進程擁有無可否認的地位：的確，它和上海、青島等港口城市，同爲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力量與買辦階級向内地進發的基地。但對近代史上的中國而言，它們——尤其是為大英帝國控制的香港——在清朝乃至民國喪失貿易主權，以及對東南亞的影響力的代價下，換來了先進思想、知識貿易品進口，以及人口流動的渠道。然而，對内地擁有從財經、到貿易，乃至意識形態上位的香港，隨著二戰後的形勢發展，慢慢獲得了與中國國民身份出現割裂的敘事，一旦優越地位出現被挑戰的情況，則陷入重大的意識形態危機中。

興許改革開放初期，對「獅子山神話」的凝固至為關鍵。相對八十迄零零年代的内地，繁榮的香港提供了優裕的生活質素，形成幾近碾壓的物質和精神優勢。同時，其相對東亞舉足輕重的貿易地位，亦誘使各方默許保留香港現狀，滿足急需資本、科技與市場經濟管理經驗的内地，以及需要廉宜勞動力、優質資源及低成本生產地的各工業國。作爲面對衰落而試圖維持經濟霸權的殖民帝國、與方興未艾的解殖政權在貿易、意識形態衝突和情報收集的平衡點，香港身份的塑造，既依賴於相對中國内地的繁榮，同時亦依賴殖民者的管治，保留不斷流入知識、貿易量及國際接觸的優越地位。此種情況下，香港身份與内地和（李登輝上任前）台灣皆推崇的中國國民身份，微妙的割裂開始被放大。

歷史的印象及其後果

至此，香港公眾和知識分子的歷史記憶中，對現代中國歷史，乃至中國國民身份、國家建構的描述，都出現了在今天看來，乃是偏差的傾向。必須承認，香港的繁榮建基於歷史的意外：就算抛下清廷與義律就舟山的私下協議，香港的發展背景之於全世界，尤其是後發現代化經濟體的參考價值，實際上多限於依賴香港的後方——陷入混亂、貧窮，後來得到和平後又要同時應對冷戰兩極的中國内地的背景之中。

遺忘這個背景的後果是什麽？四小龍的神話固然迷人，但造就香港的繁榮的格局，本身就不可能持續。在中國共產黨成功統一除台灣以外的内地、完成工業化進程中的原始資本積纍、構建並維持不斷升級的經濟、政治、國防、科技複合體後，中國内地也許依然面對著扶貧、環境、社會精神文明建設等急需解決的問題，但自主進行現代化的進程已經開啓，依賴少數的港口城市以及依附在普遍貧窮的不平等貿易狀態的買辦精英的狀態從根本上不再可能發生。

遺忘這個背景的後果，就是面對著來自内地城市越發激烈、有力的競爭時，香港的知識份子、政治精英、以及輿論場上的參與者都陷入了宏觀視野的困局。港口貿易的優勢可以通過自動化，配合零關稅貿易區被化解；知識流動的自由隨著日益龐大的留學生與網民群體，慢慢成爲一道自然的風景，而不是屬於香港的特惠。一而再，再而三地抱著舊日歷史遺留的優越感，而拒絕承認目前經濟產業單一呆滯、新世代缺少增長的突破口、發展政策方向機械地根據冷戰時期遺留的前設而不斷自我重複，陷入日益依賴優惠政策而不能造血的局面——這，就是遺忘的後果。

怎麼向前看？

對内地深刻的誤解的世代能快速地適應新時代，大概是某種天真的想象。然而，隨著1990-2000世代開始成爲香港勞動力主力，如何擺正香港未來發展、政治參與者思維的方向，成爲了重要的論題。在爾後的文章，兩位青年筆者將在此背景下，奉上一點對如何思考香港在一國兩制下的地位和方向的文字，以期拋磚引玉。

作者文曦浚是明匯智庫政策研究助理，歐陽家熹是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碩士生。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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