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貿易戰】貿易戰背後 中美結構性問題爆發
特朗普上周四（5日）發表聲明，聲言已下令美國貿易代表署額外對1,000億美元中國進口商品加徵關稅，以回應中方「不公平的貿易報復行動」。撰文：趙觀祺
特朗普在聲明中指，按照美國《貿易法》第301條的調查，「中國曾侵犯美國知識產權，不過中方無意改善貿易上不公平的舉動，反而實施關稅損害美國農業及製造業」，是故下令貿易代表署「考慮是次加稅決定」。特朗普指涉的所謂「不公平的貿易報復行動」，事緣其於本月3日向中國進口的1,333項共值500億美元商品加徵25%關稅，中國財政部隨後對美國大豆及汽車等106項商品加徵25%關稅以作回應。
貿易戰似戰非戰 特朗普力爭對華籌碼
美國中期選舉將至，中方針對美方的反制措施已引起特朗普的核心支持者（第一、二級產業工人）反彈，究竟特朗普在打什麼算盤？其一，綜觀中美近30年貿易史，美國對中國共計發動五次貿易戰，結果皆是通過談判解決，中國為此皆會作出許些讓步。特朗普也許天真的認為，中國會屈服。
從白宮首席經濟顧問庫德洛（Larry Kudlow）對美國國內的言論可見端倪，他先是在白宮對記者宣稱，貿易代表署目前公布的只是對華301調查徵稅產品「建議清單」，又謂在「未來至少兩個月內還不會真的付諸實施」，更期待「中國做出讓步，並與美國達成協議，展開合作」；後又對深受中方反制的業界人士指，貿易行動是「為了堅持自由貿易的法律與慣例，而不是為了貿易戰」，他「對市場的焦慮感到理解，惟認為不應該對貿易行動作出過度的反應」，「關稅政策可能不會付諸實施，美國現在的政策是迫使中國進行談判」。
其二，特朗普有鮮明的重商主義傾向，認為美國的貿易逆差就是將市場和就業拱手予人。加之，美國精英階層似乎有了一個共識，即使犧牲一些利益也要遏制中國的上升勢頭 ，特朗普如此做，可以得到除了草根階層之外的更多支持。
中方「奉陪到底」揭示東西變局
然而，特朗普的如意算盤能否輕易打響？習近平上台後，在外交上一改鄧小平時代「韜光養晦」方略，調整為「積極有為」，既積極參與全球治理，極力扭轉原來以西方價值與權力結構為基礎的國際秩序，在歐美孤立主義盛行之背景下，扛起全球化大旗，又在南海紛爭、中印邊境衝突等問題上維護了國家利益——如此一切，皆闡明特朗普此着似乎「捉錯用神」。
事實上，打從所謂貿易戰開展，中方即以不卑不亢的態度回應美方。有別於此前幾次貿易戰對美相對寬柔的態度，中國此次回擊迅速，作出一系列反制措施。商務部副部長王受文接受官媒訪問更指，「中方做法是被迫採取的，是克制的」，「中方是不願意打貿易戰」、「但是也不怕打貿易戰，如果有人堅持要打貿易戰，中國奉陪到底」。
中國駐美大使崔天凱日前會見美國代理國務卿沙利文（John Sullivan）時，重申中方在中美經貿問題上的立場，要求「美方及早摒棄單邊主義、貿易保護主義的做法，停止對華301調查，通過對話協商的方式同中方解決有關分歧」，並直指中國將「奉陪到底」，「看誰真正堅持到最後」。崔天凱1996年以外交部發言人身份回應貿易戰時，以「中美知識產權分歧只能平等協商解決，對抗絕對沒有出路」為回應；22年過去了，「奉陪到底」背後的意義，遠大於字面本身。
中國重構國際話語權
這一句「中國奉陪到底」，深刻地反映出一個事實——世界正處於東西方結構性變局、邁入多元多極的國際格局中，中國意在重構失落百年的國際話語權——其話語權之重構並不限於「硬指標」上，是連帶政府治理、經濟發展模式（中國方案）、為世界各國提供另一種思維方式的一種話語權重構。中國崛起了，與身處西方價值與權力結構建制核心的「龍頭大哥」美國發生衝突，可謂必然，亦是前文所說的「關口」之義。
中國經濟「奇蹟式」增長了40年，當一個迅猛的「奇蹟」維持40年之久且仍在行進，自然會被研究、參考，甚至成為一種方案與價值。美國著名日裔政治學家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上世紀90年代高呼西方自由民主制將是「歷史的終結」，謂其為「人類政府的最終形式」；然而20多年過去，福山期許的歷史終結並沒有到來。相反，「摸着石頭過河」的中國卻另闢大道，甚至在孤立主義於西方盛行的今天，扛起全球化大旗，成為國際政治中的一股穩定力量，走出一條屬於中國的道路——中國不走「西方道路」而冒興、甚至接替美國，成為全球化旗手的歷程，亦驅使西方學界（以美國為主）發展出「中國崩潰論」到「中國威脅論」，再演變出如今所謂「中國銳實力」（sharp power），用以「解釋」中國崛起。
美國未擺脫冷戰思維
正如學者鄭永年分析，當中國開展改革開放之時，西方期望中國會走上西方式民主道路，然而中國卻發展出自己的政治模式，甚至近年中國積極參與國際事務、與各國一同協進全球治理並提出「中國方案」時，「西方就莫名其妙地感覺到了威脅」；更甚者，鄭永年指西方有人認為，「中國的威權主義政治體制已經對非西方國家產生很大影響，愈來愈多國家會仿照中國的體制……在西方看來，這是對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最大挑戰和最大威脅」。
是次貿易問題充分反映出美國（西方）對中國的誤解，甚至是其背後的冷戰式思維。特朗普在競選美國總統時強烈指摘中國，指其進行不公平貿易；這種論調背後的邏輯，是指中國存在着大量國有企業，國企受國家大量補貼甚至可謂國家的延伸，作為私人企業的西方企業不僅與之競爭並不平等，而國企在國際市場上的行為亦是政治原則高於經濟原則，此種被西方認為「國家直接干預」的經濟模式，甚至被西方學界冠以「國家資本主義」之名——正如蘇聯的經濟模式被視為對西方自由資本主義模式的最大威脅，西方有不少精英視「中國模式」為西方自由資本主義的最大經濟威脅，甚至是中國向外擴張的手段。
華府精英矛盾心態 自製焦慮
這種對華的冷戰思維，最大問題在於「不合時宜」，對美國老百姓本身亦是不利。中國並不是蘇聯，亦已告別「輸出革命」。正如習近平此前訪美指，「寬廣的太平洋兩岸有足夠空間容納中美兩個大國」，高度全球化的今天，從根本的經濟情勢上更不能與美蘇對抗年代同日而語——中美不僅在經濟命脈上互存互補，世界第一、第二大經濟體的對抗更會對全球經濟造成重大打擊，對宣稱要解決美國國內就業問題與提振經濟、且面臨中期選舉考驗的特朗普，自非好事；對剛剛走出將近八年的金融危機陰影的美國，更是打擊重大。
正如經濟學者沈國兵指出，「中美貿易逆差乃因中美雙邊互補性貿易結構使然，並不能通過製造美中貿易摩擦來解決」。據沈的分析，1995至2015年美國對華年均貿易逆差排名前24位的三分位產品，其貿易逆差佔到美國對華貨物貿易逆差的88.0%；中美在其中的23類產品上呈現出貿易差額相反的貿易互補性，「這證實即使美國不從中國進口這些產品，美國也會從其他貿易夥伴那兒進口這些產品，國際分工生產決定着美國在這些產品上將呈現持續的貿易逆差失衡」。
此話意義是，在全球化的國際分工情勢下，美國在不同商品、不同行業同時存在貿易順差或貿易逆差實在正常——其實美國很清楚，雖然美國繼續扮演世界領導者，但各種地緣政治問題都無法擺脫中國的影子；任何貿易討論，少了中國就少了世界的一大部分。特朗普執政承諾之一是重振「美國製造」，這需要大量基建投資，但美國所能掌握的資源無法讓其單獨實現這項工作；美國的科技和工業基礎，包括人口結構，都需要在一些投資上獲得其他國家的參與，中國是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參與者，原因在於中國的工業與價格結構與美國非常匹配互補。中美在這個層面合作，既有利於中國，更有利於美國。
中美關係的結構性問題其實一大部分取決於美國如何調整其心態。在全球化的今天，冷戰式思維並不可取，多邊合作方是正道。一如美國一眾傳統精英的矛盾心情——一方面希望延續美國的「偉大」，希望這個立國不夠300年的國家繼續保持「龍頭大哥」地位；另一方面，美國人心裏明白，中國的崛起必然挑戰美國的世界地位，這令他們焦慮。然而，也正是這些傳統美國精英亦有不少生意在華，心裏清楚明白中國崛起並不一定有損美國的繼續發展，甚至是有利於美國經濟。這次特朗普挑起的貿易戰，是中美今天必須要過的一關。這不是一個貿易的問題，是結構性問題的爆發。而中美的較量也正是源於這種關係之中的結構性格局。
上文刊載自第106期《香港01》周報（2018年4月9日）《貿易戰背後 中美結構性問題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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