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撥款．四】講師地位「高危」 奢談社會參與
今年大專界相繼爆出講師被解僱的消息，先有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九名半職導師及應用數學系六名教員將於新學年不獲繼約，再有浸會大學宗教及哲學系五名講師有相同遭遇，與此同時，部分講師卻受邀以兼職時薪形式任教同類課程，所需薪金變相減半。八大院校本屬教資會公帑資助機構，年獲逾170億元撥款，理應毋須動輒裁員，為何今日的大學講師變成朝夕不保的「高危職業」，待遇如斯不堪？
「中國人的社會，始終覺得讀書多有着數，但這只是很籠統的觀點，學術界裏的不同位置有着不同待遇，很難一概而論。」在香港大學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擔任助理講師的阮穎嫻坦言，為了令資源更有彈性，大學已變成企業模式的管理。
「教研分家」的犧牲品
本地大學普遍存有「教學職系」及「研究職系」的二元聘用架構：為了讓教授職級人員專注研究，各間大學不同院系會視乎情況，聘用兼職及全職講師等教學人員分擔繁重的教學等工作負擔，好讓教授可專注爭取資助及出版研究指標，令大學排名更上一層樓。
教育資助委員會曾披露大學兼職和全職講師的數目，數據顯示某些大學頗為依賴兼職講師，「短期散工」為數不少。以中文大學為例，在2016/17學年，全職及兼職講師人數共有474名，當中兼職講師達到190名，即佔40%，而三至六個月的合約兼職講師更有159名。
更甚的是，政府於2003年解除對教資會資助大學薪級表的規管，將資助機構員工的薪酬與公務員的薪級表脫鈎。在此情況下，一旦大學部門資源被削減，講師必定首當其衝。「我們（大學的聘任制度）便慢慢變得『彈散化』，變成一個市場，錢是有需要才會用的，成了合約制。」阮穎嫻表示，自己也是以合約受僱，在大學講學，能力固然重要，但更看重的是資源，因此不少人「不會有太大期望，能做多久做多久。」
在阮穎嫻眼中，講師及教授各有苦況，前者任由大學的資源調配，後者則要處理行政、教學和服務等事項，在達到行政和教學要求的前提下，盡量專注研究，做不停手。「現在很多時也將他們（講師）減掉，將資源調配去做研究。有時是視乎你做得『好唔好睇』，有資源的院校或會等你自然流失，慢慢離開及退休，有些可能一刀切。」
她觀察到，大學管理層為了鼓勵學院做好研究，便看排名再分配資源，學院如是，學系如是，結果到頭來「部門有沒有錢請人、維修冷氣，甚至研究生學額也取決於研究表現，你研究做得好便多幾個位置收學生，一層一層這樣下去，到最後整個部門的資源都是為了追研究。」儘管教資會一直強調院校不應向研究傾斜，以獲得撥款多寡作為教研人員的升遷準則，但現實是撥款影響着大學的資源調配，當大學崇尚排名，研究不單是重中之重，學校管理層、學院及學系，再到每位員工，也一層壓一層地備受掣肘，部分講師面臨窘境，與大學管理不無關係。
國際研究 為他人作嫁衣裳
阮穎嫻認為，教育作為公共財（public good），政府給予資助填補私人投資不足的教學資源，以期帶來更大的社會回報，但大專教育有別於中小學教育，除了教育，還講求創造知識及學者的社會參與，「為什麼大學要給錢予一群人，而他們的事業是做學術？因為他們所想所做的可令社會前進，並非由會計師、廚師等工種可完成。他們可以參與社會改革或作出政策建議，去貢獻社會而非只貢獻給學生。」
但當頂級學術期刊大部分以英美主導、本地議題難以出版時，學者或情願放眼海外，未必與本地社會有緊密聯繫。阮穎嫻認為，知識作為公共財，大家均有責任貢獻，但在實踐上不少學者僅為他人作嫁衣裳。這便牽涉另一個層面的討論：大學公帑的使用問題。她指出，大學為爭排名，不但將所有資源投放於研究之上，還要在其他範疇削減資源，這終會演變成「軍備競賽」，「我們會過度轉移（over-shift）所有資源，但這可能是不必要的。」
現時，阮穎嫻不時就土地政策及退休保障等社會議題撰文，出席媒體節目針砭時弊，與她做着相同參與的學者雖為數不少，但更多的是不敢投身社會參與的學者。她說：「有教授為了可以升遷，除了研究外的事都不參與，直情害怕政治參與，要有tenure（終身教職）才敢發聲。」她形容，這扭曲了公共知識份子的身份。
學者藏身象牙塔固然不可取，但無可否認的是，研究主導的制度讓他們既無力又無奈。「如有機會，你會申請助理教授嗎？」記者問。「此行業（教研人員）無法如護士、醫生和社工一樣受到行業的保護，他們的從業人員都來自本地，而我們卻是全球競爭，院校開一個位便會有很多人申請。」正在攻讀政治及公共行政博士的阮穎嫻不假思索地答，一切似乎都太遙遠。
上文節錄自第129期《香港01》周報（2018年9月17日）《講師地位「高危」 奢談社會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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