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研究經費申請被拒 無線充電之父：那是廿年來最好的計劃
自2009/10學年起，教資會每年為大學撥備5,000萬元經常補助金，供大學發展知識轉移，因應通脹作調整後，2016至2019三年期內教資會每年會有6,250萬元撥款，因應每所大學的整體補助金及研究資助款額而定：在2017/18學年，八間資助院校分別獲得約110萬至1,588萬元撥款，大學的研究成果主要分為（一）會議論文；（二）雜誌期刊；（三）學術書籍、專題論文及章節；（四）創意及文學作品、顧問報告及個案研究；（五）專利權、許可證協議、知識產權及註冊公司，當中最後兩項與商品化有關。自2009/10學年起，研究成果總數維持在約2.5萬項，以會議論文及雜誌期刊為主，每年均佔逾六成，有關商品化的研究成果則相形見絀，每年僅約1,000項，佔不足5%，顯示香港的論文數量多，但無法成為研究應用及商品化的基礎，能切實地讓自己的科研成果落地的並不多。
【專訪】無線充電之父嘆科究經費難覓：政府制度僵化令人大跌眼鏡
無可否認，知識轉移所講求的，是將高等院校的知識轉化成在社會可用的技術、專業知識及技能，從而為經濟及民生帶來益處。因此知識轉移本應包括各式各樣的活動，並不亞於將研究成果商品化。本港大學各有角色、宗旨與長短，沒有單一的知識轉移模式適用於所有大學。但如前文所提，香港的科研力量集中在大學，因此大學研究成果如何轉化為商品，將成為本地創科發展的關鍵。面對着本地知識轉移、研究成果商品化乏力的困局，香港大學電機電子工程系講座教授許樹源認為，除了政府沒有政策採用本地科研發展產品外，關鍵更是離不開錢。「香港雖有保護知識產權的法律，但不是給普通市民，你根本沒錢打官司。」他萬般無奈道出事實，即使是院校名下的公司也無一倖免。
他憶述，多年前學校附屬公司與一所上市公司簽約，授權他們採用大學的技術，但後來上市公司說產品與大學並無關係，那時大家才如夢初醒，大學不會用教資會的經費打官司，需要私人股東自行籌錢，「蘋果可以告三星侵權，律師費要『億億聲』，他們有資源打官司。附屬公司有漏洞在於，香港的大學根本沒有資源打官司，大學高層也不會有此決心，贏了他們沒好處，但輸了便要負責。」對研究者而言，一切成果也得來不易，「但大學（附屬）公司只有upside（好處）沒有downside（壞處），有什麼事也不會出來保護你的知識產權。」
鄧蘊美的初創公司ConvenientPower向城大購得無線充電技術授權，令許樹源的無線充電技術不再停留在實驗室。那麼成立公司、與商業世界盡早接軌，是否代表科研可加快落地？許樹源不假思索地說未必，他觀察到在香港，一所公司成功與否，「天時、地利、人和」說來老土，卻千真萬確：「我們有好的產品，也要有好的市場。有時本地即使試驗結果良好，但政府仍不敢使用小公司的技術。」他解釋，若公司的技術及財政出現問題，政府便難以繼續採用，不少官員寧願找大機構，有事便由他們負責。
為支持及推動香港的學術研究，政府於2009年撥款180億元成立基金，其中40億元研究基金的投資收入用於資助研資局的「主題研究計劃」，包含「促進健康」、「建設可持續發展的環境」、「加強香港作為地區及國際商業中心的策略地位」及「促進對香港起重要作用的新興研究及創新項目」四個主題，讓各院校進行較長期、在策略上有利於香港的發展主題研究。每個項目為期五年，資助金額上限為7,500萬元，平均每年資助五個計劃。
他今年再次申請「主題研究計劃」，卻未能再下一城。他語帶失落地說：「這是我在港20年來最好的計劃書，可將無線充電技術推到更新的境界，我相信可在海外拿接近一億元或以上經費，但香港（的制度）限制我們不能申請那麼大筆錢，但教資會投放的錢有限。」
做科研最重要是人及創意 沒有意念便什麼也試不到 並非靠一個建築、請一群人回來壯大架構
許樹源發現，今年有兩個項目與健康醫療有關，「我明白，如果要選擇，我一定會支持一個可以治療癌症、與切身（健康）有關項目，但變相非醫療項目的機會變少。」記者翻查研資局網站，自2011年推出「主題研究計劃」迄今已踏入第八輪，每輪最少有兩個醫療項目入選，佔全部項目近半。許樹源強調並非質疑委員會的決定，歸根究柢是本港推動科研的資金微不足道，僧多粥少，「如每年由五個（名額）變成十個，我們便有機會做想做的事。」
雖然項目質素不能單以成功申請經費與否，以及金額多寡去定斷，但與其他相似經濟體相比，政府研究撥款不足是不爭的事實，獲資助單位眾多，以致好項目未能申請或資助不足的批評也不絕於耳。他批評，港府未善用庫房盈餘及利用大學國際化優勢，提供更好的大學環境，使香港成為教育樞紐（education hub）。他曾就無線充電技術項目申請經費，僅獲約50萬元，但韓國卻數以億元計，笑言常被外國同事取笑：「外國資金大到一個地步，令技術變成國際標準水平。將基本研究到應用研究的距離縮窄，工業界可很快投放資金，變成產品或技術，但50萬元可做什麼？」
政府於去年《施政報告》提出增撥研究資源為八大重點之一，並提出數項措施，包括為大學研究基金預留不少於100億元，惟教資會專責小組於7月方完成中期諮詢工作，距離完成檢討、資金到位仍遙不可及。他慨嘆，政府倚賴金融及賣地，「香港是城市政府的心態，中央政府要求香港做科研，但沒有政策配合。你撥那麼多錢做科學園、做建築，但做科研最重要是人及創意，沒有意念便什麼也試不到，並非靠一個建築、請一群人回來壯大架構。」
現時許樹源在英國倫敦帝國學院擔任講座教授，今個暑假在香港及倫敦兩地兼顧教學及研究。歲月催人，不少教授受退休年齡拘囿，許樹源也不例外，他明言不會坐以待斃，為了盡早開展研究，會選擇將項目概念轉移與海外大學合作，讓他們為項目申請經費。「我還有七年便退休，不會等教資會給錢，也不能沒錢便坐着乾等，只可將項目轉移出去，外國研究員與香港團隊也有份參與。若與外國研究員合作，換來知識產權外移，這是因為我們沒錢。」如果能解決政治官員及初創企業之間的矛盾，香港的科研成就絕不亞於此，「但這個結很難解開。」他無奈地說。
上文節錄自第130期《香港01》周報（2018年9月17日）《本地經費難覓 研究難以容身 無線充電之父：科研最重要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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