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田農夫迫遷‧上】「傻瓜」分享農作 守望半世紀農田抗水貨倉
元朗新田農夫梁日信等第一造米，等了120日。有人說在香港種米的人是傻瓜，梁日信樂得做「傻瓜」，在水貨圍城下繼續種池上米、油粘米，把收成分給老人院和年輕義工，僅留少許給自己和妻子。近日執達吏來信要他遷出居住近50年的農舍，連與義工分享米飯的大廳都會被拆除。
他預計執達吏要來卻沒來的傍晚，梁家兩口子爬到農舍屋頂上看日落。梁日信說：「夏天夜半，聽到雨聲，我就會醒過來，去看看農田。農夫不能離開自己的農地，必會終日記掛。」執達吏可以收地，卻收不掉梁日信和田地一個甲子以來的纏綿交錯。
（新田農夫被迫遷系列之上，請留意下集報道）
梁日信的農舍位於元朗新田，即元朗的東北部，相鄰米埔、落馬洲。我們上小巴後不懂在哪裏下車，一個嬸嬸朗聲道：「去石湖圍就跟我落車！」
下車後，我們說要找一位種米農夫，姓梁，嬸嬸想也不想便說：「梁日信是吧？跟我來，我們以前是鄰居。」說是以前，皆因嬸嬸已經上公屋，離開了農地和農舍，她說搬遷後居住環境好多了。沿着蜿蜒河渠走到梁日信家門前，她攜着買餸車，跟我們的疑問，一塊消失在田間。
在香港，還有幾多個農夫捱得住？
不知何處是吾家
新田花農梁日信是其中一個，不過近來他正面臨被業主收地的危機。他的農舍搭建於一棵巨樹下，有起居室、冷凍櫃和廚房，業主要收回的正是農舍這一畝。受影響的農田不多，算是不幸中大幸吧？梁日信說：「動農田只是時間問題而已。每個人都虎視眈眈，想把農地變水貨倉。」
「從黃皮樹開始，所有農舍都要拆了。」他說的是梁家四代人生活的家。梁日信一家本來居於中山，然而不得溫飽，60年代初惟有爬艇到氹仔上岸，輾轉到澳門生活。1966年遇上澳門史上大型衝突「一二三事件」，一家因此離開澳門，到達香港新田石湖圍，從一間小木屋開始務農。種菜，養魚，梁日信10幾歲時已經通曉。
農務辛苦，6個兄弟姊妹搬離農舍轉打城市工，剩他一人耕種。父親早年去世，當年兄弟姊妹通處跑的農舍也即將被拆，梁也沒說甚麼，只是一直執拾着收地範圍內的家當。行走在田野之間，他忽地吐出一句：「不知何處是吾家。」
從種花到種米 做一個有專利的傻瓜
梁40畝的田地可遠眺雞公嶺，30畝田正種稻米、菜、白檸檬、木瓜、荔枝，甚麼都有。他說要留10畝田休耕，不可用盡土地的養分。推開大閘，映入眼簾的是一片池上米稻田，綠嫩禾苗一高一低，泥水倒映着湛藍天色。他說上次年輕人來插秧，有些插得太深、有些被水浸過頭，自己也未掌握到技術，所以預計今造收成不多。「這是台灣池上朋友送給我的米種，池上就是人人去『踩單車嗰樹』。台灣農業自供自足啊。」
梁日信本來是個花農，30餘年靠賣劍蘭和百合維生。4年前，中山鄉親探訪時提議他種米，還教他種米技術，梁慢慢喜歡上種稻米，說像看着小朋友長大，愈長愈高，心很踏實。後來他邀請公眾一起插秧、收成，老中青幼一大伙聚在有蓋大廳，在圓桌旁學農務，勞動後吃飯。
在田野小路上，他挑起頭上的蜑家帽說：「城市人工作競爭很多壓力，耕種沒有心理壓力，睇化了。別人都緊張我不賣米，我反問可以賣幾多錢？我只是想，種到就種，有收成就分享，本來米種就是別人送我的。」
因此他甘願當一個傻瓜。我們都吃泰國、澳洲米，又距離農田太遠，未必知道50年代的香港農業出產以稻米為主，及至60年代，城市人口膨脹，對花和菜需求增加，而且種菜一年多造，才為蔬菜取代。難怪梁的台灣朋友嚷說不信香港人真會種米，要越洋視察。「他心中的香港是尖沙咀、中環，不是鄉郊、不是田。」
梁有幾部從大陸購買的種米機器作脫粒（打碎穀殼）用，有的用作跣米（磨走穀殼）、有的可去除沙石，每部價錢約2至3千元。別人儲車儲樓，他卻以儲機器為樂，解說時雙眼發亮。梁太邊切魚煮粥邊應道：「別人都儲黃金鑽石，打米機是他的家當！」
「我是傻瓜，連我部脫粒機都叫傻瓜。」梁日信帶我們去看他的脫粒機，真的刻着「東川傻瓜」、「四川名牌」八字，傻瓜原來也可以拿專利。他大笑說，別人說傻瓜才種米，因在香港種米比其他東南亞國家困難，先要面對土地資源、水源、人力問題，政策不太重視農業，農夫也難買機器。一片不落農藥的稻米長高了，天敵禾穀雀就像天上繁星，堅硬鳥喙蠢蠢欲動要啄米。梁每天都要到處巡視打鑼，又掛起天網，像個傻瓜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