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未來】地球工程監管欠共識　既得利益者繼續逃避責任

今年夏天，多國再受熱浪侵襲，法國在6月錄得攝氏46度，創史上最高溫紀錄；比利時、德國和荷蘭亦錄得破紀錄高溫；日本上月最後一周內更有57人因高溫死亡。在減排未有進展下，氣候變化影響愈見明顯而凌厲，近年愈來愈多科學家投身研究一種風險極大的應對方法——地球工程（geoengineering），希望以人為干預氣候應對氣溫上升。當我們有能力操控氣候時，還有必要談減排和轉型再生能源嗎？

承接上文︰極端氣候迫在眉睫 以地球工程放手一博？

《自然氣候變化》（Nature Climate Change）3月中刊登的一項研究聲稱，只要控制得宜，太陽地球工程未必會造成廣泛負面效果。不過，研究的地理分區不夠仔細，例如某個區域涵蓋了南美洲整個太平洋海岸；另一個則囊括了巴基斯坦、印度和孟加拉。這種不以國界劃分的做法，將無法處理可以很嚴重的實際問題：即使每個研究區域內所受降雨量影響一致，但可能會改變鄰國降雨量，引發農業、水源等紛爭。亞利桑那州立大學（Arizona State University）氣候政策研究員Jane Flegal說：「人對於氣候的經驗不完全由物理變項主導，也受各種因素如文化、政治、社會和經濟影響。」

這種地緣政治風險不是這項研究能處理的。即使只是一個國家實施地球工程，鄰近地區甚至整個地球都可能受影響。正如世界氣象組織（WMO）人工影響氣候專家Andrea Flossmann指出：「大氣層沒有牆，你添加的東西未必在你的區域中生效，可能為其他地方帶來非預期的效果。」羅格斯大學（Rutgers University）環境科學教授Alan Robock和加拿大滑鐵盧大學（University of Waterloo）研究地球工程的助理教授Juan Moreno-Cruz甚至預期，若這些紛爭升級，「（發生）戰爭也不是毫無可能。」

不論是為了探討地球工程成效，預早協商長遠周詳的地球工程計劃，還是避免上述國際紛爭，地球工程終究需要國際共識和監管。不過，今年3月在肯尼亞首都內羅畢舉行的聯合國環境會議上，這嘗試就不太順利。

《衛報》、路透社和Vice都得到消息人士透露，美國和沙特阿拉伯在該會議上疑為保護其化石燃料工業，帶頭反對一項由瑞士提出監管地球工程研究的方案。瑞士與另外12個國家提議對地球工程作更深入的風險研究，例如對食物供應、生物多樣性、全球不平等、安全等的影響，作為加強監管的第一步。這動議得到會議主席、愛沙尼亞環境部長Siim Kiisler支持：「我們需要討論地球工程監管，未來需要達成國際協議。避而不談將無濟於事，需要討論未來如何監管這些技術。」

有出席該環境會議的觀察員對路透社解釋，瑞士的方案遭反對，是因為它提出對地球工程採取「預防性原則」，必須謹慎處理這些對人類健康和環境風險未明的活動。一名出席了該會議、不願具名的消息人士對Vice說：「有明顯證據可看到這『化石關係鏈』，至少沙特會視地球工程的碳移除技術為持續使用開採化石燃料的手段，而美國則主張碳移除是減排以外的選項……很明顯，比起其他國家擔心方案會允許地球工程開展，這些國家更懼怕它會收窄地球工程的研究和開發。」

既得利益者的藉口

事實上，石化工業界或視地球工程為一種合理化化石燃料開採的手段。雪佛龍（Chevron）、必和必拓（BHP）等大型業者已投資一些正推廣從空氣捕集二氧化碳的公司。伯爾基金會（Heinrich Böll Foundation）國際環境政策主管Lili Fuhr批評：「十分遺憾，加強聯合國對地球工程監管的努力，遭到幾個高排放的產油國阻撓。我們看到，正正在這些國家中，（地球工程）技術的試驗計劃和公眾支持愈來愈多，例如美國和沙特。」國際環境法律中心主席Carroll Muffett接受路透社訪問時直言：「這些科技提供了一個完美藉口延遲行動，或削弱現有減排目標。」

最後，美國以地球工程應交由氣候論壇如IPCC來監管為由，反對瑞士的提案。對此，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環境法律教授Ted Parson感到「可笑」，因為特朗普政府在去年12月，就與俄羅斯、沙特阿特伯和科威特反對接納IPCC 10月公布的氣候變化報告。

從另一個角度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法律教授及國際氣候協定專家Daniel Bodansky對瑞士提案的批評，反映了現時監管另一個有待商榷之處。他認為不應把直接從空氣捕集與太陽輻射管理（SRM）混為一談：「我理解對後者的恐懼，但我認為很難找到反對前者的理由。它們的潛在風險不同，對我來說，把它們和『地球工程』捆綁毫不合理。」換言之，什麼才是須受規管的「地球工程」，尚待釐清。

由於現時未有專門處理地球工程規管的官方或民間團體，為了讓公眾對地球工程實驗放心，哈佛大學上月底宣布自行成立委員會，聲稱以此確保研究員採取適當步驟，限制地球工程的健康和環境風險，並尋求和結合外界的努力，在高透明度下進行實驗計劃。他們又希望以此創立一個地球工程研究應該如何進行的樣式，從而可以為未來更多實驗鋪路。成員Katharine Mach原是史丹福大學環境評估設施總監，她對《麻省理工科技評論》說，委員會未來會超越單純評估環境和安全風險，將探討更闊的問題，例如推行這技術到底可否緩和減排壓力，甚至可能建議更改、延期以至取消計劃，聲言會以「最嚴肅態度」公開回應。

不過，他們想要開展這種實地測試，又是否值得鼓勵？美國哈佛大學的SCoPEx計劃希望本年內在美國新墨西哥州發射一個裝有推進器和感應器的氣球到20公里上空，然後在約1公里長的路線上釋放出100克至2公斤碳酸鈣（calcium carbonate）粒子。SCoPEx及其他科研同路人自然認為以戶外實驗直接觀察是最好的方法，既有助評估和調整電腦氣候模擬，又可解答長久以來對地球工程風險和可行性的各種爭論。SCoPEx首席研究員Frank Keutsch解釋：「電腦模型和實驗室測試可告訴我們有關太陽地球工程一些有趣的事，但所有模型最終都要建基於真實環境的觀察。我很擔心現時的氣候模型令太陽地球工程看起來太好，若我們要能夠預測大規模地球工程如何破壞臭氧層，或者對流層與大氣層之間的空氣交換，就需要在真實世界中觀察。」 SCoPEx另一成員David Keith同意，並覺得實驗可以鼓勵更多人更認真看待地球暖化。

只打嗎啡不做手術？

雖然他們的實驗規模與真正地球工程計劃的份量有天淵之別，幾乎不會為環境帶來明顯的傷害，但牛津大學物理學教授Raymond Pierrehumbert撰文主張，實驗在意念上的意義或遠大於實際影響：「它不會構成物理上的風險，但作為邁向實際應用技術的第一步，會構成社會和政治上的風險。從如此小型的實驗得到的科研回報有限，但這破冰一着將會使人對實地測試不以為然。」

哈佛大學太陽地球工程研究計劃總監Elizabeth Burns解釋：「這技術的一大禁忌在於恐懼，恐懼擁護化石燃料者會受惠於世界減慢轉型至零碳模式。」倫敦帝國學院物理學家Joanna Haigh形容，大陽地球工程只是「黃粱一夢」。美國前副總統及環保人士戈爾（Al Gore）亦稱太陽地球工程「瘋狂」，指參與的科學家「狂妄傲慢」。

德國波茨坦氣候影響研究院（PIK）教授Anders Levermann卻強調，地球工程實驗依然有其意義：「作為科學家，我們有責任知悉每一個應對暖化的潛在選項。」 Keith則看得更遠：「人人都想直接知道『到底我們做還是不做？』的答案，但或許我們需要謙卑。我們這個世代（他55歲）不會作這個決定，由我們的孩子，可能在二十年內，謹慎地就太陽地球工程作決定。我們不可以讓他們綁手綁腳。」

對於眾多反對聲音，Burns深表理解：「使用太陽地球工程和停止減排將十分危險，因為溫室氣體若持續上升，每年就需更多太陽地球工程來抵銷……基本上，以一個前所未有的實驗方式，把地球推往極端。」她形容這關係就如救急手術，只使用太陽地球工程而不減排，就如只注射嗎啡而不做手術。

Burns坦言，若主流聲音對太陽地球工程說不，「我完全可以接受。說真的，這技術很恐怖，我希望不需要用到。」只是，她希望大家的反對是基於科研證據。「我們早已前所未有地（以化石燃料和二氧化碳排放）干預大氣層。我們有方法可以緩和某些症狀，儘管不是治本……它是一個我們需要開始思考、很重要的全球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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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節錄自第177期《香港01》周報（2019年8月26日）《應對暖化的雙面刃　地球工程是完美逃避藉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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