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五】從澳洲回流香港 青年：這裏還有可做之事
認識Joe（化名）十多年了，記得當時他陪女朋友回港，初時很不慣，每次見面他都說要回澳洲。來香港前，他在澳洲已工作八年，有不錯的職位，有很多出差的機會，他把來香港當作是長假期，以為假期完結便會返屋企。他初期在香港做的幾份工都不順心，有待遇差的，也有拖糧的，感受到香港生活迫人，我以為他總會走。沒想到這次見面，他說現在傾向長時間留下來。
從一個城市走向另一個城市，在既有的文化上接納新文化，認識新地方的制度與程序，是每個移民者都要學習的事。小時候的他是跟着媽媽走，對於離別沒有太大的感覺，反而新地方的歧視更讓人印象深刻。當擺脫小學雞式的歧視時，他已投身社會。澳洲的大學不只分全日制及兼讀制，還有一種叫sandwich course，讀書與實習交替，大學時已開始工作，畢業時幾乎與職場無縫接軌。來香港時，他不過二十多歲，卻任職澳洲一家美國公司，主管亞太區業務，經常新加坡、香港、北京、東京各地跑。
有天，女朋友敏敏跟他說，爺爺年紀大了，想回香港陪他。敏敏是移民後代，在澳洲出生、長大，父母在當地都有工作，她讀教育出身，本想在當地教書，但不捨在香港獨居的爺爺，決定回來。Joe當時沒有想太多，也跟着女朋友回來了。敏敏幸運地找到小學教席，但他的求職過程不算愉快，不斷轉工。那段時間，所有社交活動，他都沒有積極參與，常常將「返澳洲」掛在嘴邊，直至後來他與敏敏結婚、置業，回去的念頭減少了。
「一個人的去留跟他建立的日常生活圈有關。簡單來說，這裏有物業，你要走便要賣物業，在其他地方重新找一個物業，這是一種取捨。」去與留的掙扎，被簡化得好似搬屋一樣。我們在餐廳坐下，他緩緩地說，最近辭職了，在創業。「香港的發展機會因人而異，但整體而言比其他地方多。」
營商環境與多元文化最為吸引
從事數據分析及金融科技多年，從低層做到中高層再到創業，他體會到香港打工仔被剝削，但營商環境卻很好的反差。「香港是全球最易開公司的地方，在內地，一個外國人要進去好難，香港人去內地反而好易，有好多優惠政策。在香港做外國生意也很常見，你見尖沙咀有很多非洲人，他們會在香港做非洲貿易生意，而在澳洲，你好少見到有非洲人在那邊開一間公司做非洲人生意，要澳洲人開公司，才可以跟非洲人做生意。」他指，香港人如果明白這些好處並加以利用，會有很多機會。
此前，因為工作接觸不少夥伴，促成他的創業決定。「我與印度、新加坡公司傾合作，都是靠自己，因為政府只係做大陸。」政府提出發展大灣區，一來想實現中港融合，二來則是解決本地市場過小的問題，在他看來，大灣區僅是政府為了加大市場的「懶惰方法」，從中央那裏分一杯羮。「香港由八十年代領先，變成現在等人派糖，想留在香港發展便應該自己去想怎麼發展。」他認真道。
營商環境是他考慮會否再走的主要原因。十年前，他曾想移民新加坡，當時本地經濟衰退，雷曼破產，新加坡的經濟環境看似比較好，但經濟低潮期短暫，又考慮到新加坡文化不及香港多元，當地強調多說華語多寫英文，外來人口以華人、馬拉人、印度人及西方人為主，實乃只有四種文化，他便打消了念頭。
他指多元文化如香港，世界少見，這對定居、營商都有好處。「香港是除了做生意，更可以認識朋友的地方。過去幾年，我認識了很多人，有以色列人，有居於加拿大的法國人，大家一起食飯飲酒。」澳洲不是以多元文化自居嗎？他不置可否，「我們會叫人鬼佬，但不代表我們恨他們。但在澳洲，某些區域我們是不敢去的。」2005年，Cronulla（悉尼南部海灘區）曾發生一場騷亂，澳洲人與該區的中東人有衝突，一群中東人一星期後又到白人區搗亂。
越南人聚居的Cabramatta、華人居多的Hobart，即便是較多香港人居住的Chatswood，「有朋友會過去玩，但不會經常去。」這是以「共存」為前提的多元文化。「香港有以色列人社群，有中東人社群，你有沒有見過兩家人在打架？他們不但不會打架，更可以做同事，會出去傾偈飲酒。他們在澳洲也可以共存，但絕對不會攬頭攬頸飲啤酒。人們來到香港就變成這樣，有錢大家搵，有偈傾，都是生意夥伴。」
為什麼留下來，因為在香港做這些事有小小成效。如果返澳洲，人家很早已經有這些概念，不需要我去做，但香港沒有，我可以出一分力。
為這個地方出一分力
功利而現實，港式和諧或多或少都與利益掛鈎，但近日的社會運動卻將這種表面的和諧也撕破，黃藍對峙，警民對立。Joe身邊不乏因政見不同而掀罵戰的朋友，讀過法律的他嘗試以專業知識拆解朋友間的矛盾，譬如談到逃犯條例，他會先建議大家看看香港與內地的法制有何不同，「我們要衡量恐懼是真實發生，還是假象？不只中國，美國也是這樣，他們有反恐條例，甚至不需要在美國境內捉你，他們曾在伊拉克捉了一個澳洲人。我們首先要明白每個地方的制度，在哪裏會受保障。」
他希望朋友不要輕易跌入漩渦，以理性討論取代罵戰。他說自己有立場，也曾在社交媒體寫過一些看法。他指大家因為恐懼而容易被點燃憤怒，對修例感到恐懼的人在6．12被警察的過度武力而牽動情緒，又因警方在上水、沙田的錯誤執法而掀起更大的反抗，7．21白衣人乘虛而入，警方的失職引起民眾更大的憤怒。他不認同暴力，無論示威者抑或警方的暴力，都需要追究，需要有獨立調查委員會。憤怒的港人更應該盡公民責任去投票，甚至組織政黨去推動政策及建設社會。他喜歡以數據分析，指出大家的盲點。譬如收到文宣圖，他會追蹤原圖及數據源，從而分析資料的準確性，叫朋友不要被圖片上的文字影響，嘗試用原圖解讀事件。「但不是每次都可緩和。」他苦笑道。
人生中一半時間在澳洲，一半時間在香港，他喜歡澳洲的自然環境，也鍾情香港的多元文化，他關心這片土地發生的事，希望這裏可以變得更好。近年，他積極投身社會服務，推動金融科技及創科，加入全球可持續發展規劃師學會，倡導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並在專上學院教授相關課程。「為什麼留下來，因為在香港做這些事有小小成效。如果返澳洲，人家很早已經有這些概念，不需要我去做，但香港沒有，我可以出一分力。」
敏敏在旁邊不作聲，後來她跟我說，他們談政治議題有時會引起誤會，朋友覺得他們有澳洲護照有退路，視他們為局外人，「我很喜歡香港，這裏有我的親人、朋友、回憶，我不會希望它不好。」她雖然在澳洲出生，但小學及中學有近一半時間在香港讀書。父母擔心她中文不好，暑假便讓她回來返學，讀了半年，又送她過去讀英文，在不斷的入學退學中度過求學階段。丈夫初期來到香港不知如何生活，她有心理準備隨時跟他回去，後來他終於積極起來，回頭再看，她感恩當年他義無反顧隨她回來。「他不是一個浪漫的人，但在這件事上，他其實很浪漫。」她笑道。
體會過移民生活的好與不好，經歷過搬遷回流，敏敏形容自己面對去留確實比較少包袱，「有了這些經驗，我要去其他地方，我不會害怕，會知道如何適應。」 Joe則將人的流動比喻成轉工，每間公司都有不同的文化，轉工必然要面對新的文化。「我們要明白每個地方的文化，才會考慮是否轉過去。」
朋友問他移民澳洲好不好，他會反問：「你覺得澳洲完美？那裏交48%稅，住貴食貴搭車貴，你不會出街食飯，這樣的生活方式你喜歡嗎？」那馬來西亞呢？「馬來西亞有很多東西吃、天氣好，聽起來很好，但你不可以有雙重國籍喔。」當把每一個地方的優點與缺點都列出來，原來世上並沒有完美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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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節錄自第180期《香港01》周報（2019年9月16日）《回流香港十多年 這裏還有可做之事》，網上標題為編輯重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