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工經濟.四】制定合理勞動保障 資方、政府不應再找藉口

撰文:張夢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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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聯網平台宣稱,其員工更在意工作靈活度和自由安排時間,一旦變成僱傭制度,零工經濟所帶來的靈活性就不存在,而在香港則要留意到全職車手和兼職車手的比例,和穩定收入、福利保障相比,靈活工作時間對手停口停的全職外賣員排序會排第幾?

承接上文︰【零工經濟.三】互聯網扭轉僱傭關係 惟政府政策依然滯後

外賣平台本來期待的是,中產階級有空出來做兼職「探索城市」、「隨時隨地賺取外快」、「遊車河」,現在看來只是一種想像。事實上,從事該行業的大多數是普通基層,他們在服務業覓不到合適薪水的工作,因而選擇了這份收入相對較高的工作。但根據其他地區(如內地)不同互聯網平台的經驗,當一間公司在市場佔領了足夠的份額擊敗其他同類公司,通過提供相對高的報酬吸引足夠的車手時,其能與「自僱」車手分利、持續保持高報酬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而已經「轉行」的車手只能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ce)地繼續從事這份工作。

合理的收入及社會保障,是勞動者關心的事項,目前形勢下,外賣平台員工如何向資方獲得合理的保障和收入?學者林喬伊提議:「工人當下需要做的就是連結起來,逐漸建立自己的bargaining power」,而連接的可能性如何?

何鴻興說,在罷工期間許多工友表示想成立工會,但成立工會的手續首先要集齊七個有表決權的會員,訂立職工會的會章,再將連同七名會員簽署的會章交予職工會登記局才能成立工會,過程過於繁瑣,「大家就打退堂鼓了。」另一個更重要的原因是這個行業流動率高,工友並不是固定為一家公司工作:「今日可能是Deliveroo,明天可能Deliveroo給不了『更』,很多時候工友真的同時開幾部電話(等接單)。」

當一間公司在市場上站穩陣腳,可能就意味着車手的福利開始被削減。(資料圖片)

或許,莎拉書中提出互聯網時代工人連結的可能性,值得香港外賣員參考。莎拉認為,為平台工作的工人缺乏組織工會的條件:「工人們需要集中在同一個地點工作,比如工廠、礦井、鐵路軌道,這樣才便於他們彼此溝通」,加上工人的「非正式員工」身份,無法在美國聯邦集體談判法之內解決問題,她提出在集體談判法之外,讓平台員工以合同工的身份組織起來。莎拉提及的幾個案例中,都是通過Facebook等社交媒體造就了一場又一場的工人運動。

平台經濟起自互聯網,工人或許可借互聯網社交媒體進行連結。根據記者觀察,每位外賣員均加入了所在公司外賣員自己成立的或大或小的WhatsApp群組,莎拉所描述的Uber司機通過Facebook 頁面組織罷工起來的畫面或許在香港會是以WhatsApp群組的形式發生,Facebook目前已有送貨員交流群組,送餐員在此交流各個平台的待遇以及系統問題。

工人的連結自是一個可能性,雖然2017年底英國中央仲裁委員會(Central Arbitration Committee)判定Deliveroo車手為自僱人士,但在仲裁之後Deliveroo也鬆口表示願意提供工傷賠償和有薪病假,而在2018年初的罷工後,香港Deliveroo和工人之間達成關於工時問題的妥協。

兩家互聯網外賣公司給員工購買個人意外保險保障,都是在意外發生、員工抗議後才推出,可見工人的團結以及行動對獲取應得權益都頗為有力。

早前有外賣車手發生車禍。(資料圖片/賴南秋攝)

政府修正勞工法例,亦是不可忽視的重要一步。在香港,勞工沒有集體談判權,勞工若想改變政策需要花費很大的力氣。從2017年Honestbee平台發生真假自僱糾紛到現在,政府卻不斷將界定互聯網平台「調度員」是否僱主,界定「真假自僱」的責任推給勞動者,而走司法程序極高的時間和金錢成本,讓手停口停的勞動者望而卻步,一直無法在司法上走出一個先例,僱傭關係的界定一直懸置,資方也得以繼續推卸本應承擔的保障員工勞動福利責任。

綜觀各國政策調整,無論是如加州般將員工身份清楚界定為僱員,還是如歐盟議會一般統一的最基本權利保障,都值得參考。愈來愈多工作機會流入零工經濟,除了二元的僱員/自僱之外,政府可以以更靈活的方式應對日益複雜多變的工作安排。最關鍵的地方是,政府不要再扮視而不見,或者只是在勞工處網頁呼籲勞動者認清自己的合同是否自僱,推卸責任給勞動者。政府應早日決心行動,提供安全網為勞動者基本保障,不再放任互聯網經濟下的剝削任意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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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節錄自第184期《香港01》周報(2019年10月14日)《零工經濟興起 權益保障欠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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