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肺炎】回望SARS 香港永不學會的教訓（下）
「預防勝於治療」是政府宣傳多年的口號，亦是市民深以為然的常識，2003年疫症過後，香港的確有了更多應付傳染病的機制，但新型肺炎疫潮一到，政府的應對仍雜亂無章，顯然沒從2003年汲取足夠教訓。
承接上文︰【武漢肺炎】回望SARS 香港永不學會的教訓（上）
1. 成事不足的應變機制？
不論在醫管局檢討委員會報告還是專家委員會報告中，兩者均建議檢討處理疫症的應變能力及成立危機應變計劃。在十七年前，為了應付SARS等重大傳染病捲土重來，醫管局及政府分別推出兩套不同的三級警戒系統，當時被各界批評製造混亂及互不協調。因此醫管局自2007年7月1日起，決定各公立醫院及診所配合政府的三級應變級別，以取代「綠黃紅」三色應變警示機制，當時醫管局發言人表示採用相同的風險評估及警示機制，可更清晰地傳遞信息，加快應變計劃進度。
在是次應對新型肺炎中，政府因應國家衞生健康委員會的通報，在1月4日公布「對公共衞生有重要性的新型傳染病準備及應變計劃」，在作出風險評估後，啟動「嚴重」應變級別，並於25日提升至「緊急」應變級別，醫管局亦作出相應配合。現時新型傳染病一旦爆發，政府將按風險評估及傳染病對社會造成的健康影響而啟動「戒備」、「嚴重」或「緊急」應變級別，計劃文件詳列三個應變級別相應的指揮架構、各政策局及部門的預防及控制措施、公共衞生應變措施等。如「嚴重」應變級別啟動後，政府會設立督導委員會，由食衞局局長擔任主席，負責統籌及策導政府的應變工作；當應變級別由「嚴重」變為「緊急」後，督導委員會便會改為由行政長官擔任領導。無可否認，今天機制變得一目了然，與十七年前相比進步不少，只是機制是一回事，如何執行機制以及提供相應配套卻是另一回事，即使設立機制，政府的處理手法及回應仍強差人意，決策能力成疑，更有釀成社區爆發的危機。徒有機制，但麻痺心態僵化思維一天不改，種種機制亦只會是空中樓閣。
2. 說好的配套裝備？
香港護理員協會（現香港護士協會）於2003年2月至6月就醫管局及衞生署的疫症工作，收集到389位護理人員的意見書，當中91%人認為公共醫療系統尤其是醫管局，在疫症爆發期間「沒有提供適當及足夠的防護物資」、「制訂感染控制指引模糊不清」及「嚴重缺乏隔離設施」，可惜十七年後情況依舊。
當時醫管局檢討委員會報告提出：「醫管局應主動改善及增加病房設施，以減低交叉感染的風險，並改善病人護理質素。」醫管局當時回應表示已着手推行在14間急症醫院安放1,440張隔離病床，承諾「所有隔離設施全部配有負氣壓設施，設有一至兩張病床的房間則會進行通風改善，以減少交叉感染的機會」。而長遠而言則要在瑪嘉烈醫院、屯門醫院及雅麗氏何妙齡那打素醫院興建三座傳染病大樓，各有100張隔離病床。2003年7月，財務委員會工務小組委員會討論文件提到，政府撥款逾4億元，在九間公立醫院病房為手術室、深切治療部及急症室等設施進行改建工程，提供1,281張隔離病床；衞生福利及食物局（2007年決策局改組後由食衞局及勞福局取代）在2004年6月發表《政府防範SARS再臨措施概要》指，當時14間公立醫院內約共有1,400張可供接收SARS病患者的隔離病床，亦會尋求撥款，在瑪嘉烈醫院興建傳染病醫療中心。
為何傳染病大樓由三變一？《有線新聞》報道指三個初步選址分別於2003年6月及12月於立法會小組委員會討論及工務小組申請撥款，後因立法會議員認為選址離民居太近及政府指出資源有限，使屯門醫院及雅麗氏何妙齡那打素醫院的傳染病大樓胎死腹中。兩幢傳染病大樓走數了，那麼早在2004年中達標的短期目標，今天又變了什麼數字？食衞局局長陳肇始在1月8日說16間主要醫院現有1,400張隔離病床，有480張可以即時使用，有既定機制可在72小時內調配更多病床；到了31日，陳肇始表示約有700張隔離病床；而截至本月13日下午，醫管局已啟用891張隔離病床，使用率為39%，並啟用470間負壓隔離病房，使用率達62%。
病床可否於72小時內調配亦備受質疑，《香港01》在本月8日報道，瑪麗醫院有50間可供調配的隔離病室、共90個床位，惟內部文件顯示有8間病室、12張床需裝修至2月底，即未能在72小時內調配完成；亦有21個床位屬深切治療部，如變為隔離病床，便不可接收非新型肺炎的深切治療患者。
1997年，全港公立醫院有2.7萬多張病床，香港今天多了約90萬人口，卻只有接近2.9萬張病床，公立醫院早已人滿為患，內科住院服務病床使用率均超過100%，這樣拉上補下，必然影響醫療質素。隔離設施有效預防感染，亦可降低病人交叉感染風險，只是上周已有網上傳言指某醫院隔離病床不敷應用，疑似病人到急症室病房等候測試結果，可是當值醫護未必有高級別的防護裝備，如遇上隱形肺炎病人，後果不堪設想。
醫管局檢討委員會又指，疫症初期保護物資不足及培訓員工不全面。回顧SARS在當年2月爆發之初，醫管局曾因個人防護裝備如外科口罩及護目鏡等不足及面對全球採購困難，惹起前線醫護人員及市民不滿，醫管局接納檢討委員會建議，承諾會維持所有基本個人防護裝備的存貨水平，相等於最近爆發每月最高消耗量的三倍，並會因應風險定期評估種類及數量。時至2013年，當時正值H7N9新型禽流感威脅，醫管局表示公立醫院已長備三個月用量的保護衣物及其他個人防護裝備。惟醫管局總行政經理（感染及應急事務）莊慧敏在上周二（2月11日）表示，醫管局現有1,600萬個外科口罩及220萬套保護衣物，按最近一周用量計算，只夠應付一個月的消耗。醫管局近日已限制員工物資用量，部份醫護人員必需的保護裝備也要中央配給使用，更有部份前線醫護開始自行購買防護裝備，反映香港的防疫裝備庫存與補充，完全滿足不到應付大型疫症爆發的需要，令前線醫護人員承受更大感染風險。
3. 形同虛設的研究基金？
香港大學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去年接受港台《鏗鏘說》訪問時提及，在2003年前的研究資源投放於心臟病、腦血管病及癌症為主，傳染病研究並非主流，直到SARS後社會方對傳染病日益重視。當時專家委員會建議加強研究，政府遂撥出5億元，當中4.5億元用作設立「控制傳染病研究基金」，資助傳染病研究，基金會撥款予由研究員擬定課題的項目，及由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委託研究的項目，以助處理特定的衞生問題及填補科研的不足。
2011年，食衞局將「控制傳染病研究基金」與「衞生及醫護服務研究基金」合併，注資10億元成立「醫療衞生研究基金」，並擴大資助範圍，在2016年將基金的承擔額增加15億元，並將「健康護理及促進基金」納入其中，局方指此舉能使撥款調配得更靈活。如翻閱醫療衞生研究基金15/16至18/19共四個年度的財政報告，不難發現控制傳染病研究基金分項，不論在已支付的委託項目撥款及研究員擬定項目撥款金額，還是已定用途但尚未支付的款項，均呈明顯下降趨勢：已支付款項從15/16年度的約3,069萬元跌至18/19年度約18萬元；已定用途但尚未支付的則由約3,332萬元跌至約72萬元。如翻看食衞局財政答覆及官方網站數字，「控制傳染病研究基金」在09/10年度（即合併前最後一個年度）共批核了62個研究項目，所涉撥款為4,899萬元，在17/18度則為35個。無可否認本港還有其他研究基金及資助可供傳染病研究申請，而傳染病以外的疾病亦有研究價值，但當上述數字顯示，不論傳染病研究撥款金額，還是項目數量均下跌，這會否與成立基金的初衷愈走愈遠？
4. 無疾而終的訓練？
在SARS過後一年多，立法會財務委員會共批出28億元撥款，用作對抗疫症、加強公營醫院系統的感染控制設施等等。另外，立法會財務委員會在2003年6月向醫院管理局撥出2億元，成立「醫管局培訓及福利基金」，當中的1.5億元會用作會進行感染控制五年培訓計劃，包括在醫管局進修學院下成立「傳染病控制培訓中心」（「培訓中心」），為各職系的在職和新入職員工提供有關傳染病培訓，期望為每個公立醫院聯網訓練一隊傳染病專家團隊。另外五億元則為感染肺炎的醫護人員提供特別康復補助。
立法會文件指在2003年9月至2004年4月間，出席培訓中心基本感染控制培訓課程者多達4.6萬人，當中逾600人更獲贊助參加本地及海外深造課程。醫管局預計在未來五年內，每年可向一萬名醫護人員提供基本培訓，五年後約有5%的醫生、護士以及專業醫療人員將接受過更深入的傳染病控制全面培訓。當年的立法會文件提到，培訓中心會「為醫管局醫護人員物色和發展相關的培訓課程」，包括本地或海外培訓課程、實習或臨床培訓、網上學習、研討會、工作坊工作坊等，當時有關傳染病的培訓，今天有否延續下去？
瀏覽中心網頁可見，其內容以資訊為主，如抗生素的使用準則；中心在去年舉辦六項活動如研討會及工作坊，以及兩個與安老院舍及殘疾人士院舍感染控制的課程。
另外一處出現培訓中心的地方，是醫管局《香港抗菌素耐藥性策略及行動計劃（2017-2022）》，當中寫道醫管局會為每名新入職的醫護人員安排必修的感染控制培訓，並為現職員工提供每兩年的複修訓練，並由培訓中心擔當中央協調，因應員工的工作性質，提供指定的特定和進階培訓，醫管局亦在2017年展開為期五年的傳染病和感染控制訓練計劃。時至今天，當不少接受媒體訪問的醫護人員均表示未曾接受足夠的傳染病和感染控制訓練，那麼過去十多年，培訓中心做了什麼？記者曾向醫管局查詢培訓中心上一年度所獲撥款金額及工作、「傳染病和感染控制訓練計劃」的計劃詳情及參與人數等資料，惟截稿前仍未獲回覆。
「災難過後，我們須汲取深刻的教訓。疫症顯露出本港公共醫療體系和環境衞生有待改善，同時亦顯示必須建立更嚴密和有效的疾病監察及通報機制，以及作出充分的準備，隨時應付不知名傳染病的爆發。」當年立法會檢討委員會這樣寫道。一直以來，公營醫療體系無法得到港人的認同，權力愈大，責任愈大，時隔十七年，香港當前的公共衞生危機固然不能完全與當時SARS疫情及社會運作類比，但相同的是面對未知的疾病，每一決定都要小心謹慎，亦要汲取往日教訓，而不是紙上談兵，不將建議加以實行。真正可悲的不是疫症，而是我們在疫症過後還無動於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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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節錄自第201期《香港01》周報（2020年2月17日）《回望SARS 香港永不學會的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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