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肺炎】理性防疫 人人有責 盲反或釀疫情失控(下)

撰文:吳東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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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肆虐,本地確診數字持續上升,需要接受檢疫隔離的人士也愈來愈多。要有效防止疫症在社區爆發,最為合適的措施是設立檢疫中心,盡可能隔離並檢驗疑受感染人士,惟政府選址時處處碰壁,多次受到當區居民及區議員反對,部份更演變成警民衝突。歷經SARS(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一役,特區政府十七年來仍未準備好檢疫中心這類檢疫設施,以致阻止新型肺炎「落地生根」的關鍵時刻也沒有足夠檢疫場所應對,的確難辭其咎;然而,防疫工作也是全民責任,如果人人基於「鄰避心理」,或受躁動社會氣氛影響致「事事反對」,疫情恐怕更難控制,受害的仍是香港。

承接上文︰【武漢肺炎】理性防疫 人人有責 盲反或釀疫情失控(上)

鄰避心理 無助理性抗疫

鑑於有大量市民反對政府徵用民居設施作檢疫中心,部份更引起激烈的警民衝突,出現破壞公共設施等行為。平等機會委員會曾公開呼籲公眾盡量保持理性,體恤有關檢疫設施的必要性,不要抱着「不要在我家附近」的心態反對。平機會擔憂這種情況會將疫情推向更難控制的局面,其主席朱敏健表示,明白市民對疫情有所憂慮,惟若大眾抱着「臨事而懼,趨避唯恐不及」的心態,反對社區設立這些設施,香港便無法控制疫情,最終全社會受害。

各區出現反彈情況,或許與居民的「鄰避症候群」有關。所謂鄰避症候群,即是平日大眾所言的「別在我後園(Not in my back yard)」,是指有些公共設施原意是為了整體社會利益,但其產生的負面成本卻由設施附近的居民承受,則會造成社會生態的不和諧,容易導致公衆心理隔閡,極易引起鄰近居民抵制;有關設施包括核電廠、焚化爐、監獄、精神病院、垃圾堆填區等厭惡性設施。無論是暉明邨、翠雅山房、駿洋邨,抑或最近各區出現的「反指定診所」抗議,或許正是居民不滿厭惡性設施在其社區出現的一種表現。

平等機會委員會曾公開呼籲公眾盡量保持理性,體恤有關檢疫設施的必要性,不要抱着「不要在我家附近」的心態反對。(資料圖片)

如何應對鄰避症候群?美國政府及社會事務專家Frank Noto曾撰寫《Overcoming NIMBY Opposition》一文,指出要解決鄰避症候群,必須處理好四種反對心態來源:價值觀衝突、情緒需要、錯誤資訊及利益衝突。所謂價值觀衝突,即建立設施的目的與鄰近居民背道而馳。惟疫情當道,相信政府及市民都不會盼望香港淪為疫區,故不應存在較大的價值觀差異。

而錯誤資訊的意思,是指市民可能因相信謠言或未經證實的信息,產生恐慌性反應。例如,當傳出政府有意徵用暉明邨作檢疫中心,當區居民便開始堵路抗議,入黑後更肆意破壞,皆因誤以為入住暉明邨的隔離人士均為確診患者。惟政府其後強調,所有入住檢疫中心的人士並無病徵,亦非確診或懷疑感染病人。若能做好溝通工作,具體說明如何保證隔離營不會加劇社區傳播風險,都能有助避免錯誤資訊加劇居民的恐慌。

在情緒需要方面,是指設施鄰近的居民可能出現負面感受,應被視作一種自然情況,並予以包容諒解,政府有責任協助他們能走出被情緒支配的狀態。例如,港府作出徵用翠雅山房作檢疫中心的決定時,若能主動向周邊社區提供額外援助,包括加強附近社區的消毒清潔,甚至承諾向鄰近社區提供更多諮詢渠道,未必不可以安撫當區居民情緒。

至於利益衝突的處理,特首林鄭月娥上周五(2月14日)公布百億抗疫基金具體措施時,提到將向受影響的駿洋邨及暉明邨等公屋輪候家庭,發放一次性6,000元特別津貼。不過,公民力量林宇星認為,該津貼僅「有好過無」,未必能抵銷準住戶需要另覓居所的沉重租金,故建議當局採取「實報實銷」的做法,代受影響居民繳付租金,直到他們入伙。另外,由於屋邨獲政府徵用作檢疫中心後,可能會增加住户對衞生問題的擔憂,故他希望政府提供額外清潔服務,確保未來入住的居户能安心上樓。

林宇星建議當局採取「實報實銷」的做法,代受影響居民繳付租金,直到他們入伙。(資料圖片)

家居隔離 存社區爆發隱憂

為阻疫情蔓延,港府自2月8日起,要求凡過去十四日曾到內地者,回港後必須接受強制檢疫兩星期。政府落實此安排,即意味檢疫中心的需求會進一步增加。而根據衞生防疫中心統計,政府至2月10日起,至少已向1,193人發出檢疫令,當中香港居民佔1,066人、非香港居民佔127人;當中有1,138人在家檢疫、35人在酒店檢疫、20人入住檢疫中心。

從數字來看,在家檢疫人數佔絕大多數,入住檢疫中心的寥寥無幾。然而,當局既發出強制檢疫令,就說明有關人士可能具備一定感染風險,惟當局卻無法安排他們入住檢疫中心,只能採取家居隔離這個次優安排。不過,誠如傳染病權威袁國勇所言,要防止新型肺炎在社區爆發,設檢疫中心無疑為較好的方法。香港大學醫學院院長梁卓偉在電台節目中也提到,家居自我隔離未必可行,因為單靠自律方式存有風險,「最好有大型集中隔離地點」。

可是,港府即使經歷2003年SARS的慘痛教訓,仍然未汲取經驗,預早準備檢疫中心這類防疫設施。按理說,港府理應明白疫情發展速度難以預測,稍有前瞻意識,已會及早儲備抗疫資源,例如選定遠離市區的度假村及居住用地,甚或與酒店業者早作協議,待社會爆發公共衞生危機時,好調動相關資源作隔離之用。遺憾的是,縱然政府在SARS過後成立了專家委員會,並總結出《汲取經驗 防患未然》報告,當中明文表示必須作好準備以防初次出現及新發現的疾病,並建立良好體制,以應付緊急事故和危機,但今次疫情卻暴露出政府未有汲取經驗,應變能力依然低下,在危急關口居然無法拿出大型檢疫用地。

連日來,有不少美孚居民在街頭抗議政府徵用翠雅山房作檢疫中心。(余俊亮攝)

若而不盡快尋覓更多地方作檢疫中心,最大可能出現的情況,便會是擴大家居隔離安排。家居隔離方案有不少局限,相較於配套完整及有監管的集中隔離點,只能算是無可奈何的選擇。其中最讓人擔憂的,便是疑似感染人士能繼續與家人同居,令他們也容易變成受感染群體,反過來增加病毒在社區散播和爆發的風險。而打從家居檢疫實施後,衞生署在官網上定期公開檢疫人士所居住的大廈名單,但此舉卻引起網民不安,更有網民表示害怕正在隔離的鄰里會散播病毒,決定立即舉家搬遷。

依賴家居隔離檢疫的另一憂慮,便是要確保當事人自律安守家中。為確保方案成效,政府安排警方突擊檢查,並宣告違反指定令,可被罰款25,000元及監禁六個月。截至2月10日,警方在167次突擊檢查中,發現有九人未有全天候留在居所,並以各種古怪理由解釋,包括聲稱因睡覺而無法聯絡,以及當時曾短暫外出購買日常用品,當中兩人一度失聯,需要警方發出通緝令,並考慮作出檢控。

林正財表示要達至「零風險」,最理想當然是讓有感染風險的人在檢疫中心隔離。(黃舒慧攝)

對此,林正財表示若然要達至「零風險」,最理想當然是讓有感染風險的人在檢疫中心隔離,皆因有職員從關口將他們帶到中心,有警衛看守門口,杜絕走失可能。惟他明白「始終我們安排用作檢疫的容量不足」,無法執行這種高規格的防疫措施。他表示政府未來若能尋覓更多隔離資源,不妨考慮將違令紅線收緊,如被發現第一次偷走,便直接送往管控規格嚴密的隔離營,不讓他們有再犯錯機會,盡可能減低疫情散播至社區的風險。

歸根究柢,當局必須立即設立大型檢疫中心,方能接載滯留湖北的港人回港,同時隔離檢疫所有高風險人士。面對「事事反對」的民情,港府不能不予解說,或只作口頭呼籲、甚至埋怨市民不能諒解,而是應該提供更多科學理據,並改善與市民溝通的技巧。至於香港市民,經歷了大半年的反修例運動,難免仍然被焦慮和恐慌的敏感神經主導情緒,但疫症當前,也斷不能因而喪失最基本的同理心,甚至抱持「各家自掃門前雪」的心態,堅決反對任何合理的檢疫設施,萬一疫情失控,所有市民也難以獨善其身,受害的只會是整個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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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節錄自第201期《香港01》周報(2020年2月17日)《理性防疫,人人有責 — 我們與檢疫中心的距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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