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肺炎．深度】無薪假、八折糧殺到 抗疫基金救不了的兩大死症
受反修例風波及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的雙重打擊，香港正面臨回歸後最嚴重經濟危機。生意受損、收入減少下，不少公司要求員工放無薪假、收「八折糧」、甚至分批解僱員工，當中以餐飲、零售等服務業最為嚴重。政府雖然推出300億元「防疫抗逆基金」，但大多數措施都是補貼僱主，無法保障前線員工，若比較兩岸和附近地區的勞工援助，更可謂相當落後，打工仔恐成這波經濟危機的最大「用完即棄品」。更令人擔心的，是特區政府仍然在所謂「撐企業、保就業」的滴漏式經濟迷思中徘徊，完全漠視改革失業援助制度的需要。
自反修例風波去年6月在香港爆發，示威不斷、衝突不絕，以內地為主的訪港旅客大幅減少，令飲食、零售及銷售業遭到重創，去年第三季經濟按年衰退2.9%，是自2009年以來首次錄得跌幅。禍不單行下，源於武漢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蔓延至港，內地旅客更因應防疫措施被壓縮至每日不足1000人，令有關行業雪上加霜；與此同時，政府及各大企業紛紛安排員工在家工作以減少傳染風險，市民為健康着想亦減少外出消費，進一步打擊本地內需，預計未來數月的經濟數據將會更差劣。
在多個零售行業表現疲弱的情況下，網上不時傳來消息，不少連鎖食肆、酒店、廣播電台都要求員工放無薪假，甚至有傳要出「八折糧」，航空業更開始出現解僱潮。必須指出，任何更改僱員待遇的要求都必須得到僱員同意，否則僱員可以行使合法權力向僱主追討法定賠償，僱員更應該警覺任何「自願解僱」安排，否則很容易損害了自己的勞動權利。不過，勞動市場轉差是不爭事實，按政府統計處數據，香港的最新失業率（2019年11月子2020年1月）上升0.1個百分點至3.4%，當中與消費及旅遊相關的零售、住宿及膳食服務業的失業情況更達到5.2%，建造業則達5.7%。種種跡象驗證了，經濟下行時，受最大衝擊的一定是本來已經沒有什麼議價能力的勞工。
在艱難時刻支援市民固然是政府的應有之義，特區政府亦因而推出300億元「防疫抗疫基金」。問題是，「防疫抗疫基金」的資助方向太過偏袒資方，難免令人擔心前線勞工未必享有足夠保障；更令人擔心的，是政府依然在所謂「撐企業、保就業」的滴漏式經濟迷思中徘徊，完全漠視改革失業援助制度的需要。
死症一：滴漏式經濟主導 資助偏袒資方 難保前線員工
在300億「防疫抗疫基金」裏，佔最多支出的是「零售業資助計劃」，政府為此計劃預留56億元，以資助約7萬家零售商戶，平均而言每間商戶約有8萬元資助。其次則為「食物業界別資助計劃」，按不同類別的牌照持有人提供每人一筆過20萬或8萬元的資助，惠及2.8萬名持牌人，涉及約37.3億元。單是這兩項資助計劃，已經佔了整個「防疫抗疫基金」的三分之一。然而，有關資助並沒有限制用途，換言之，政府無法保證這些資助會落入前線服務業勞工手中，因為資方很可能在確保利潤和保障員工收入或就業之間選擇前者。
如果政府同時資助前線勞工或市民則還可以接受，但現實是，「防疫抗疫基金」裏只有「合資格在職家庭津貼及學生資助住戶特別津貼」和「額外増加2019－20學年的學生津貼」這兩項直接援助市民的津貼，合計只有18.9億元資助金額，佔基金不足7%。政府這種親資方的援助方式，很難不令人覺得厚此薄彼。
最可笑的是，日前立法會財委會召開特別會議審議「防疫抗疫基金」，負責監察基金運作的政務司司長張建宗被問及如何確保政府為資方提供的援助可以惠及勞工時，張建宗竟回答「香港有良僱主多，無良僱主不多」，難怪民主黨立法會議員黃碧雲會批評他對人性假設過於樂觀。
儘管政府在即將推出的《財政預算案》中公佈惠及全民的資助措施，但值得斟酌的是政府的社會保障邏輯，即所謂「撐企業、保就業」，希望透過資助資方，間接保障勞方。然而這種滴漏式經濟觀已經被批評多時，因為很多時候資方的邏輯是利潤最大化，而不是保住勞工就業，勞工的狀態依然是朝不保夕。要真正保住勞工就業，需要更精密的政策設計。
例如台灣剛通過「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草案，預算規模達600億元新台幣，當中包括「防疫隔離假」，訂明民眾若配合任何隔離情況，任職機構不得視為曠職、強迫以事假替代等，亦不得扣發全勤獎金、解僱或為其他不利處分；另外，家屬為照顧生活不能自理的受隔離者、檢疫者而請假者亦適用。僱主若願意支薪，可以有薪酬200%的扣稅，無法支薪者，亦可在2年來向政府申請補償。這種方法雖然仍然有漏洞，但起碼不是直接資助僱主的同時，可以減免僱主的薪酬負擔，又讓受影響的員工維持原本的收入，對於維持勞工的購買力以致內需的恢復更有保障，起碼比僱員被減薪或裁員後再僱用和加薪來得更快。
死症二：津貼主義作祟 樂於一次性補助 抗拒制度性改革
一如政府一直以來的用錢邏輯，政府對於一次性的資助開支可以很慷慨，但對經常性、制度性的改革則很抗拒。政府知道保住就業很重要，因為香港本來的失業保障就很不足，一旦大量勞工失業，沒有失業救濟金等即時的援助措施，政府需要承受巨大的政治壓力，2003年的七一大遊行就有這個背景。但我們比較鄰近地區，就會發現香港在這部分相當落後，例如台灣有失業付給（每月以60％薪資計算發給，最長六個月），內地的失業保險金則按照低於當地最低工資標準、高於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標準的水平，由地方政府制定，例如2016年的全國人均失業保險金為每月1051.4元。
勞福局局長羅致光上周三（2月19日）曾表示會為失業及開工不足人士提供現金津貼；然而，在剛通過的「防疫抗逆基金」中，政府卻拒絕成立失業援助基金，原因是去年失業人數已多達12萬，查證需要大量人手，成立系統亦需時。
非常時期固然需要非常做法，一些「快」的援助措施的確十分重要，但政府和社會都不應該逃避討論和改革香港失業保障制度這個結構性問題。反過來說，若果香港有完善的失業保障制度，在經濟下行甚至疫症肆虐的時候，可能不用政府急就章式的派錢，打工仔對於自己的未來也不至於完全沒有信心，對於維繫社會整體的信任和團結有相當大作用。社會任何時候都需要勞動力支撐經濟發展，而社會保障和再分配機制是體現社會對公民整體權益的保障，我們不能每次有事的時候，總是讓為香港付出血汗的勞工成為用完即棄的cond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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