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迫「口交」、摑32巴、10童圍毆——童黨欺凌誰之過？
最近半個多月，先後發生三宗駭人聽聞的童黨欺凌事件。上月中旬，有兩名中三男生疑因不滿同校中二師弟「講壞話」而相約對方「講數」，並找來六名童黨對兩人拳打腳踢，甚至迫他俩「口交」；到上月底，綽號「牛丸」的17歲少女及其朋黨，又在屯門安定邨商場平台毆打一名15歲少女，掌摑了她32巴又踢了15下，期間有多人在場圍觀取笑；上周六（2月29日），在「牛丸事件」同一地點，再有一名13歲男童疑被至少10名童黨圍毆，期間有人以鐵通猛打、狂踩頭部和背脊、甚至用煙頭「辣」身。事件再次引起社會對童黨欺凌及青少年暴力傾向等等問題的關注。
初步觀察，近期的童黨欺凌個案大致可以勾勒出一些共通特徵。首先，童黨的誕生源於年齡相近的同儕關係，也有可能是附近鄰居，在成長過程中慢慢聚集一起。其次，童黨的活動空間相當有限，普遍活躍在社區範圍內，例如屋邨的公共設施，包括球場及公園等。最後，童黨進行欺凌行為時，受虐者與施暴者未必有直接關係，參與其中的施暴者可能只是被朋黨號召出動，雙方事前未必存在直接的衝突糾紛。
事實上，童黨欺凌問題已經纏繞香港20多年，最轟動社會的莫過於1997年有14名童黨參與的秀茂坪童黨燒屍案。不過，近年社會似乎略為輕視童黨欺凌及青少年暴力傾向的問題。
問題一：朋輩互相模仿換認同 誤會能分擔責任趨暴力犯罪
台大社會學系助理教授陳易甫早年撰寫《暴力知識結構與青少年暴力行為：一個社會認知理論的觀點》一文，指出朋輩的影響是青少年確立暴力知識結構的重要因素。因為青少年在成長階段渴望受到認同，當周遭存在施行暴力行為的友伴時，也更容易傾向參與其中，以換取對方認同。另外，由於不少年青人期盼能在朋輩面前，展現自己「不是好欺負」的形象，故當年青人聚眾在一起時，周遭友伴的人數多寡，也會影響年青人傾向使用不同的暴力行事風格，包括採取不同的暴力方式，以及不同傷害程度的手段。
在文章中，他指出有外國學者提及「友伴傳染」這個概念，來解釋朋輩對於青少年的社會與情緒能力的影響。所謂友伴傳染，即青少年在與朋輩互動中，能互相受到負面影響，包括行為上的問題（暴力的手段），以及情緒的上的問題（如憤怒、懼怕或憂鬱情緒）。而當負面情緒與個人暴力行為產生連結，如青年人身邊存有暴力型朋友，則較有可能在互動的過程中受感染，進而與他們一樣，發展出憤怒的感知風格來行事，包括採取暴力手段去解決問題。
問題二：家庭結構影響成長發展 青少年可能欠理想學習對象
本身是註冊社工的屯門區議員曾錦榮認為，青少年在心理發展過程中，有發展認同與親密感的需求，當家庭系統無法滿足相關需要，甚至是造成阻礙，他們便容易作出偏差行為。
曾錦榮指出，區內不少家庭的社經地位偏低，按照坊間的研究所反映，「雙職家庭」問題頗為嚴重，父母的工作時間普遍過長，以致大部份雙職家長都難以抽時間陪伴子女，沒有履行理想的家庭責任，導致子女較易感到孤獨，容易作出偏差行為。而除了社經地位問題，曾錦榮也提到家庭結構具有一定影響力，例如不少青少年成長於破碎家庭，在發展階段中，可能會因欠缺模仿對象，例如沒有親密的父／母對其行為作出適時指導，難以獨自辨別是非黑白，容易釀成濫用暴力等偏差行為。
問題三：政府防治工作資源不足 青少年服務撥款少之又少
一直以來，特區政府都把包括青少年在內的青年問題，視之為「青少年有問題」，並且把青少年服務「外判」給社區機構，但近三年撥款卻分別只佔社會福利署整體資源的2.5%、2.7%以及2.9%。曾錦榮也提及，要有效改善街童問題，政府有需要反思，現時投放在相關方面的防治資源，究竟是否足夠。2007年觀塘玉蓮臺發生一宗街童毆殺事件後，社署的確因而提升相關撥款，但近年隨著青少年人口下降，加上夜青活動模式轉向隱蔽，港府卻抱著僥倖心理，以為街童、邊青等問題已經得到有效解決，並沒有檢視有關服務是否足夠。
香港青年協會副總幹事陳文浩表示，20多年來，童黨問題一直存在，只是形式有所轉變，例如以往較多與黑社會相關，大多公開在公園聚集，而近年則變得隱蔽。他呼籲循三方面作出改善：
首先，加強家庭教育功能，即鼓勵父母與子女建立一套正面而又可以進行管教的溝通模式，盡量減少責罵，令父母同子女可以保持積極溝通；
其次，向青少年灌輸應有的同理心讓他們明白自身行為可能造成的後果，理解為何不能結黨去欺凌他人，同時，也要加強青少年的價值觀，讓他們了解個人長處和優點，不至於只能透過結黨方式來獲取滿足感和效能感；
最後，加強新入職社工的能力，教授他們如何找出有危機的青少年，因為童黨問題轉趨地下化，不似以往般長期聚集在公園，也因流動性增加，而出現跨區結黨情況。而社工要有效找尋有危機的青少年，必須具備一定的溝通技巧和人際網絡，這些能力都能透過培訓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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