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你不知道的排名遊戲——「最自由經濟體」是美譽還是污名?

撰文:黃雲娜 郝子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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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自由~失自由~傷心痛苦眼淚流~」——美國智庫傳統基金會上周公佈《經濟自由度指數2020》,香港失落連續25年被評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的寶座;儘管此「自由」非彼「自由」,但「傷心痛苦」或許真的是特區政府對排名微跌的心情寫照。不過,該指數保守落後,莫名的計算方式早被海內外專家非議多時,存在不少「硬傷」、「軟肋」和「盲點」,只是因為香港年年摘桂,便被港府視為自欺欺人的權威。其實,香港難得擺脫「經濟最自由」的枷鎖,不但不值得傷心,更應該「有請小鳳姐」:「熱烈地彈琴~熱烈地唱~」

美國智庫傳統基金會上周公布《經濟自由度指數2020》,香港失落連續25年被評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的寶座。(資料圖片/鄧倩螢攝)

根據《經濟自由度指數2020》(Economic Freedom Index,EFI),香港整體評分下跌1.1分至89.1分,首次被維持89.4分的新加坡超越,變成全球第二自由經濟體。EFI由美國傳統基金會(The Heritage Foundation)與《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自1995年起聯合編制,以系統地量度不同地區的經濟自由狀況。它由12個分為四大領域的指標組成,包括法治制度(產權保障、司法效能、政府誠信)、政府規模(稅務負擔、政府開支、財政健全)、規管效率(營商自由、勞動自由、貨幣自由)、市場開放(貿易自由、投資自由、金融自由),再以最後的平均值把180個經濟體分為「自由」、「較自由」、「中等自由」、「較不自由」及「受抑制」五個等級,而香港已經連續25年被評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

不過,這個令港府洋洋得意多年的「美譽」,卻是不少海內外專家眼中的「污名」,因為EFI的計算存在不少「硬傷」、「軟肋」和「盲點」,但港府卻沉迷這個自欺欺人的遊戲。

(資料圖片/梁鵬威攝)

硬傷:沒有人看透的計算和評分準則

「相信沒有人看得透這公式有什麼科學根據。」民建聯創黨主席、立法會前主席曾鈺成日前在報章撰寫《愧在澳紐前,恥居星洲後》,就以此質疑EFI的計分方式和實質意義。原來,儘管12個分項的評分比重相同,但計算分項的方法並沒有統一標準,有的是「量評」(quantitative),有的卻是「質評」(qualitative),而兩者的科學邏輯相距甚遠。

以採用「量評」計算的「稅務負擔」為例,先把一個地方的最高個人入息稅率、最高公司所得稅率、以及稅收總額佔GDP百分比這三組數字計算出來,然後用100減去0.03再分別乘以那三個數字的平方,最後取其平均值。為什麼是0.03?EFI沒有解釋。這公式有何科學根據?相信也沒有人看得透。在稅制政策沒有什麼變化的情況下,香港今年比去年微跌0.1分至93分,到底說明了什麼問題?這大概也沒有人明白。

至於採用「質評」的「投資自由」,則是以100分為底分,再根據每個地方應對外來投資的七種障礙以及其後果輕重,以5的倍數依次扣減5、10、15、20或25分,但當中沒有客觀的扣減標準,而是由評分者作出主觀判斷。香港今年的總分之所以下跌,正是源於「投資自由」的評分由以往的90分大減10分至80分,因為「當前的政治和社會動亂,已開始損害它作為最佳營商中心之一的聲譽,削弱投資意欲」;但為什麼是10分而不是5分或者15分,報告並沒有詳細說明,而香港與加拿大、澳洲、紐西蘭和英國同分,只比新加坡和美國少了5分——它們之間具體的相類和差別到底在哪裡,目前也沒有明確而具說服力的說法。

除此之外,還有一些分項是以「量評」和「質評」混合計算的,即先透過莫名的公式計算一個得分,再按照各個負面因素進行扣分。在香港大學數學系以一級榮譽的曾鈺成提醒,「把12個按不同標準計算出來的數字加起來取平均值,結果的可比較性是很值得懷疑的」。

立法會前主席曾鈺成日前在報章撰寫《愧在澳紐前,恥居星洲後》,就以此質疑EFI的計分方式和實質意義。(資料圖片/張浩維攝)

軟肋:基本理念與實際情況出現偏差

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胡懷國,早年已發表《揭開經濟自由排名的面紗》一文,剖析EFI的嚴重缺陷之一,是存在「因果謬誤」。

EFI的基本假設是,經濟自由能夠提高資源的配置和利用效率,藉此促進經濟增長;換言之,指數排名越高的經濟體,會擁有越高的經濟增長和繁榮程度,而個人的財政掌控程度亦會越高,即享有更高度的選擇工作、生產、消費和投資的自由。不過,胡懷國認為,EFI混淆了「自由」與「競爭」在配置效率的作用,亦忽略了「微觀效率」和「宏觀增長」的關係。

胡懷國指出,「經濟自由」必須以一定的「經濟增長」為基礎,才能夠進一步促進「經濟自由」。(資料圖片/羅國輝攝)

在「微觀效率」層面,以溢出效應和規模效應較明顯的產業為例,完全自由的市場通常會導致「自然壟斷」的出現,政府因而需要適度干預以維持市場競爭、改善資源配置;而從「宏觀增長」的角度,完全自由會加劇經濟波動,例如1930年代的經濟大蕭條、1990年代的東南亞經濟危機,政府亦需適度干預以平息波動、實現充分就業、維護社會公正。

胡懷國又指出,「經濟自由」的促進,必須以一定的「經濟增長」為基礎,而不是像EFI的基本假設那樣倒因為果,把「經濟自由」當成「經濟增長」的原因,完全無視了世界各國獨有的經濟發展歷程。試想像,在一個沒有現代產業、缺乏基礎建設、民智尚未開發的經濟體,如果實行完全自由、毫不干預的經濟政策,恐怕只會導致資源配置的混亂不堪,根本無法快速創造經濟增長,民眾也不可能分項經濟紅利。

「編制具有國際可比性的『經濟自由指數』是一件很有意義的工作,但現有的『經濟自由指數』則過於粗糙和不嚴謹,因而其參考價值有限(尤其是在國際比較方面)。我們一方面期待它的改進和完善,另一方面也要提醒人們:『經濟自由指數』存在諸多缺陷,只可參考,不可全信!」——可惜,胡懷國的建言,15年來似乎都沒有改善。

沈旭暉早年曾在《傳統基金會經濟自由指數——特區的迷思》一文中,批評港府對EFI的高度重視並不恰當。(資料圖片/盧翊銘攝)

盲點:過份重視單一指數存在高度風險

「美國智庫朋友經常對特區政府這樣重視單一指數難以理解,起碼美國本身就不會這樣引用這指數。」國際關係學者沈旭暉早年曾在《傳統基金會經濟自由指數——特區的迷思》一文中,批評港府對EFI的高度重視並不恰當,因為它並非唯一權威,也不符合香港發展。

沈旭暉解釋,一般國家通常不會過度重視來自個別機構的單一指數,而是把它當作一籃子參考因素之一,尤其是當有關指數是由「立場鮮明」、「不像大學那樣強調超然中立」、「開宗明義以弘揚保守主義為目的」的「美國傳統基金會」所製成的,就更需小心斟酌。

他又提到,除非一個政府非常認同有關智庫的理念,否則不會把相關指標當作權威。問題是,「美國傳統基金會」的宗旨包括限制政府功能、重視個人自由、捍衛美國價值,而這些路線不但在美國極具爭議,且和香港所面對的經濟挑戰和發展方向格格不入。

傳統基金會2011年公佈EFI時,曾經溫馨提示香港,說新加坡越追越近,倘若香港想繼續留在榜首,就應該「還富於民」,而該會建議的「還富於民」方式,其實是降低企業利得稅,也就是「還富於商」。在貧富懸殊堪比低度發展地區的香港,固然需要「還富於民」,但可想而知,當港府採取不符合自由市場教條主義的方式來「還富於民」,恐怕會被EFI降級。

在「勞工自由」分項中,最低工資制度仍未能保障勞工基本生活的香港卻得到89.1分。(資料圖片/高仲明攝)

以「自由」之名,放任資本主義腐敗港府憑什麼沾沾?市民有什麼好高興?

可悲的是,儘管EFI存在諸多缺陷,卻一直被特區政府視為瑰寶,而其背後所宣揚的自由放任,也一直被港府奉為圭臬,完全漠視未能秉承分配正義的深層次結構矛盾,直接助長資本主義的扭曲和腐敗。

可憐的是,普遍市民對EFI只有一知半解,甚至誤以為「此自由」就是「彼自由」,從而支持政府「積極不干預」,一旦「自由指數排名」下跌,便哀之嘆之,歸咎「一國兩制」云云。

以「勞工自由」分項為例,當中以最低工資、聘請僱員、工時彈性、解僱難度、通知時限、以及遣散成本,計算勞工成本,並以此作為評分準則;然而,擁有較高最低工資、又較難要求員工加班的挪威,卻只有57.4分,但最低工資制度仍未能保障勞工基本生活的香港,卻擁有89.1分。換言之,「勞工成本」越低,「勞工自由」評分就越高,根本背離公平正義原則。

可是,我們的政府和市民,卻年年為這樣的「高度自由」而歡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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