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社經問題逐漸崩塌 為民紓困需「特事特辦」
「大疫」當前，對於不少生活較為富裕的市民而言，「抗疫之戰」帶來的影響大可能停留於「飲茶最多四人」、「不能一齊掃墓」等。可是，對於那些「手停口停」的社會基層而言，「抗疫之戰」卻是一次根本性的重大危機。
撰文︰石中堅
自去年下半年至今，反修例風波及新冠肺炎疫情皆嚴重影響了飲食、旅遊、物流等行業的正常運作。為防疫情在社區爆發，不少公司都選擇讓員工「家居工作」、減少工作時間，甚至停工停產，部份更面臨倒閉。香港有超過八成的貧困住戶從事「低技術職業」，由於這些職業大多以體力勞動為主，無法「家居工作」，在「手停口停」的威脅下，他們每天必須在冒着感染風險上班或停職、失業之間作出選擇。此外，低收入人士本身的儲蓄能力有限，這意味着公司一旦倒閉或因其他原因而停工，他們極可能陷入嚴重的財政困難。
並非單純的衞生危機
倘若擴大至以整體貧困住戶的角度思考，那基層市民所受的打擊愈發令人擔憂。房屋問題一直是香港其中一個最為嚴峻及急待解決的社會經濟問題。根據政府統計，現時全港有逾20萬人居住在一室多戶的分間式單位（俗稱劏房），當中有近一半人曾經申請公屋，超過八成處於「仍在輪候」的狀態，在輪候公屋期間，面對高昂的租金，不少人被迫居住在按床位出租的「籠屋」。一個間隔成籠屋的單位裏面可能住上十幾甚至是二十幾人，每人一個月花費2,000元，只換得一個面積兩平方米多的床位，用來休息、放置日常用品和貯存家當。
如今，新冠肺炎的爆發導致籠屋居民的生活雪上加霜。首先是因狹小擁擠的房屋結構而衍生的衞生風險。籠屋單位內的廚房和廁所均為共用設施，而且籠屋普遍由老舊樓宇或者工廈單位改造而成，室內通風和渠道系統欠佳。這些因素都大幅增加了居民在籠屋單位內相互傳染的風險。
其次是因抗疫而加重的財務負擔。疫情的爆發令許多個人衞生用品，如口罩、搓手液和消毒酒精成為必需品。儘管市面上的衞生用品供應和價格逐漸恢復正常，但這些額外的開支依然令籠屋居民的生活捉襟見肘。
第三，籠屋居民大多為單身人士，若不幸被下令「家居隔離」，在欠缺親人、朋友或政府的協助下，根本無法獲得起居飲食所需要的物資，更可能要承受被同屋室友排斥帶來的精神壓力。那些不負責任地違反家居檢疫令的人士何曾想過，在當今的香港，「家居隔離」其實並非人人有條件能夠做到？
疫情對低收入人士的影響不僅局限於上班的成年人，更會延伸到他們的子女身上。自2月份香港全面停課開始，全港的中小學老師已經開始通過網上實時授課或者預先攝錄影片的方式，供學生觀看學習。可是，這種「停課不停學」的教育模式卻對學生家裏的上網條件有較高的硬性要求。
根據政府統計處2018年的數據，在每月收入低於一萬元的家庭中，有近三成家中沒有接駁網絡，近七成家中沒有個人電腦。疫情下，低收入家庭的子女無法前往圖書館或其他公共場所借用電腦設備，他們很多都會選擇使用父母的手機參與網上教學，但用手機上課在交流上存在很多限制，例如影片像素和網絡連接欠佳等，學業很可能會因而落後，並影響未來升學和就業的計劃。長遠而言，疫情會損害低收入人士子女通過學習在社會向上流動的寶貴機會，進一步構成「輸在起跑線」的跨代貧窮問題。
三方入手解基層燃眉之急
由此觀之，可見新冠肺炎疫情絕非一個單純的衞生危機，對香港而言，更是一個疊加經濟環境衰弱，以及令貧富懸殊、房屋、教育機會不平等等結構性問題惡化的綜合性社會挑戰。解決社經不平等需要的，當然包含結構性及長期改革，就算在疫情蔓延之際，政府也絕對有能力及責任緩解勞工階層及貧苦大眾的燃眉之急。以下我們先從短期政策方針入手，再以政府整體政策應該作出什麼調整作結。
第一，政府有必要確保以上提到的在職人士，尤其是缺乏定時收入的在職貧窮「三無人士」（無綜援、無公屋、無交稅）、因疫情影響大幅減薪甚至被裁員的基層員工，以及因長期病患或其他結構性因素而無法工作的市民提供基本的保護網。特首不妨參考美國民主黨前總統初選參選人楊安澤（Andrew Yang） 因應「無條件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UBI）的提倡，無條件向中小企及個體員工提供應對疫情的短暫資助。
「無條件」這特徵非常重要，因為其能確保勞工不受突如其來的解僱、官僚限制所引起的障礙，或對政府根本性不信任等外在因素所影響，這一點也是UBI比現有機制來得優越的地方（詳見：《Basic Income: A Radical Proposal for a Free Society and a Sane Economy》（2017）一書）。英國新任財相辛偉誠（Rishi Sunak）向英國所有受薪國民保證在疫情下為他們提供達到80%工資的資助，雖然保守黨政府矢口否認推行UBI，但此措施與平常主張「小政府、大市場」的保守黨黨綱大相逕庭，反映經濟政策需要「特事特辦」。
非常時期需要非常政策。當然，政府早前的全民派錢並未能達到此功效，在於盲目推崇短暫而缺乏細分的民粹式福利主義，並未能為與政府機構早已「脫鈎」的貧苦大眾提供應急的資源或金錢。可是，在經濟危急存亡之秋時仍盲目地追隨殖民地時期夏鼎基（Haddon-Cave）所遺留下來的「小政府」政策，不但是不負責任，更是「擇惡固執」。如何能夠有效地、非民粹式地為市民提供甘露—這是任何政府中人都必須反思的問題。
第二，除了單純的金錢資助，政府有必要確保貧苦大眾能夠在經濟衝擊的大時代下更直接地得到關鍵物資。在疫情中，醫療團隊毫無疑問是重中之重，在龐大政治壓力下，政府必須能夠抵抗激進的「政治正確」意識形態，將資源確實地供應給前線醫護團隊。但除了醫生及護士之外，其他基層的醫療或「類醫療」服務者—包括老人中心員工、清潔工人、醫院服務員等—也應該納入政府優先照顧的範圍之內。
有不少為籠屋及劏房居民服務的慈善團隊向筆者反映，他們在過去幾個月只能依賴私人慈善不穩定的捐贈，才能向服務對象派發口罩及洗手液。而貧苦大眾「一罩難求」的苦況比中產及夾心階層更甚，更加需要政府的關注及支援。一個合格的政府必須急貧苦大眾所急，與非牟利機構合作，為老人家、長期病患或在職貧窮者提供應急的衞生物資。固然，在凡事皆政治化的執政議政氛圍下，政府未必能夠直接通過立法會撥款，為這些慈善機構及地方組織持續供應資源供應，加上公私營合作法多年來缺乏更新、肥上瘦下的一筆型撥款制度等，導致社會福利署與非牟利機構的前線員工存在隔膜，可這並不代表政府可以袖手旁觀，「佛系」地依靠私募資金及欠缺明確指引的「關愛基金」支撐着香港的基層福利！
第三，政府必須反思應對惡劣居住環境的政策。現時的房屋政策大部份針對的皆是希望在中長期增加香港房屋用地供應，可是，香港的房屋問題不只是一個「供應」問題，更是一個「管理」問題。即時禁止籠屋並不是一個可行的方案，因為籠屋居民未必有適當的中轉居所，他們又可能被逼遷到郊區等遠離工作地點的地方，但政府必須確保籠屋及板間房能夠達到最基本的衞生要求（這並不止因為消防條例，也包括以上提到的種種衞生因素及考慮）。
中期來說，政府應當建設疏導性的中轉屋協助籠屋及劏房住戶，並進行跨區重置。長遠而言，籠屋及劏房作為「香港之恥」，政府有必要考慮全面禁止，為基層市民提供維持應有生活尊嚴的新型居住環境。施政不能只局限於所謂的「客觀數字」，而妄顧市民主觀感受及經歷。這次新冠肺炎疫情應該是對當權者的一次當頭捧喝—香港的居住環境問題，實在不能再拖了。
未雨綢繆 提升經濟「抗逆力」
長遠來說，香港有必要反思如何能夠提高經濟的「抗逆力」（resilience）。作家塔雷伯（Nicholas Nassim Taleb）提出「黑天鵝」一說，借代統計學裏極低概率但影響龐大的事件。從政府角度來說，2003年沙士（SARS）疫情、2014年的佔中、去年的反修例示威、是次新冠肺炎疫情，都是香港近代的「黑天鵝」。如何能夠確保香港在環球金融危機蔓延之時能夠明哲保身？如何能夠提升香港的長遠競爭力？這些問題並不是一時三刻的小優小惠便可以化解。
新加玻政府長年累月皆為他們眼中的「Event X」（非官方名稱，但大抵意指經濟災難性的事件）未雨綢繆，故能夠在疫情侵略下果斷地推出他們口中的「抗逆預算」（Resilience Budget），為自僱人士、低收入人士、求職人士、失業人士提供針對性的軟性輔助及硬性支援。
羅馬並不是一日所建成。從政者有必要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才能對得住自己、對得住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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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刊登於第208期《香港01》周報（2020年4月6日）《從社經不平等角度探討「抗疫之戰」 新冠肺炎與社會向下流動》，網上標題為編輯重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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