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隔離札記：再思東西方「歧視」爭議

編者按：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持續蔓延，影響廣泛而深遠。本文作者在這場疫情中經歷了東西方兩個世界，體驗過雙重「歧視」，也體驗了從自由的暢快感到自我隔離的窒息感，卻也迫使自己開始自觀、往內溯尋，重新思考一些以往習以為常的問題，以及疫情衍生出的文化衝突。下面是她以第一身身份記錄了這段從逃離到隔離的特殊經歷及其體悟。
撰文︰若山

「冠狀病毒之所以革命性，不止是因為它帶來的痛苦。而是因為，它像其他疾病─由鼠疫到瘧疾到愛滋病─那般，有這麼樣的力量，塑造未來多年的社會規範。」美國國土安全部前副部長凱耶姆（Juliette Kayyem）說。

和全英大部份香港留學生一樣，3月時分，我登上了爆滿逃離者的客機。當然，我並不認為此舉更能保障自身和他人的安全，或是對社會公眾更為負責任。縱然，我離開的主因其實是英國簽證到期，我的居留權利被這個國家終止，但這些都不再重要。重要的是，我和來自世界各地的「學子」和「才俊」一樣，都是全球化下龐大候鳥群的一員─因為「機會」而移居至資本主義最為瘋狂發飈的國際都市，但也因為這場疫症，在這些都市成為重災區後，因為其社會瓦解，同時沒有公民身份的保障，我只好自私地「棄船」，落荒而逃。

自異鄉回港，空氣和氛圍不再一樣。來自世界各地的「學子」和「才俊」，都是全球化下龐大候鳥群的一員。（資料圖片／歐嘉樂攝）

回「家」，或留在異鄉，大家都沒有在動，在「原點」上動彈不得，不再日理萬機或漫無目的地行動。從倫敦到香港，9,600公里，由一個富裕城市晃悠到另一個繁華都市，由一個空城沒入另一個難以置信的半日常裏。落機一刻，空氣和氛圍不再一樣。在倫敦，政府和市民讓病毒瀰漫、破壞，讓全民免疫，靜候病毒的影響終有一日消弭殆盡或新疫苗降臨；在香港，全面殺毒，防護，把病毒拒諸身體以外，不能接近分毫。一退一進，有共同有迥異，身在兩地之間，遊走於東西方的抗疫世界。

抗疫變成了一種「特權」

抵達香港機場，防疫的通道已經築好在面前。現場人員引導我們佩戴手帶、索取個人資料。通道的另一邊，有自願檢測深喉唾液的人龍。人人眼神迷惘冷漠，或許，他們在脫下在機上穿了十多個小時的保護衣後，驚魂未定，還未來得及意識到自己身在何方。我們成為網民和部份香港人口中，把病毒再次帶回這個城市的「罪人」，令香港疫情推向第二波高峰。

我可以理解現場工作人員嚴厲又恍似敵視的眼神，近乎喝罵的語氣警告我們嚴格遵守居家隔離。可有市民會認為，他們為一些「global citizen」飄流的生活而激化的疫情埋單。

在這段日子，階級引致的待遇更加明顯。

檢疫人員在機場大堂向到港人士講解檢疫措施。（資料圖片／林振華攝）

有一個來自印度的抗疫醫生控訴：抗疫是一種特權。不是所有人的家有足夠的空間讓你自我隔離，不是所有人有充足的自來水可以頻頻洗手，不是所有人的職業允許你在家工作，更莫說不知有多少人不能負擔被大肆炒賣的口罩和潔手消毒液。我可以避開巴士的乘客群，登上冒險到機場接載外遊者的Uber司機的車子，當然也是一種特權─司機說，市中心已沒生意，家裏有兩個孩子、一幢在供的樓，他別無選擇。

然而，或許除了那全球百分之一的富人，餘下的我們，終究是命運的共同體。作為自由工作者的我，工作量驟減。全球城市數以千萬計的前線和低下階層的員工，中產白領，不是被迫放無薪假、甚或丟了飯碗，便是天天被迫和病毒擦身而過。領着政府派發的微薄援助金渡日，引頸等待疫情終有完結的一天，返回營營役役的日子中去。

私家車越過青馬大橋，我在新界的邊陲落腳。公共空間竟然仍然熱鬧，人們在街上緊張急行，燈光通明間，清潔工人恍如西西弗斯般為城市消毒。

兩個城市的畫面剎那交接。倫敦是一片落寞空城，詭異的寂靜。店舖機構全關，人們穴居於室，或湧入公園跑步、散步。但那不全是違反日常的舉措─他們過往的平常生活，仍有相當部份是屬於非消費的室內休憩活動。他們的居住環境相對較寬敞，愛下廚、周末愛在家閱讀看戲、經營屋後花園，宴客親朋。是故，相對來說，較多英國人有自我隔離的空間和條件。

對大部份香港人來說，居住和飲食空間可沒有這種餘裕。香港人口密度之高，以及對回復社會經濟秩序的強大傾向，連疫情當前也是沒有完全停下腳步，卻又保持着高效率的疫情控制─這當然和香港2003年曾經歷沙士（SARS）疫症有關。

流動是一種特權，「不動」、回歸「簡樸」亦然。

在街上，香港人戴口罩的比例幾近百分百。（資料圖片／李澤彤攝）

仇恨可以在流動中轉移

就在香港逾兩周所見，香港人戴口罩的比例幾近百分百。在街上，我再沒見到一個不被屏蔽的、完整的臉孔。如今，仍有西方國家領袖以在鏡頭面前不戴口罩為榮。不少中外報道評論也提及，東西方展開了對佩戴口罩的「歧視」爭議。在這數個月間，在歐美皆發生了佩戴口罩的亞裔人士被襲擊的事件。

我在離開倫敦前夕，街上有一名當地居民向我拋擲垃圾，口出辱言，為我過去兩個月在車上、路上、店內經歷的各種驚恐的走避和敵視的眼神，劃上激烈的句點。

《香港01》一篇報道指，一位華人作家稱她在網上讀到有帖子如是寫着：「中國人骯髒、令人作嘔、沒文化，由於『怪異』的飲食習慣，中國人感染病毒是『活該』。」而亞洲人在街上被直接指罵為「Corona」、「Virus」已不是新鮮事。

與此同時，亞洲群絡之間也流傳着報復性的標籤，會稱抗拒戴口罩及敵視戴口罩者的西方人為「英豬」、「Corvidiot」。倫敦作為世界最為高度人口流動的移民社會，文化交流豐富而多層次，但同時，種族、文化差異及政府緊縮開支引致的中低下階層人口的資源競爭，令族群間潛藏的不滿和關係張力也進一步擴大。

除了口罩，很多人指出，歐洲人民在疫症初期，心理狀態迥異。流動在現代社會的論述裏，一直意味了不能撼動的行動自由（freedom of movement），甚或是自由（freedom/ liberty）這概念本身，可以自我支配，憑藉意志而行動。所以，當疫情惡化，亞洲，尤其是後來的西方國家實行的限制行動的法令時，他們第一時間的反應是，自由被遏制之下的反彈。

3月20日，英國首相約翰遜宣布全英國的酒吧、餐廳和咖啡店即晚起暫停營業。（Reuters）

3月20日，英國首相約翰遜（Boris Johnson）宣布全英國的酒吧、餐廳和咖啡店即晚起暫停營業，直至另行通告。對於視酒吧（pub）為核心社交空間（social space）的英國人來說，無疑是根本性的打擊。相較香港酒吧關門前夕，尖沙咀諾士佛臺冷冷清清，英國酒吧的最後一夜，氣氛卻是熱鬧如節日，憑弔的決心凌駕了對集體聚會的染病風險的恐懼。

兩次世界大戰和1918年席捲全球的「西班牙流感」（編按：現已易名為「1918年流感大流行」）都叫不停的世界，這場新冠肺炎疫症卻叫停了。即使兩次世界大戰時期，英國的酒吧也沒有停止過營業，只是縮短了酒吧原來的24小時營業時間，以提高人們的生產力。對上一次在倫敦大規模的酒吧關門已是1665至1666年大瘟疫（The Great Plague）的時候，而當時也不是關掉所有酒吧。

大家衝往酒吧歡送最後一夜的行為如此「不理性」，卻在歐陸意大利和西班牙已肆虐的3月下旬，如此發生。連首相約翰遜在頒布保持社交距離措施時也如是強調：「我得承認，我們現時在做的，的確是超越正常的事情。我們正在奪去英國自由人自古以來習慣去酒吧、不可剝奪的權利。」（I do accept that what we're doing is extraordinary. We're taking away the ancient, inalienable right of freeborn people of the United Kingdom to go to the pub.）

集會自由是啟蒙時期以來、現代自由精神的重要構成。社會連結是建立社會資本的重要形式─它既可以是社交聚會、生產合作，也可以是組織政治集會、社會運動。社交網絡是公民社會的基礎、公共性的體現。

自由在西方的文化意涵

早在2月，香港人一致地調節了自己的生活至自我隔離狀態，不再聚集。城中四處都圍起封條，餐廳（限制全港餐廳隔桌用餐而圍封一些桌椅）、甚至是戶外空間如遊樂場、籃球場都纏上大量膠帶。英國也有以膠帶圍封座位的店舖，但程度和規模明顯有別。

餐廳圍封一些桌椅。（資料圖片／張浩維攝）

在英國，「犧牲你的自由，是為了幫助正在搏鬥的醫療人員」成為一個頗為主流、願意交出自身自由的論述。不同文化和社會，似乎對被強行限制流動自由的容忍度和合理度，也有不同的接受程度。

總括來說，個人的行動自由，在危難或緊急時期，往往是率先受到限制的。歷史告訴我們，政權在人民的默許或無意識底下取得管束和監視人民的正當性─以公眾利益（public interest）或「穩定社會秩序」之名，以類似施行緊急法的形式，越過法治（rule of law）而攫取不受限制的管治權力。這是意大利學者阿甘本（Agamben）提出的例外狀態（state of exception）概念，國家機器被賦予比危難前更大、更具滲透性的權力。這些新的權力一旦建立，便可能成為管治當局不再收回的、繼續延伸的權力。

一片哀鴻的3月，繼英國推出不許二人以上聚會後，香港推出限制四人聚會的「限聚令」。其他地區皆如此，各地警察成為限聚令的執行者，也即是執法者介入此前未曾介入的私人領域。新加坡在宣布國內全面停學之前，拍下課室內每個學生的臉孔和坐位，以作往後可能的確診個案的傳染者的追蹤。

近日有報道指出，曾自稱零確診個案的北韓，有患病家庭遭長釘木板「封門」，不許就醫，結果一家五人病死家中。如新聞屬實，那不就是潛越任何法律、直接把你物理封鎖、奪去你行走求救的基本權利嗎？同時，在這個非常狀態，人們對強權維持秩序的渴望有時更為強大。例如，有香港輿論表示，希望自己的城市和其他國家一樣，實行更嚴厲的社交距離政策和對人口行蹤進行監察，有市民在茶餘飯後，說歐洲人因為「不聽話」，所以得到「死傷更多」的懲罰；也有好多「為何不能忍一忍，之後便能回到正常」的說法，而未必了解行動自由在西方社會的文化意涵。

戶外空間如遊樂場都纏上大量膠帶。（資料圖片／張浩維攝）

就公布的感染數字而言（雖然不同國家資訊的透明度似乎並不相同），政府權力更大的國家，對疫情的控制似乎更為有效，這為合理化政府對個人的監控埋下伏線。政治學上常見所謂的「聚旗效應」（Rally 'round the flag effect），即每當國家遭逢危機，國家領袖備受人民擁戴的程度就會上升─這種心態奇怪之處，就是即使明明國家的情況比此前更加一團糟、國家領袖的表現也沒有令人滿意，人民還是對領袖回復社會秩序有指望和期盼，而甘願交出自己的權利和私隱。

事實上，在香港，這種介入私人和日常的「例外狀態」已提前半年降臨。繼上年6月因修訂《逃犯條例》引發大型社會運動以後，緊接着疫症，各區的日常空間被封鎖，「人」的行動不斷被限制和更改，香港由過往商業和效率主導的社會，跌入了另一個恍似戒嚴狀態，已有相當一段時間。而且，還未見終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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