剖析中史教材引發的爭議 英國人不一定為鴉片戰爭辯護（下）
湊巧的是，最能證明人們對同一歷史事件之認知是因時而異的，正正便是將近兩世紀前的鴉片戰爭去到近年居然又重新成為一個政治敏感議題，這點可從圍繞英國學者藍詩玲（Julia Lovell）《鴉片戰爭：毒品、夢想與中國建構》一書的爭議略窺一斑。該書於2011年面世時未見引發多少糾紛，當年7月香港書展邀請作者本人前來舉辦新書發布會，她在會上坦言感受到鴉片戰爭對中國人構成的恥辱，亦令身為英國人的自己感到蒙羞，後來藍詩玲幾番接受內地傳媒的訪問，也多次重申她並不認同鴉片戰爭起於文明衝突，以及強調英國「不應該把很容易上癮的麻醉品走私到中國去」、「不能為了保護貿易去挑起戰爭」。儘管藍詩玲本人不只一次現身說法解釋自己的立場，她的著作最後卻還是躲不過在中國被批評與審查的命運。
承接上文︰剖析中史教材引發的爭議 英國人不一定為鴉片戰爭辯護（上）
畢業於香港大學的英國皇家歷史學院、澳洲社會科學院院士黃宇和，很快便在2013年於《清華大學學報》發表文章高調抨擊藍詩玲的著作，他將該書主旨理解為「若隱若晦地高呼中國該打」，又認為其內容重複着「根深柢固的西方偏見……英國人堅稱其發動鴉片戰爭是正義的」、只是在替這種觀點「借屍還魂，甚至推波助瀾」，最後更稱其書反映「帝國主義侵華之心不死」。到2015年該書簡體中文版發行之時，書末討論共產黨自身涉嫌種植「特產」罌粟獲取收入及利用鴉片戰爭課題進行政治教育等事的部份遭刪節，香港與台灣立刻就有人捉着此點攻擊大陸政權，還有青年學生領袖讀書中途借題發揮，牽扯到自己不算中國人而沒需要繼承這種「民族恥辱」云云……這裏我們可以明顯看出：各方似乎都是出於自身需要，片面引述藍詩玲著作的部份內容而已。
內地官方政治語言的變化，或許也是鴉片戰爭再度變作政治敏感議題的其中一個原因。中共最高層以「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為執政願景。2012年11月，新當選為中共總書記的習近平參觀國家博物館「復興之路」展覽，在場展品便包括鴉片戰爭期間的虎門大砲，接着他發表講話，首次言及「中國夢」，其中提到「經過鴉片戰爭以來一百七十多年的持續奮鬥，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展現出光明的前景」。嗣後習近平在不同場合上屢次談起「中國夢」，亦經常將鴉片戰爭稱作中華民族抗擊外族欺侮之始。雖然對中共最高層而言，民族復興與「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這一制度建設緊密相連，但在社會層面，「中國夢」與膨脹的民族主義撞擊，在這種環境下外國學者對此段歷史的評價難免容易引來關注。
另一方面，兩次鴉片戰爭史實又與香港、台灣存在緊密連繫，香港島、九龍半島被割讓給英國及台灣開港通商，都是戰敗後簽訂不平等條約的結果，故此隨着近年兩岸三地政治氣氛越趨緊張，有傳媒或輿論領袖徵引外國學者相關論著大造文章也不足為奇。
國籍背景未必規限史觀
說回英國人的鴉片戰爭史觀，這個島國上的人既然由始至終都未曾有過統一看法，那指稱他們否定鴉片走私在戰場中的角色無疑屬於一種刻板印象（stereotype）。本地歷史教科書出現有錯引、超譯史景遷著作的情況，以及後續好些「一竹篙打死一船人」地斥責西方學界長年在淡化鴉片戰爭對中國禍害的評論，其實指向了一個更加嚴重的問題：普通人都不願意花費心力查證「鬼佬」、「老外」具體到底說了什麼，單憑從國籍背景得出的刻板印象便斷章取義當作外國人觀點。「英國人嘛？自然是為當年侵華辯護，他的話不用聽、他的書不用看！」未看半頁英文史著的人大概心中這樣暗自嘀咕一下，隨即便能義無反顧抓來幾句轉述的話，大罵民族仇敵的秕言謬說、控訴帝國主義的狼子野心—縱使對方很有可能已在別處講過你想說的話而你沒留意罷了。
這邊不妨轉去看看日本京都學派的第二代領軍人物宮崎市定，他曾經在抗戰時期發表一篇文章形容明代倭寇「本來都是貿易人員」、「為明朝的門戶開放做出卓越貢獻」，而且他本人也有服役於侵華日軍行列之中，甚至利用自身知識直接投身搜刮中國文物活動……一般人知道他的這些主張與經歷之後，或許就會先入為主將他當成典型「日本鬼子」，覺得他對發動鴉片戰爭的英國人應該會利用類似的邏輯進行分析，但宮崎市定的《中國史》卻這樣寫道：「英國人嫌惡鴉片戰爭的名稱，卻強辯說這次戰爭，是兩個不同體制—閉關自守與自由貿易主義—的衝突，是為了使中國開放對外建交的戰爭；但是，這實在是一種本末顛倒的搪塞，開啟戰端的原因是在於維護英國鴉片商人的利益，這項事實也不應該掩飾。」足見從國籍刻板印象得出的認識未必能夠適用。
與此相對，中國學者亦非個個都是像現在許多人以為那樣強調洋商走私鴉片引發戰爭。蔣廷黻《中國近代史》說：「鴉片戰爭失敗的根本理由是我們的落伍……軍事失敗還不是民族致命傷。失敗後還不明了失敗的理由，力圖改革，那才是民族的致命傷」；李劍農的《中國近百年政治史》稱鴉片戰爭「表面上是因禁止鴉片問題而起，然就戰爭的真意義說，可稱為中西文化的衝突」，而戰後中國人「還是認中國為世界文化之宗，不承認西洋夷人也有什麼可稱為文化的，不承認西洋礮火的威力是文化的威力」……這些言論在今日愛國人士聽來肯定無比刺耳，但它們確實都是民國學者出於鞭策國家改革圖強目的而發表過的論述，跟鴉片戰爭本身一樣是歷史的一部份。我們不能抽離當時局勢抨擊他們損害民族自信，甚至還給他們安上一堆「翻案」或「崇洋媚外」的罪名。
歸根究柢，個別海外學者受囿於史識或背景，對牽涉中國歷史事件的部份看法未必完全合乎公眾期望，同時我們也無法排除當中的確有人基於某種企圖，刻意作出與事實存在落差的陳述以至「翻案」，然而上述情況終歸只是少數，大多數治學之人應該還是希望在客觀認識相關史實的基礎上，作出他們自認為持平執中、公正無私的論斷。我們不能因人廢言，更加不能因「國」廢言；在對事不對人之外，更需要對事不對「國」……畢竟並非所有英國人都會為當年發動戰爭入侵中國砌詞狡辯，中國人也不見得一定全部就承認鴉片戰爭是民族苦難開端的「國恥」。
一百八十年前的鴉片戰爭是值得尊重的歷史，但這一百八十年來各國學者研究、評論鴉片戰爭的經過亦是同樣值得尊重的歷史。假若不先嘗試理解他們的觀點就憑空斥責，難道不又屬於對歷史的不尊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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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節錄自第213期《香港01》周報（2020年5月11日）《剖析中史教材引發的爭議 英國人不一定為鴉片戰爭辯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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