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香港新方向張欣宇出戰新界北——小人物，不甘心，求改變

「我不甘心整天聽到『香港已死』或者『香港已經淪為三線城市』，我更加不甘心我們部份年輕人不再以香港為榮。面對這樣的前景，我就是不甘心！」——說這番話的，如果是兩年前那些矢志「光復香港」的年輕人，相信很多香港人都會爭相轉載，感慨有人說出心聲；然而，當知道它出自「港漂」政團香港新方向立法會新界北直選代表張欣宇日前發表的競選宣言，可能有不少人會馬上壓下心中的共鳴，然後擺出一副事不關己、毫不在意的樣子。

不過，無論大家是有感或無感，張欣宇都會繼續「去馬」。就像當年「831太子站事件」發生之後，作為港鐵現場總指揮的他不斷努力澄清當晚沒有死人的事實，期間也一度被懷疑、被起底、被公審，甚至被勸喻「澄清事實並不是小人物的責任」；幸而，最後總算有些人回心轉意。兩年後的今天，張欣宇同樣被勸說「參與政治、創造未來也不是小人物的責任」，但他就是不信邪，就是相信總會有人願意相信他們這群小人物希望「香港變好」的誠意。

感謝香港給予太多
感慨港人互相傷害

「我祖籍上海，在深圳長大，在香港讀書、工作、成家、育兒。不論走到哪裏，我都覺得自己就是香港人，我也很以這個身份為榮，有一萬個理由希望香港變得更好。」張欣宇日前接受《香港01》專訪，一再強調香港這座城市給予他的太多太多——工程知識、專業身份、國際榮耀、穩定工作、幸福家庭、價值信念——他沒有理由不站出來為這頭家做些對的事情，尤其是當很多人已然灰心喪志、遠走他鄉，他越是心痛，就越想懇請大家不要放棄。

什麼是「對的事情」？又可以怎樣令香港「變得更好」？張欣宇反過來回答：「不管什麼陣營，相信大家都有同感香港正處於不好的狀態，其中一個最深刻的不好，是明明大家都生活在同一座城市，日常也有很多交集、互相需要，但卻有相當一部分人不把另一部分人當成香港人。尤其是兩年前社會撕裂得最嚴重，大家甚至不當對方是人。這實在太令人難過了。」

張欣宇的難過情緒，既簡單又複雜。那時候「黃絲」、「藍絲」動輒喊打喊殺，而像張欣宇那樣根本難以簡單被顏色定義的人，只能無奈地被夾在中間，有時甚至會無故捲入漩渦，變得「兩邊不是人」。一方面，他很為人們基於對這片土地的感情而積極參與推動改變所感動，「因為如果大家變得冷漠，不再關心社會和未來，那麼這個城市就真的玩完了」；但另一方面，他又很為一些人所選擇的激進路徑和破壞方式感到痛心，會不斷反思很多很不符合當下政治主流觀點的問題，比如「大家心中覺得應該打破某個假想敵，是否一個錯誤的判斷」，又如「大家所訴求的民主解決方式，是否反而不太民主，甚至自相矛盾，經不起驗證」——凡此種種，他都感到很可惜，「大多數人動機明明是好的，但最後變相自己打自己。」

最令張欣宇難過的，是連綿數月的折騰過後，「其實大家都輸，社會並沒有因而向前，香港也沒有變得更好」，因為那些「民主鬥士」念茲在茲的「時代革命」不但沒有出現，反而導致很多被民粹主義牽著鼻子走的政治人物墮入法網，也破壞了本來就荊棘滿途的央港互信；可是，儘管香港付出了如此巨大的代價，纏繞社會命脈的深層次矛盾卻越發凸顯，因為經濟結構轉型和新興產業發展早已停滯不前，而用以調適資源不公的分配機制也早就失效——用大家比較熟悉的話來說，是社會發展的「餅」既做不大又分不好，結果，最有迫切需要的人得不到最適切的幫助，絕大多數人的生活也過得並不好，甚至可以說是營營役役、苦苦生存。

分配不公是恥辱
自生自滅太荒謬

「一個這麼繁榮的國際都市，怎麼可以允許這些不公造成的不堪情況繼續存在？這實在是一種恥辱！而我們並不是真的沒有資源、沒有土地、沒有人才，可是這麼多年來，我們的社會和我們的政府竟然允許這些問題繼續存在，這真的是一種恥辱！」作為3個小朋友的爸爸，33歲的張欣宇對於目前至少有5萬名兒童居住在廁所和廚房處於同一空間的劏房裏面，始終無法釋懷，因為他深信這一代人的奮鬥目標就是為了下一代人的美好生活，而生活環境的惡劣和居無定所的狀態難免影響劏房兒童的身心健康，「你總不能說是他們想要擁有自己的生活空間所以自己選擇住在裏面吧？這個說法既不合理，又不負責任，簡直是自欺欺人！」

張欣宇沒有特別點名批評任何人，但明眼人都知道，他回應的是特首林鄭月娥早前表示「劏房冇乜問題，每個人住什麼單位都是個人選擇，有些年輕人為了更多私隱就會選擇劏房」的荒謬說法。他坦言，自己的確是某些人口中「有所選擇」的年輕人——父母都是中學數學老師，所以從小到大總算不愁吃穿；當年在香港大學土木工程學系畢業後，又馬上獲曾經實習的港鐵公司聘請為見習工程師，薪酬福利不俗，確實能夠為了享有更多私人空間而自主選擇獨立住房——然而，那些年租金早已貴得驚人，一個200多平方呎的深水埗單位每月也要花費至少一半薪金，計及其他日常開銷之後，他也是個「月光族」。

「你想想，我在大公司裏有一份穩定工作，生活還算好一點，但其他人怎麼辦呢？你怎麼能夠用個別的、少數的例子，去合理化非常扭曲且不人道的劏房現象？」有別於不少政府官員和政黨精英都會談及自己曾於居於劏房的經歷以建立一種對於基層群體「感同身受」的形象，然後習慣以「自由資本主義」為由合理化貧窮和不公的存在，張欣宇承認自己不是苦不堪言的一群，但他並沒有對弱勢苦況習以為常，反而認為不能任由他們自生自滅。

這種同理心，一來或許源於他是共情能力很強的雙魚座，二來因為他每天的工作所面對的就是一個很真實的社會。「大富大貴的人不會搭地鐵，我們面對的就是普通人，大家都在為兩餐奔波，面對這樣那樣的生活難題。」張欣宇現任港鐵公司車站事務經理，負責觀塘綫及荃灣綫的車務和車站運作，有很多機會和乘客聊天，「每次一聊就一個多小時，本來是一件投訴車站的小事，但聊開了就會跟我分享對社會的看法，這讓我明白大家在關心什麼，又是什麼東西讓大家產生某種觀點和立場」；另外，他直接領導超過1400名前線人員團隊的經驗也加固了他對別人的關心，「如果當中有400人遇到困難，我們總不可能任由他們自己面對，而是會想辦法幫助他們，才能夠維持團隊的正常運作，為數以百萬計香港人提供服務。」

民主民生互不矛盾
不藍不黃聚焦治理

「但這種最為基本的原則，特區政府好像總是考慮得不多，社會當中也有不少似是而非的說法，對很多問題的本質甚至看得不是很清楚。」張欣宇有著「土木工程師」的「職業病」，習慣用「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視角去看待不同議題，但當對香港社會問題了解得越多，就越是對很多討論感到困惑。

例如，社會不是未曾設法解決各種民生困境，但會很單純地相信「民主選舉」就是靈丹妙藥，甚至形成一種對立思維，認為其他制度必然就是差劣的、邪惡的，以為追求經濟發展就是市儈的、銅臭的，更會主張為「民主」而犧牲「民生」、為「選舉」而不談「政策」，「但世界上並沒有任何一種制度能夠保障一定可以解決問題。」

可是，不少香港人卻身陷意識形態的迷障，也跳不出二元對立的思維，無法真正對應問題，認知困境表露無遺。當然，這並不代表香港人不應該追求「民主選舉」——事實上，張欣宇和很多人一樣，從2014年佔領行動開始關心香港政治，也很嚮往更大程度和更高品質的民主參與，可惜當年的政改方案在大部分建制派議員沒有投票的情況下被泛民主派以大比數否決，「我開始去想，為什麼這麼重要的一件事，最後會變成一場鬧劇？為什麼這麼有影響力的立法會議員，竟然是這樣的質素？為什麼大家會消極地抗拒『袋住先』，而不是積極地勇敢地『行一步先』？」直到2019年爆發反修例風波，他的諸多疑問有了更清晰的解答。

「真的是時候改變了！」當時帶著對社會撕裂的難過和前景黯淡的憂心，張欣宇加入不同社交群組，一開始只是「圍爐取暖」，而聊著聊著，發現仍有很多像他一樣「不藍不黃」的同路人，於是慢慢集結他們，並和同是「港漂」的劉暢及王宇一起創立「香港新方向」。時至今日，這個組織已經擁有200多名成員，當中還有不少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

老行尊盛讚誠懇而清新
重量級選委提名又提點

有別於其他政團過度聚焦虛無飄渺的政治迷思，這個無資金、無資源、無背景的「三無」政團主打的是實事求是的政策倡議——先以「三個維度和一個基本」作為價值支撐，即以「香港是我們的香港、中國的香港、世界的香港」三個維度理解「一國兩制」，並以「以民為本」為基本原則平衡各階層各界別的利益；再由不同專業背景成員主持6個涵蓋政制改革、土地房屋、教育及青少年發展、社會福利、產業經濟、醫療環保平權等範疇的的研究小組，重新釐清香港出了什麼問題、應該怎樣解決；繼而透過社交媒體對外提倡——有為政府，完善民主參與，擺脫財團壟斷，重築身份認同，落實「真問責」，大眾「共承擔」。

「如果我們希望香港變得更好，那就需要有一些因素，例如一些人的出現、一些事的發生，才能令香港變好。但如果我們只是在旁觀望，而不去創造這些原因，香港並不會自己變好。既然我們希望香港變好，為什麼不去嘗試成為這個原因？」張欣宇透露，香港新方向自2019年10月成立以來，默默拜訪過不少備受不同光譜尊重的政壇前輩，包括退休高官和政黨元老，那些老行尊都形容這個組織「誠懇而清新」，並且鼓勵他們努力成為改變的原因。

這或多或少也是張欣宇能夠在毫無知名度和從政經驗的情況下，取得多位「超重量級」選委提名參加立法會新界北地區直選的原因，當中包括香港大學醫學院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香港交易所前行政總裁李小加、港鐵公司行政總裁金澤培、長江實業執行董事趙國雄等，令他有望與民建聯劉國勳及鄉事派沈豪傑同場對壘。傳統建制可能不太看好張欣宇的選情，但不少提名他的選委都很熱心提點，有的甚至在會面之前已經備好多條問題進行詳盡考核，內容涵蓋政治哲學到宗教教義，為他帶來大腦激盪，從而不斷深化理念論述。

地產商不是市民敵人
各階層都有求變共識

「這些選委都很有公信力，甚至可以說是香港以前極具競爭力的代表，在交流中我也感受到他們願意傳承的信任。」對張欣宇來說，每一個提名人選都別具意義，「李小加的內地背景確實和我們有相似的地方，但更重要的是他代表了五湖四海的人才都選擇在香港發展、為香港貢獻。這是香港應有的、可愛的模樣」，而袁國勇的醫學成就、科學精神和抗疫功勞更加不在話下，金澤培則是工程專業服務公共交通的業界翹楚。

趙國雄的提名同樣令人眼前一亮，大家不禁好奇，張欣宇這個無名之輩到底如何取得香港首富李嘉誠「重臣」的支持；更耐人尋味的是，香港新方向早前發表土地政策倡議，促請政府重奪土地發展主導權，當中包括動用3000億元收購2600公頃新界荒廢農地以興建100萬個以公營為主的住宅單位，並且徹底分割公營和私樓市場，從而遏制脫離居住用途的炒賣行為。這就更令人疑惑，一個要求釋放地產商囤積土地的小小組織，為什麼反而爭取地產商代表的提名，而對方又肯接受？

「我們想要改變的其中一種氣象就是，面對各種議題，我們不應該把某一個持份者當成敵人，因為大家都是一分子。或者應該反過來說，當我們的政策主張如此鮮明，而對方仍然願意給予支持，正好反映香港不同階層和團體都在求變，知道不能再像以前那樣割裂、只想著自己界別的利益，而是希望一起解決問題，讓香港人住得大一些、過得好一點。」張欣宇解釋，對於他們的倡議，社會不應只關注收地的「環節」，更應該看到收地之後的「效益」，「能夠打開一個數十年來都無法打開的死結，可以說是活化土地市場，創造官商民三贏。」

切身體會香港之苦
提倡政府重拾主導

上周四（11月4日），在達到提名門檻的情況下，張欣宇首次召開記者會正式宣布參加第七屆立法會選舉。大多數參選人劈頭搬出一堆「政治正確」的大道理，但他反其道而為之，罕有地稍作介紹之後，就直接以「普通市民」、「年輕父親」和「專業人士」的三重身份，逐一分享他切身體會的香港之苦——

「我發現，香港住房長期短缺...我發現，交通基建規劃不到位，長途返工身心疲倦...我感受到，在香港育兒之不易...我感受到，在香港看病和安老之不易...我看到，香港產業單一，年輕人看不到未來...我看到，政府缺乏擔當，有目標沒結果...我愛的香港，是一個多元之城、關愛之城...我愛的香港，有獨特的粵語文化、珍貴的集體回憶...我想讓下一代有更好的機會、更好的生活。」

儘管語氣多少有些生澀，但收獲了「有誠意，無套話」的正評。

「香港當下處於尷尬局面，很多人感到迷惘。面對這些憂心忡忡，我都能夠切身體會，但我並不甘心。我不甘心香港就咁算，不甘心整天聽到『香港已死』或者『香港已經淪為三線城市』，更加不甘心我們部份年輕人不再以香港為榮。面對這樣的前景，我就是不甘心！」張欣宇提出九大政綱之後，話鋒一轉分享個人感受，說出不少香港人的心聲。

之所以對很多人眼中的「政治花瓶」仍然有所期望，皆因他深信立法會理應成為一個理性討論具體政策的平台，希望選民不要因為過去的議員未能很好地發揮議會的務實議政功能就全面否定其作用：「它可以動員輿論、取得市民無法得悉的資訊、直接與主事官員當面對質......但這些功能全未用好用盡，這麼快就質疑議會沒有什麼用？」

政策失敗共擔責任
全職從政全程投入

事實上，人們對立法會失去信心，除了因為它曾經淪為政治紛爭的表態場所，相信還基於「行政主導」之下議會本身的職權侷限。儘管《基本法》賦予立法會議員制定法律、審批公共開支及監察政府運作等職權，但凡是涉及公共開支、政治體制或政府運作等政策草案，只能由政府提出，或必先得到特首書面同意；而政府草案只需獲過半與會議員的支持即可通過，但議員提出的議案、法案及修正案等，則須經過「選委選出組別」和「功能及直選組別」的「分組點票」，並各獲過半數支持才可通過。在絕大多數傳統泛民都無法或不願參選的情況下，外界普遍對「愛國者治港」的議政水平抱持懷疑態度，預計他們難以是是非非——當然，這種判斷的弔詭之處是以為只要有了泛民就能提高議政品質，卻忘了他們過去如何為反而反。

「我不想做一個只懂得評論、表態、剪綵的議員，這樣太過貶低立法會議員的職責。如果我能夠從事這個職業，我應該成為一個良好政策能夠成功落地的原因。簡單來說，一個政策的成功，裏面應該有我的努力，而一個政策的失敗，當中也必然有我的責任。這種自我綁定的想法聽起來有些愚蠢，但作為從政者，又怎麼能夠將自己抽離其中？」

張欣宇不但對議會前景抱持樂觀心態，甚至已經做好「全職從政」的準備，「因為很多人基於我的專業背景而相信我，並且希望我能夠把我的專業知識帶入議會當中、用在政策上面，他們並不是要票選一個『最佳工程師』，所以我更有需要全程投入，如果用兼職心態應付的話，或會辜負選民期望；另一方面涉及政治倫理考量，我現在所從事的港鐵公司本來就是備受社會監察的公共服務公司，如果我一邊做議員，一邊在港鐵工作，或會造成利益衝突，理應做個清楚切割。」

澄清太子站的謠言
相信小人物的力量

張欣宇的樂觀和信心，很大程度上來自「831太子站事件」過後的經歷——那或許是很多人內心深處不願觸碰的角落，卻是張欣宇相信「小人物的力量」的開始。很多報道稱呼他是案發當時的「太子站站長」，但他本身的職務卻是「尖沙咀站車站經理」，只是當晚下班後剛到坐上一趟在太子站清客的列車，眼見情況混亂而他職級較高，便臨時成為港鐵的「現場總指揮」；後來網傳有人在站內被警察毆打致死，他也因為內地出身背景而被懷疑、被起底、被公審，甚至成為部分人口中的「血案幫兇」，被指「協助警方隱瞞事實真相」。

「當時很多人勸我，應該保持低調，因為要讓香港人了解事情真相的話，並不是我這樣一個小人物的責任。」可是，隨著謠言鋪天蓋地，他越來越為人們的無法自拔感到憂心，「我就想，我明明知道發生過哪些細節，為什麼我不向大家講清楚、為什麼我要假設當我講了之後別人一定不會相信我？」於是，他開始展開力所能及的澄清行動——每逢車站出現示威人士，他就會和願意對話的代表理論一番；只要有人到他的社交媒體帳號「尋求真相」，他也樂於逐個逐個長篇大論講清講楚，「回覆了200多個私信之後，令人驚喜的是，大部份人最後都選擇相信我的說法，有人甚至哭了，說終於知道太子站根本就沒有死人。」

這對張欣宇的衝擊太大了。「原來一個小人物也是有用的，而就算實在撕裂非常嚴重的2019年，仍然會有人願意相信一個小人物、或者一個被貼上很多負面標籤的人。」他感慨萬千，因為直到今天，彷彿面對同樣場景，「有人說不要搞政治，因為構想未來並不是小人物的責任，但我就是不信邪，我為何要假設我出來的話大家不會相信我、不願意給我機會？我相信我有能力令香港變好，我也相信總會有人願意相信像我這樣的小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