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制裁持續升級　中國企業何去何從

自2018年起，中美貿易摩擦引發美國在包括半導體在內的科技領域對中國持久與嚴苛的科技制裁。制裁舉措主要表現為限制對華出口關鍵科技和產品，甚至上升至從國家立法層面對華進行貿易與科技合作的解耦，比如將中國的基礎性、戰略性和先導性科技行業企業納入出口管制實體清單。

本文獲《觀察者網》授權轉載；撰文：《文化縱橫》

據中國電訊設備供應商華為（Huawei）數據顯示，華為移動終端出貨量由2020年第二季度的20%驟降至2021年第一季度的4%；2020年全年出貨量下滑22%，跌幅居各大廠商首位。美國對華投資也愈來愈多地主動迴避「深科技」和可能與國家安全相關而將受到審查的科技。據美國榮鼎集團（Rhodium Group）統計，美國對華直接投資交易額已從2005至2018年的年均140億美元（約1,092億港元）降至2019年以來的不足100億美元（約780億港元）；2022年美國對華風險投資額僅為13億美元（約101.4億港元），創10年新低。2023年1月，美國聯合日、荷，考慮將限制對華出口半導體有關設備。同年10月，美國商務部工業安全局（BIS）公布半導體管制新規，並再次擴大實體清單名單。美方系列舉措對中國科技企業和關鍵科技行業的發展造成顯著的負面影響，增大中國企業獲取關鍵、成熟科技的難度，甚至威脅到企業的生存。

當下，科技制裁，例如本文關注的美國EAR實體清單（以下或稱「黑名單」），已經成為中美貿易與科技競爭中美國採取的主要戰略手段之一。在此背景下，受影響的中國企業如何在外部科技供給不足、「走出去」的跳板戰略失靈的情形下實現核心科技自主創新，成為其所面對的重大挑戰。因此，客觀明確科技制裁對中國企業的具體影響，降低自「科技換市場」以來形成的路徑依賴，尋求中國企業的主動應對策略與未來發展方向，具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同時，隨着科學科技和經濟社會發展的加速滲透融合，有關策略與應對措施不僅關乎企業和戰略性產業的生存與發展，也關乎中國在新一輪全球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中的角色定位，是推動構建新發展格局、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的關鍵探索與實踐。

為了對被列入實體清單的企業、其供應鏈等關聯企業以及相關產業的影響進行定量評估，本研究採用大數據採集和知識發現的策略，構建一個包含黑名單企業及其關聯企業的全面網絡模型，探究制裁事件通過企業關係網絡對相關企業及其關聯企業的衝擊效應。這種分析方法有助於全面理解科技制裁的深層次影響，以及這些影響藉由企業關係網絡傳播的機理。同時，該方法也提供一個獨特的視角，使企業和政府能夠觀察和理解全球性的戰略競爭如何通過企業網絡影響各個企業和行業的發展，為前瞻預警和響應戰略的制定提供依據。

中美貿易摩擦至今的科技制裁事件梳理

自2018年貿易摩擦開始之後，中國科技企業就成為主要受制裁對象。美國政府針對「威脅美國國家安全」的678家實體實施一系列制裁措施。其中，中國科技公司，如華為、中興通訊（ZTE）及其附屬公司等，被限制購買關鍵科技和部件，或限制其在美國境內的商業活動。這意味着，美國公司在向這些中國公司出售產品和科技時，需要得到政府的許可。同時，美國實施《國防授權法》的部份條款，對中國公司的經營活動和科技獲取進行限制。

進入2020年以來，隨着美國先後兩次修改外國直接產品規則和收緊出口許可證條件，中美關係的緊張局勢進一步加劇。在美國繼續實施科技封鎖的同時，中國也開始發展自身的科技體系以應對封鎖挑戰。例如，華為開始投資研發獨立作業系統——鴻蒙OS，以應對美國對其Android作業系統許可的限制。2021年，中美之間在科技領域的競爭進一步升級。美國簽署「2021年安全設備法」，以阻止中國企業在美國監管機構獲得新的設備牌照。中國政府亦加大對國內半導體產業的支持，以減少外國科技依賴。2021年，工信部發布《「十四五」信息通信行業發展規劃》《5G應用「揚帆」行動計劃（2021—2023年）》等，加快推進自主可控的科技體系建設，包括對打壓後變現難度加大的消費者業務部門進行業務調整，繼續大力支持國產化替代。

2022年以來，科技競爭進入白熱化階段，美方打壓再度升級。2022年8月，美國通過《晶片和科學法案》，嚴格限制對中國晶片公司的出口。2023年1月，美國聯合日、荷3方，考慮將限制對華出口半導體有關設備。8月，美國頒布新投資審查制度，加強對特定科技的投資限制。同時，美國參議院通過《美國競爭法》，要求進一步加強對中國科技企業的出口管制。在美國的持續施壓下，中國企業進一步加快科技自立自強進程，包括繼續加大研發費用投入、深度參與國際標準制定等。中美科技戰略競爭已然成為雙邊關係的重要變量，更使得全球科技格局發生深刻變化，對全球科技發展產生長遠影響。

構建「實體清單企業風險關係網絡」探析制裁影響

企業間關係複雜多樣，同時，不同企業間可能存在多種關聯關係，而這種關係有可能是隱秘而難以直接獲得的。在此情況下，本文利用科技手段獲取企業多渠道訊息，同時繪製黑名單關聯企業知識圖譜。知識圖譜是一種用於表示和組織知識的圖形化結構，它由一系列實體（如人物、組織、地點）和它們之間的關係構成，是以數據手段洞悉企業間關係的重要方式。基於企業招投標訊息、投資關係、招聘訊息、專利授權訊息、上市公司財務訊息、供應關係、輿情訊息7個數據源，本文整理黑名單企業知識圖譜，形成企業間6大關係，包括戰略合作與合資關係、供應鏈關係、研發合作關係、科技轉讓與授權關係、科技合作與科技顧問關係以及投資關係。圖譜總計240個企業，其中包括76個基礎黑名單企業、70個戰略合作與合資關係企業、136個供應鏈關係企業、30個研發合作關係企業、2個科技轉讓與授權關係企業、45個科技合作與科技顧問關係企業、35個投資關係企業（部份企業有重複）。進一步地，本文利用自然語言處理方法從上述訊息源中加工每個實體的特徵。基於上述機制，本文構建黑名單關聯企業風險網絡關係圖（圖2）。其中，圖中紅色節點為黑名單企業，藍色節點為與黑名單企業存在關聯關係的企業。

（一）企業間關係以戰略合作合資、供應鏈關係為主

由圖2可知，網絡圖中表徵「戰略合作與合資」關係、「供應鏈」關係的節點連線數量最多，表明黑名單企業與其關聯企業之間以「供應鏈」「戰略合作與合資」關係為主。

（二）黑名單企業研發合作關係穩固拓展

對於黑名單企業而言，平均每個黑名單企業關聯1.8個供應鏈關係企業，0.4個研發合作關係企業，0.6個科技合作與科技顧問關係企業以及0.46個投資關係企業。可以看出，黑名單企業與其他企業的關聯關係除供應鏈關係外，最多的是科技合作與科技顧問關係。研發合作關係和投資關係佔比接近，但是科技轉讓與授權關係非常少。可以看出，黑名單企業的科技合作關係穩固，且基本是基於自身的科技直接生產，鮮有科技轉讓行為。

（三）企業間關係近年來總體呈現穩步增長態勢

通過分析黑名單風險關係時序變化，可以發現企業間「戰略合作與合資」關係以及科技合作與科技顧問關係從2013年至今一直經歷較為平穩的增長，只有在2018至2019年間科技合作與科技顧問關係有輕微下降；供應鏈關係在2013至2015年經歷快速增長，此後基本維持在35至40的水平上；研發合作關係自2015年起至今一直處于波動狀態，而科技轉讓與授權及投資關係則維持在較低水平上。總體而言，企業間關係呈現穩定增長態勢。

總體來講，企業網絡關係的稠密性對實體清單制裁事件的風險傳導具有雙面性，企業需要深刻認識，並採取有效的風險管理策略。特別是，供應關係中，科技卡點造成供應鏈斷裂的影響可能擴散到上下游合作企業，但稠密的網絡結構可衍生備用供應鏈，從而緩解風險；戰略合作與合資關係中，風險可能沿網絡關係擴散，損害到合作項目和合資企業的盈利，但多樣化的合作機會可分散風險；投資關係中，風險企業連帶影響其投資者的收益，但投資關係可分散風險；在科技合作與科技顧問關係中，風險可能擴散至研發合作網絡，因無法獲取核心科技和關鍵零件而短期內增加供應鏈風險，但稠密的科技合作網絡有可能形成「抱團取暖」的研發合作，推動替代科技的研發和產業科技升級。

制裁激發企業與制度發展活力

基於上述黑名單企業風險關係網絡，本研究得以探究科技制裁事件通過企業網絡對相關企業的衝擊傳導機制，並進一步分析企業及其合作夥伴在制裁影響下的網絡性應對措施，相關結論如下。

（一）制裁惡化企業招投標環境

以中興通訊為例，2018年，美國商務部對中興通訊進行出口制裁，這令一半以上元器件（包括核心晶片）均進口自美國的中興在數月內被迫停產。生產停滯帶來的最直接後果是企業投標情況迅速惡化。通過風險網絡觀察中國有關企業國際投標數據變化趨勢可以發現，企業投標項目數在2012至2019年經歷快速增長，在2019年達到10765項，此後中標項目數經歷大幅下降，這種情況直到2022年才有所緩解。從投標項目環比增速數據來看，2013年投標項目環比增速經歷較大下降，在2014至2019年間恢復並維持在2%的水平上。而在2019年，增速再次下降，此後增速則在1%附近波動。總體而言，2018年科技制裁導致關聯企業招投標情況惡化，尤其是投標情況。一方面，科技制裁帶來的企業庫存不足、關鍵科技缺失等客觀因素，導致企業無法滿足招標文件中必要的科技要求，影響企業投標進度。另一方面，政治干擾因素更是無法忽視。以美國制裁華為為例，2017年美國國防部建議韓國停止使用華為公司5G產品，2018年美國國會提出禁止華為競標政府項目法案。在此情況下，企業銷售遭受重創。據華為2021年財報顯示，2021年銷售收入6368億元，同比下降28.6%，下滑至2017年的水平。

（二）企業採取系列降本增效措施

目前來看，美國壓制中國高新科技企業的趨勢短期內不會扭轉，且制裁措施不斷細化，那麼中國企業該如何應對，將制裁影響降到最低？結合黑名單企業近年來的行動來看，受制裁企業多採取提高研發人員佔比、優化組織結構等方式降本增效。

華為作為最具代表性的受制裁企業，為中國企業如何應對當下風險提供例證。據華為數據，公司研發人員數量在2018年經歷大幅增長後，近年增速明顯放緩。然而，華為研發人員佔比卻一度從45%上升至55.4%。

此外，為降低經營成本，以華為為代表的眾多企業根據部門職責進行內部結構優化升級，通過評估組織結構和流程，消除冗餘和低效的部門或工作流程，從而減少對新員工的需求。企業亦通過培訓等方式，提升現有員工的技能水平和能力，使其能夠勝任更多的工作崗位。同時，國內外學者在研究中美貿易摩擦後的企業決策時也有類似發現：受美國對華出口品徵收關稅影響愈大的企業，發布招聘訊息更少、提供的工資更低。此外，美國對華關稅增加還將帶來新企業進入率的下降等影響。

（三）企業加大研發投入以降低制裁影響

在實施降本增效措施以外，中國企業亦關注於研發投入，以提升韌性，削弱制裁影響。華為的研發費用佔銷售收入比重從2018年的14.1%持續上漲至2022年的25.1%，現已成為世界上研發投入佔比最高的企業之一。2023年8月29日，華為宣布發售搭載麒麟9000S超線程晶片、鴻蒙4.0系統的Mate 60 Pro，時隔3年重返高端市場。據彭博社消息，根據專業機構TechInsights的拆機結果，麒麟9000S晶片採用中芯國際最先進的7納米科技，被外界普遍視作中國晶片製造業對美國政府嚴格封鎖的成功反擊。基於企業關係網絡，我們發現華為供應鏈內的相關企業亦同樣重視研發投入，如京東方、歌爾股份、信維通信等。其中，京東方已連續兩年研發投入超過百億，2023上半年研發投入累計達58.2億元，同比上升2.24%，將研發投入作為抵禦風險、保證企業發展的關鍵策略。供應鏈企業正通過加強研發逐漸形成合力，擺脫美國對中國通訊產業發展的遏制。

（四）企業通過積極的投資、併購行為促進科技創新，降低貿易風險

事貴制人而不制於人。近年來，秉持着上述發展方針，中國企業積極通過投資、併購非美科技企業進行科技獲取。基於網絡分析，我們發現除提高研發費用以外，受制裁企業亦針對關鍵科技領域如半導體、IT企業服務等積極開展併購，企業所在區域以歐洲為主。例如，晶盛機電收購Applied Materials公司位於意大利、新加坡的資產，賽微電子全資子公司收購德國企業Elmos Semiconductor SE資產等。德國智庫墨卡托中國研究所（Mercator Institute for China Studies）的統計資料顯示，2021年，中國企業直接投資歐洲達106億歐元（約914億港元），較2020年增長34%。根據對黑名單企業制裁前後投資併購數據的分析，我們發現在美國實施科技制裁後，中國相關企業海外併購和對外投資顯著增加。如中興的對外投資額即由2014年的17.21億元增加至2021年的40.97億元，併購額也由2016年的0.71億元上升至2020年的32.47億元。一方面，企業以此獲得外部科技和創新資源，加速科技的引進和應用；另一方面，企業還可以參與、推動新科技的發展和應用，為企業帶來新科技和創新的機會，制裁更促進企業「走出去」。

此外，投資與併購亦成為企業積極分散風險、拓寬貿易合作渠道的關鍵舉措。上述受制裁企業投資與併購數額的增加，同時意味着美國對中國科技企業的制裁，很大程度也推動中國企業的對外投資持續向其他國家發展，尤其是英國等歐洲發達國家為主。將過往集中在美國市場上的投資逐漸向第三方國家分散，極大地降低中國對外投資的集中性風險，尤其是中美貿易風險。

（五）制裁激發中國知識產權制度在產業層面的發展

一直以來，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施行嚴格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保證其在科技上的絕對優勢和壟斷地位，而發展中國家的知識產權保護意識則較為淡薄。然而，隨着國內企業自主研發水平的發展，知識產權保護也逐漸受到重視。本階段科技制裁更是推動企業將知識產權保護的重要性提高到一個新的層次。以華為為例，2018年，華為年度國際PCT專利申請量為5405件。此後，華為的專利申請始終保持了超過10%增長率的高增長水平，截至2022年，華為累計國際PCT專利申請數已達59532項，排名世界前列。與此同時，華為積極參與國際標準建設，於2021年累計提交國際標準提案6.5萬餘項，加入國際標準組織200餘個。根據黑名單企業網絡專利申請數據，我們發現，自2018年美國科技制裁後，黑名單企業專利申請數量從2018年的550項發展至2022年的將近700項。申請量的連年增加，印證知識產權的高質量發展進程。

這種效應既然存在於黑名單企業，又是否會對關聯企業產生影響？該問題在華為系列供應商的知識產權表現中得到回應。作為華為供應鏈的核心廠商，在CMOS圖像傳感器領域具有關鍵地位的上海韋爾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在2020至2022兩年間增加334項發明專利，64項實用新型專利與7項集成電路布圖設計權。本文的結果也表明，在科技制裁後，與黑名單企業存在科技合作以及供應關係的企業專利申請量均顯著增加。知識產權發展不僅集中於黑名單企業，更在全產業鏈形成傳導性影響。

（六）科技制裁在掣肘的同時倒逼中國企業走向自立自強

制裁呈現的「深度化」與「廣范化」趨勢，將對被列入黑名單的中國企業及其關聯公司產生直接和間接的負面影響。然而，通過對相關企業和貿易協會的調研發現，短期內的衝擊有可能在中長期轉化為激勵企業為主體的科技創新向實現自主可控發展。貿易摩擦帶來的核心科技衝擊也使中國企業意識到核心科技自主可控的重要性，從而加大研發投入，將核心科技牢牢掌握在自己手裏，加快實現產業轉型升級。同時，外國的打壓遏制激發中國的科技民族主義。第一，民眾大力支持受影響的民族企業，帶動內需的增長，通過「支持國貨」為企業研發活動提供更充沛的資金。第二，國內價值鏈進一步形成向心力和凝聚力，以關鍵科技節點突破「卡脖子」科技問題推動協同創新。2023年9月，華為和小米宣布達成全球專利交叉許可協議，該協議覆蓋包括5G在內的通訊技術。愈來愈多的產業內合作舉措，將帶動產業鏈轉型升級，促進產業生態佈局的進一步優化。第三，中國企業被列入美國實體清單釋放出一個重要訊號，使政府更多關注到在細分領域取得重要突破和國際影響力的中國企業。2019年以來，中國針對集成電路產業繼續頒布多項優惠政策，政策涵蓋設計、裝備、材料、封裝、測試企業和軟件等環節，彰顯政府對集成電路產業的高度重視和發展決心。政府投入力量、擴大內需的同時，加大對本土企業自主創新的制度支持，升級產學研合作網絡。

在中美貿易和科技博弈中，儘管面臨壓力和限制，中國仍會進一步推動自身的創新能力和自主研發以應對這種外部環境。這代表一種適應性的策略，即通過增強自身的科技能力來減弱外部制裁的影響。通過加大研發投入，企業提高自身的科技水平和核心競爭力，降低對外部科技的依賴。這對於企業持續發展和應對科技制裁具有重要意義。

科制裁下中國企業何去何從

科技制裁導致中國企業出現關鍵科技產品供應鏈斷裂，關鍵核心科技斷供在短期內嚴重製約戰略性產業的發展。在美國的EAR實體清單中，共有186個中國ICT企業。隨着風險沿關聯關係網絡擴散，全球產業生態都受到顯著影響。ICT作為國家的戰略性、先導性產業，是數碼經濟的重要載體，是新一代工業革命時代大國競爭力的核心。因此，2023年中國政府工作報告首次提出「外部打壓遏制不斷上升」。

當前，美國制裁已然體現出「規則化」「盟友化」的轉向趨勢，企圖在精準制裁不利的情況下，利用盟友關係將貿易政策和價值觀外交掛鈎，以此限制中國企業當前利用的「灰色地帶」，進而實施「全供應鏈」制裁。在未來的博弈中，我們認為，中國有關主體應在以下3個方面着力。

首先，進一步提升創新驅動戰略的重要性，提高產業研發融合度，完善並加強產業創新體系，主動改變過去由企業單獨依靠全球創新網絡以及全球價值鏈模式融入全球化的方式，加快向國家價值鏈模式轉型，建設新型舉國體制。同時，企業亦可通過加強在產業層面的科技創新，充分挖掘並利用新的科技需求與市場機會，尋找新賽道，打造新國際優勢。

其次，中國要素市場的建設存在一定的滯後現象，產業政策存在行政限制，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企業的自主創新能力。未來一段時間內，需要繼續健全完善中國的產業政策，包括降低增值稅稅率、實施退稅留抵、提高研發費用稅前加計扣除比例等各項政策措施，為企業提供更加寬鬆有利的發展環境，通過促進國內的要素循環，來為高科技優勢地位的保持提供後方保障。

最後，企業重視「多元化」。一是供應多元化。供應鏈抗風險能力的提高有賴於整個系統的共同分擔體系，企業應構建多元可控的供應渠道網絡，加強供應商全級次的穿透管理，對產業鏈各環節脆弱性進行測試，拓展採購渠道。二是出口多元化。減少中國企業對美等單一市場的依賴程度，提高在科技和市場進入中的談判地位。三是科技引進多元化。在科技鏈薄弱環節積極從國際層面尋求替代方案，建立與非美國家的合作關係以緩解科技鏈風險，進一步降低對美科技依賴，亦能降低受實體清單等同形式制裁的可能性。

綜上所述，為應對美國對中國企業的科技制裁、加強知識產權保護，中國產業主體應在產業研發融合度、要素市場建設和多元化方面着力，以確保關鍵科技自主可控，及企業的可持續發展和競爭優勢。同時，在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背景下，有關策略也將促使企業加強主體效應，成為推動構建新發展格局、實現國際層面的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的關鍵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