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士十五周年】前線醫生難忘8A病房抗疫歲月　猶如黑暗中打仗

十五年前，香港經歷了為期三個月的沙士（SARS，非典型肺炎）疫情，造成1,755人感染，當中包括300多名醫護人員。這次疫情奪去299條寶貴生命之外，還重創香港民生和經濟。香港中文大學內科及藥物治療學系主任許樹昌醫生當年於威爾斯親王醫院內科病房工作，他將抗疫的種種經歷向《香港01》記者娓娓道來，稱沙士在初期一個多月是最難捱的，因沒有人知道發生什麼事。直至3月22日才知是冠狀病毒，到4月中才有快速測試，他坦言：「沙士最令人難忘的是不知道敵人在哪裏，恍似於黑暗中打仗。」

2003年3月4日，香港病源（受感染26歲青年）入住威院8A病房。當時無人知什麼是沙士，只當普通肺炎個案處理。不久，經常出入8A、8B 病房的醫護人員開始出現發燒和咳嗽症狀。一星期就有40 多人相繼倒下。許樹昌憶述：「當年的病房大多仍以舊式為主，進入大房就如一個網球場，後階放20 張床，10 對10，中間是護士站，前階就是另外20張床。」

他解釋，大房的缺點就是難以分隔病人，最多是在中間加上布簾；遇上冬季高峰期，病房因爆滿需要在床與床中間加床，最多可加至50 人。如遇上病人咳嗽的情況，問題隨即而來，咳嗽時噴出的飛沫至少去到一米遠，但2003 年病床的標準距離不足一米，加床便更擠迫。許樹昌直言：「在如此親密的距離和不利的環境下，要處理高度傳染性的疾病是很不理想。」

臨危受命　坦然面對責罵

當時的沙士疫情來得迅速，該病源於3月4 日入院後，首兩周已有138 宗感染個案。其中，許樹昌所屬的內科部門就有四成同事感染沙士，包括醫生和護士。忽然間，部門人手變得異常緊絀，時任部門主管的沈祖堯決定把剩餘六成人手分成兩批；一批為「Dirty Team」專責非典型個案，另一批則是「Clean Team」處理其他個案，讓大家不會交叉感染。許樹昌被分派入Dirty Team，但慶幸：「當年威院上下很合作，互相配合，外科和眼科同事因封院關係沒有常規手術要做，很多人會主動『落場』幫手打仗，尤其是單身沒有負擔的同事。」

封院一事，當年也頗具爭議。3月11日，沈祖堯眼見內科醫護人員出入8A 和8B 病房後，紛紛「中招」，想要找出原因，於是召開緊急會議，即晚在威院二樓一排會議室成立臨時診所，召集了所有發燒和咳嗽的同事回來，合共40 多人。許樹昌當晚參與其中，並負責觀看所有同事的X光肺片，「當時已肯定有23人驗出了肺炎，他們還不至於要吸氧氣，故我們即時聯絡時任行政總監馮康醫生。」

就這樣，威院決定用急症室的觀察病房作為第一個沙士病房，接收了這班同事。這個病房直至打完仗，總共接收了逾300宗個案，包括一些轉院過來治療的患者。

當時，威院工作環境惡劣，而且相當困難：「當行政人員決定封院，家屬會嘈你、病人也會嘈；質問為何要鎖住他們，又不讓家屬探病。」醫護人員壓力很大。他猶記得第一批入住沙士病房的同事的反應頗有趣；第一周患者肺炎感染範圍很小，只有少許發燒，病情算不上嚴重。他苦笑道：「同事於周末開始責罵我們，質問為何困住他們，不讓他們回家。」

直至第二個星期，病情急轉直下。「我們觀察到他們的炎症由一邊肺擴散至兩邊肺，是嚴重肺炎、呼吸衰竭，連飲食都要人餵，如廁大小二便有困難；要送入深切治療部，當時處方抗生素等藥物都無效。」而每四名病人便有一人要送往深切治療部。

為免恐慌　不敢接近雙親

一班醫護人員雖然心裏難受，但沒有法子：「唯有冷靜的跟他們說，我們對這個疫情認識不多；但根據內地的經驗，傳染性非常高。如果讓你們出去，有可能會傳染給家人或其他人。」他透露當年有一名在8A和8B出入的同事，出現發燒徵狀但沒有通報，結果傳染給家中三人，導致母親和家庭傭工病死。

封院對於被隔離患者來說很難受，對想要探病的親友也是一種煎熬，又苦了一眾醫護人員。他承認：「當時院內的工作壓力已經很大，但醫護人員還要幫忙為家人送湯水，交到病人手中。」幸好，時任院長鍾尚志教授想出了安排視像探病，讓家屬可透過鏡頭看到病人，也緩解前線醫護人員的壓力。

不僅如此，一眾醫護人員為免成為社區潛在風險，都主動入住宿舍自我隔離，以免傳染家人，擴散疫情。許醫生雖然當時獨居，但生怕鄰居見到自己會恐慌，寧願少些休息、早出晚歸，自行迴避。他還說，即使在商場見到父母也不敢走近，只離遠打招呼，示意一切安好。

2003年，香港就是因為許樹昌、威院上下、整個醫療系統的專業人員不辭勞苦、無畏無懼般與沙士搏鬥，齊心合力的情況下走過了這一段為期3個月、對港人有深刻教訓的抗疫之路。

上文節錄自第112期《香港01》周報（2018年5月21日）《防疫之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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