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進兵利比亞的另類意圖:恢復奧斯曼帝國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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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2020年1月2日土耳其議會以325票對184票通過出兵利比亞的決議後,土耳其政府於1月5日正式派出大軍進駐利比亞,以響應民族團結政府在2019年12月底發出的軍事援助請求。消息傳出後,聯合國、美國、俄羅斯都程度不等地表態反對,支持利比亞西部哈夫塔爾(Khalifa Belqasim Haftar)國民軍政權的埃及、沙特阿拉伯、阿聯酋更是強硬譴責,與土耳其針鋒相對。

自從2011年卡達菲(Muammar Mohammed Abu Minyar Gaddafi,1942─2011年)政府崩潰以來,英、法、沙特、埃及等國在利比亞競相支持自己屬意的代理人,使利比亞內戰終結遙遙無期。而此時土耳其也加入這場博弈,無疑是讓當地亂局更加惡化。不過對土耳其來說,進兵利比亞既有強烈的地緣與經濟考慮,更有特殊的歷史情懷。畢竟利比亞是奧斯曼帝國最後一塊失去的北非領土,有「土耳其人之父」之稱的凱末爾(Mustafa Kemal Atatürk,1881─1938年),更曾在彼處奮戰防禦意大利的入侵。因此當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援引奧斯曼帝國與利比亞的歷史牽絆、以及凱末爾在利比亞作戰負傷的百年往事,用以號召國內支持出兵利比亞的民意時,也就不足為奇。

土耳其議會通過出兵利比亞的決議。(Reuters)

在地緣政治和能源利益上,土耳其一直想突破領海狹小的限制。打從1832年希臘獨立開始,奧斯曼帝國在地中海上的領土就逐個遭剝奪。尤其在1912年第一次巴爾幹戰爭後,奧斯曼在愛琴海上的島嶼幾乎全割讓給希臘,造成土耳其人如一出海就幾乎碰上希臘領海的嚴重限制。為此,希臘和土耳其原本有各自僅主張6海里領海的默契,但希臘從1974年開始就打算擴張領海為12海里,這自然激起土耳其的不滿,兩國幾度為此差點兵戎相見。

也因此,1974年土耳其揮師侵入塞浦路斯扶植土族政府,也是出於突破在地中海進出的居心,在某種層面上也是力圖改變奧斯曼帝國末年的困境。直到今天,當討論塞浦路斯分裂問題時,土耳其也不忘抨擊希臘限縮自己海洋權益,例如2016年6月土耳其駐聯合國臨時代辦就致書聯合國秘書長,主張「東地中海的劃界應由所有有關各方根據公平原則通過協議確定,以便不損害其他有關的國家/實體的主權權利和管轄權」,指責希臘「不過是在重複和聲張其無止境的要求而已」。

然而與土耳其素來不睦的希臘不願輕易順從,其外交部長科齊阿斯(Nikos Kotzias)於2018年10月卸任後表示想將領海擴大到12海里,立刻引發土耳其以戰爭相脅的警告。但希臘總理齊普拉斯(Alexis Tsipras)也強硬地聲稱「這不是雙邊議題,安卡拉必須遵守國際法」,並表示「我們必得不放棄任何主權地推進(同土耳其)的實質性對話」,實際上就是打算繼續限制土耳其進出地中海的空間。畢竟在希臘來看,整個小亞細亞都曾是東羅馬帝國的故土,豈可能在領海領土問題方面,向取代拜占庭文明的土耳其讓步?

凱末爾(中間站立者)率領軍隊在利比亞抵抗意大利入侵者。(維基百科公有領域)

接着在2019年成立的東地中海天然氣論壇(EMGF)上,希臘、埃及、約旦、塞浦路斯、以色列、巴勒斯坦和意大利俱屬成員國,土耳其卻遭摒除於外,失去開發東地中海所藴藏的3.5萬億立方米天然氣和2.7億噸石油的權利。且由於塞浦路斯歷年來同埃及、黎巴嫩、以色列簽署過劃分東地中海專屬經濟區的協議,但拒不承認塞浦路斯南方政府合法性的土耳其,連帶否定這些協議,從而損害相關國家的權益,這就導致土耳其的立場在周邊國家得不到同情。因此在地緣與經濟利益受損的情況下,逼使土耳其尋找新的突破口,而情勢混亂又具有歷史聯繫的利比亞自然成了首選。

2019年11月,土耳其同利比亞民族團結政府簽署《關於限制海洋管轄權限的諒解備忘錄》和《安全和軍事合作諒解備忘錄》,前者讓土耳其得以在利比亞允許下擴張經濟海域,後者則允許在利比亞請求下發兵支持,兩者相輔相成,等同憑藉軍事手段扶植搖搖欲墜的民族團結政府,用以保障協議的可行性。因此當兩國簽約的消息傳出後,希臘立刻指責非法並驅逐利比亞駐希臘大使。

土耳其外交部長恰武什奧盧(Mevlut Cavusoglu)則得意地表示,未來「如果情況合適」的話,願意同希臘或埃及等東地中海國家簽署類似協議──但除了塞浦路斯之外,這其實就是斷絕跟希臘等國繼續協商的念頭。土耳其副總統奧克塔伊(Fuat Oktay)的話則更直白,渠在2020年1月1日受訪時說道:「通過與利比亞簽訂協議,我們挫敗了試圖將土耳其封閉在區域海域內的陰謀」;埃爾多安也於1月5日向媒體形容稱「把我們囚禁在地中海的計劃被打破了」,彰顯土耳其汲汲於掃除19世紀以來疆土日蹙的陰霾,重新獲得巡弋地中海的榮光與權利。

埃爾多安(正中央)具有復興奧斯曼帝國榮光的大國夢。(Reuters)

所以在國家利益與歷史屈辱的交織下,土耳其不可避免地重提1911年那場的黎波里保衛戰。當時意大利王國將殖民魔掌伸向奧斯曼帝國在北非的最後領地,結果在攻佔沿海後就遭逢激烈抵抗。若非意大利靠優勢海軍威脅伊斯坦布爾和慫恿巴爾幹聯盟,逼得奧斯曼簽約求和,否則利比亞就不會淪入意大利囊中。因此如今進兵利比亞,對土耳其人來說,實有了卻凱末爾未竟之業的特殊使命。

何況自2009年土耳其外長達武特奧盧(Ahmet Davutoglu)主張的「戰略深度」(Strategy Depth)外交政策被厄爾多安延續發揚後,埃爾多安就一直基於土耳其的歷史深度與地緣深度來制定對外關係,希冀成為世界性大國。埃爾多安多次謳歌奧斯曼歷史上的多名征服者,並將自己創立的正義發展黨,定位為繼承1071年塞爾柱蘇丹阿斯蘭(Alp Arslan,1030─1072年)俘虜東羅馬皇帝羅曼努斯(Romanos IV Diogenes,1030─1072年)以來千年歷史的政黨。埃爾多安更以伊斯坦布爾被奧斯曼帝國征服600周年為期,設定「2053展望」、還有「2071千年目標」等發展藍圖,揚言要讓土耳其在2071年恢復「塞爾柱人和奧斯曼人曾經達到的水平」,激勵國民稱屆時「你們將會作為尊貴的公民生活在一個全球性的大國」。

於是在這種百年大國夢的激情策勵下,土耳其維護地緣與經濟利益之舉,又染上重振古代威勢的民族主義色彩,進兵利比亞便有了回顧傳統、推行「新土耳其」模式躍為現代化強國的雙重意義。不過就像反對出兵的土耳其資深記者菲克雷特(Fikret Bila)所言,「凱末爾在利比亞服役的史實,並不表明今天派兵利比亞是正確的決定」,畢竟當年利比亞仍屬奧斯曼領土,今日利比亞則是個主權獨立的國家。結果土耳其如今反而如同英法強權一樣,以近似帝國主義的行徑介入利比亞內戰,以此收回自己在從前因帝國主義失去的權利,不啻是種反諷。所以土耳其這種擴張型的大國夢,何以揭櫫以來受到多方抵制或疑慮、甚至被譏稱為「新奧斯曼主義」(Neo-Ottomanism),也就不教人覺得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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