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ON】打破性侵黑箱 「不像日本女人」的伊藤詩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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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2月18日,東京地方法院門口傳來一陣陣激動的尖叫聲,在支持者、傳媒鏡頭的包圍中,伊藤詩織高高舉起寫有「勝訴」字樣的標語。「說實話,我現在還不知道作何感想才好……但總算能寫下一個句號。」她說着話時不哽禁哽咽。

日本#MeToo第一人、勇敢的倖存者、女權勇士……一路走來,這位31歲的女記者似乎頭頂諸多光環。4年前,她自揭「安倍御用記者」、日本TBS電視台記者山口敬之強暴,從此走上一條幾乎從未有日本女性走過的維權之路。然而,挺身公開性侵遭遇,卻被社會上反部分人斥責「不像日本女人」。這樣的伊藤詩織,又能否觸動這個國家一眾沉默的性侵受害者們?

儘管得到很多支持,我(在裁判中)仍然感到非常不安、孤獨……今後各位若遇到和我有相似經歷的人,希望能報以同樣溫暖的目光。

性侵民事案勝訴當天,伊藤詩織在法院外對聲援她的人們說道。裹着厚重圍巾的瘦小女子,微笑着卻泫然欲泣,一如她2018年出現在英國廣播公司(BBC)紀錄片鏡頭前的模樣。

與大多數日本女性相比,伊藤詩織無疑是「幸運」的:記者身份以及與外媒聯繫,在歐美留學、工作的背景,一口流利英文。這些均是她對抗施害者的利器——畢竟山口敬之在日本傳媒界德高望重、背景強大,更曾為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寫傳記。不過,在部分日本民眾眼中,這些「不像日本人」之處卻反過來成為她的「原罪」。

2019年12月,伊藤詩織勝訴後來到東京一個教堂,這裏舉辦她的支持者集會。(Getty Images)

自立少女 為「脫離軌道」出國

沒有日本女性的精緻妝容,或者腼腆的儀態,伊藤詩織予人感覺相當西化,卻是出生自一個不折不扣的傳統日本家庭。1989年,伊藤詩織在神奈川縣出生,是家中長女,一家五口生活在市郊住宅區。她在自傳中憶述,自己幼時相當調皮,總是帶着小朋友們四處探險,並且「正義感爆棚」,常常把惹是生非的男生弄哭。

平成年代出生的日本年輕人,不時被貼上「沒有競爭意識」、「缺乏自己主張」、「渴望安定生活」的標籤。但這套成見不適用於平成元年出世的伊藤詩織,她從小能言善道、極有主見,9歲開始做兼職模特兒,賺下的錢日後悉數用在留學費用上。在高中入學考試那年,伊藤詩織因病住院,不得不暫時休學,卻開始思考未來的另一種可能。

讀小學時,伊藤詩織與弟弟妹妹獲得星探邀請,為模特兒公司試鏡,她由此開始從事模特兒工作。(AFP)

「在(初中)學校裏,只有泯然眾人,和大家保持一致,方能安全……你不准脫離既有軌道。」伊藤詩織回憶,她曾因從事模特兒工作而經歷校園欺凌,而因病被迫缺席高中入學考試,正正為她提供了「脫軌」的機會。可見早在少女時代,她便展現一種不願循規蹈矩、不懼怕「不一樣」的人生態度。

說服父母後,伊藤詩織遠赴美國堪薩斯州讀高中,之後輾轉於德國、西班牙的大學,最終如願以償,進入紐約大學修讀新聞。之後,她回流日本,在路透社實習,並四處發郵件尋找工作機會,其中一封寄給了TBS駐美分局局長山口敬之。接下來的事,已經為世人熟知。

2019年12月,日本TBS電視台前記者山口敬之召開新聞發布會,稱自己將會上訴。(AFP)

「真正的日本女性不會這樣做」

據伊藤詩織所言,性侵事件發生於2015年4月,在警方調查未果、檢察官對山口敬之作出不起訴決定後,她在2017年5月向日本傳媒公開身份與經歷,要求檢方重啟調查。鎂光燈下,身穿黑色恤衫的她神情鎮定,說話時只偶有聲線顫抖,鮮少顯露身為「受害者」的脆弱。

然而,質疑與指摘從四面八方接踵而至。山口敬之一方的激烈反駁,在路上被不明車輛跟蹤,這些或許也比不過各種網絡暴力的殺傷力。最匪夷所思的陰謀論,聲稱她根本不是日本人,而是「朝鮮間諜」、「中國商人」。在不少民眾看來,「真正的日本女性不會這樣做」,因「談論這些關於性的私事令人羞恥」。

伊藤詩織在英國廣播公司(BBC)紀錄片《日本之恥》(Japan's Secret Shame)中的形象。(AFP)

在網上搜索伊藤詩織的名字,「說謊」、「謎團」、「真面目」等字眼比比皆是。因為是日本第一個站在鏡頭前、實名指控加害者的性侵倖存者,加上自身經歷的特殊性,她被部分當地傳媒描繪為一個極端異類,在民眾眼中也變得愈來愈「不像日本人」。

無論多麼小心翼翼、步步為營,伊藤詩織也許終究拋棄了作為記者、女人、甚至只是普通國民,在日本度過平凡生活的可能。公開身份之後的兩個月內,她極少出門,在家中寫下三封「遺書」,信中叮囑親友:「我絕對不會自殺,(若我出事)一定要調查到底」。2017年7月,不堪重負的伊藤詩織接受英國一間NGO邀請,移居倫敦。

反性侵#MeToo運動,自2017年10月起通過社交傳媒迅速發酵,由美國荷里活蔓延至全球各行各業。(Getty Images)

由#MeToo到#WeToo 不再是一個人的運動

身處這樣的社會環境,「日本#MeToo第一人」的路並不好走。每一步棋都是一場豪賭,都必須走在最關鍵的時刻:召開新聞發布會時,正值日本國會推動性侵刑法修正案;2017年10月出版自傳《黑箱:日本之恥》,也是希望藉助全球#MeToo運動的影響力。

書籍出版方希望用她的正面照作封面,卻一度被其否決,「因為好像在說:這只是在『伊藤詩織』這個人身上發生的事,性質特殊,(對讀者而言)產生一種距離感。」伊藤詩織解釋。少女時期特立獨行的她,如今在講述性侵事件時,反而最不希望人們認為她有多麼「特殊」,因其實誰也可能遭遇這樣的噩夢。

「黑箱」一詞出自負責伊藤詩織案件的檢察官對她說過的話:「事件發生在私密空間之內,是一個『黑箱』。」圖為聲援伊藤詩織的民眾。(Getty Images)

最初決定公開身份時,連家人也反對,自細跟她最親的妹妹曾經問她:「為什麼這件事非要你來做不可?」但伊藤詩織認為,正因為若她忍氣吞聲,未來這樣的事也會發生在像妹妹這樣的下一代日本女性身上。「任何時候,我的聲音都能化作你的聲音,或者你珍視的人的聲音。」她在自傳中寫道。

儘管搬離日本,但伊藤詩織繼續與國內運動團體合作,將原本似乎是她一個人的「#MeToo」,逐漸擴大為「#WeToo」。這個社交傳媒口號,不要求倖存者們公開身份,而是鼓勵所有反對性侵的民眾一起發聲,強調日本女性是「命運共同體」。此後,伊藤收到不少性侵倖存者的匿名信件,也有更多機會回到日本,參加宣傳反性侵的社會活動。

圖為東京地鐵開設的女性專用車。(Getty Images)

爭議背後 講述最日本的故事

「人們稱讚我是強大、勇敢的女性,但其實我是無能之輩。我跟大家期待的不一樣。」同時背負光環與罵名,伊藤詩織不無迷茫。一方面,她是社會活動家、自由記者,其為半島電視台、亞洲新聞台製作的紀錄片在2018年雙雙獲獎;另一方面,她在法庭上的抗爭舉步維艱,由於刑事案遭檢方拒絕起訴,最終只得以民事案形式入稟法院。

在日本輿論中,她也仍是爭議性人物,有家不能回的窘境未曾改變。離開日本一年後,被問到是否想回國,她感慨:「我也希望像以前一樣毫無恐懼地上街,過普通人的生活……但是生活還要繼續(life goes on)。」

圖為伊藤詩織的自傳《黑箱:日本之恥》一書。(資料圖片)

個人經歷與傳統日本女性形象的矛盾,難免令伊藤詩織成為異類。但無可否認的是,不少日本女性都曾經歷性侵,卻是沉默的一群。2015年,日本當局一項調查顯示,逾六成強暴或性侵倖存者從未將遭遇告訴任何人,僅4%曾報警。從這一角度講,伊藤詩織講述的也許是與日本女性的人生最貼近的故事。

《黑箱:日本之恥》的封面最終還是採用伊藤詩織本人的照片,只因攝影師的一句話說服了她:「你背後還有一張張看不見的臉,你的照片是為了讓人們看見他們的面孔,聽見他們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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