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西方失勢」只是又一次歐美中心論的迷思

為期3日的德國慕尼黑安全會議（Munich Security Conference，慕安會）雖已於2020年2月16日落幕，但該屆會議討論的主題「西方失勢」（Westlessness）仍激起相當廣泛的波瀾，會議報告甚至還引用德國史學家斯賓格勒（Oswald Arnold Gottfried Spengler，1880─1936年）的名著《西方的沒落》，來傳達這種擔憂。

歐盟委員會執行副主席維斯特加（Margrethe Vestager）則認為不存在此現象，因西方價值觀已「普及全球」。但不管是贊成或反對，這與法國國王弗朗索瓦一世（Francis I，1494─1547年）的質問都沒什麼差異：「我倒要看看亞當的遺囑上是否寫着他將世界分給了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也就是說，無論是歐洲或美國，雙方對「西方失勢」的辯論全植基於一個前提：即西方中心論、世界秩序與理念仍應受西方主宰，若有偏離便屬「安全問題」，差別僅在於究竟是給西班牙人、葡萄牙人、歐盟或美國作主罷了。

爬梳慕尼黑安全會議的前身「國際防務大會」（ Internationale Wehrkunde-Begegnung），乃德國人克萊斯特（Ewald-Heinrich von Kleist-Schmenzin，1922─2013年）與美籍匈牙利裔物理學家泰勒（Edward Teller，1908─2003年）於1963年創立。這原本僅是幾十人聚會、討論防範戰禍的小論壇，但在克萊斯特的穿針引線下，來自英國、美國、德國、北約的高層或議員相繼受邀與談，令會議的重要性不斷提升，最後成為當前層級最高的全球性安全會議。

早期的慕安會聚焦於北約角色與對蘇聯政策，且會上歧見往往比共識多。例如1963年至1968年間，與會者們爭辯核武器究竟該在北約裏扮演什麼位置的力量、又該由誰來主掌。德國政治學者理查德‧耶格（Richard Jaeger，1913─1998年）還乾脆在首屆大會上，以「危機中的北約」來形容爭端。此外，法國於1966年退出北約軍事指揮機構的事件，也刺激會議討論過歐洲自主與不能過度仰賴美國的缺陷，這與今日大西洋兩岸間的齟齬始終一脈相承。

還有美國企圖開發反彈道導彈系統，這令歐洲國家驚覺將更刺激蘇聯的核武威懾，故在慕安會上與美國針鋒相對，間接促使美蘇於1972年簽署《反彈道導彈條約》（Anti-Ballistic Missile Treaty）。不過這與其要歸功於西歐國家的反彈，還不如說是美蘇間的妥協所致。因此自1968年起美蘇聯合推出的《不擴散核武器條約》（Treaty on the Non-Proliferation of Nuclear Weapons），就引起歐洲國家的更大不滿，使慕安會上炮火四射。

如法國就認定一旦簽署條約，戰略天秤就會更往美蘇傾斜、法國與整個歐洲也會隨之更無足輕重；聯邦德國也對此條約持保留態度，認為這可能會讓蘇聯的勢力繼續駐留於民主德國上。不過由於美蘇的強勢，大多數國家最後仍順應加入。由此可見，時有紛爭的慕安會，對現實政局未必有決定性影響，但克萊斯特藉此提升德國在北約的能見度，以及與會者的身分形同提供北約另一個討論平台，令慕安會得以被保留下來，規模也愈來愈龐大。畢竟這就像慕安會在2020年報告裏所自稱的，這是「西方的『家庭團圓』」。所以比起終結冷戰，彌合主張各異的西方陣營才是慕安會最重要的作用。

也因此，慕安會討論的議題雖逐年擴大，但核心關切始終沒變，即「安全」必須是西方利益下定義的「安全」，未必是全球俱關切的當務之急，故對蘇聯/俄羅斯、中國的疑慮始終貫穿會議主旋律。再說，慕安會對蘇聯提議過的歐洲集體安全條約、以及俄羅斯欲強化的歐洲安全暨合作組織（Organization for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從未認真探討，甚至於1995年一面首度邀請俄羅斯與會、一面提議北約東擴，絲毫沒有和解的意願。毋怪乎俄羅斯總統普京（Vladimir Vladimirovich Putin）於2007年的慕安會上，厲聲抨擊美國與北約背叛不擴張的承諾。故隨着冷戰的結束，慕安會到底在保護誰的安全、又是否當真促進和平、抑或挑起全球人民更多不安？這從每年慕尼黑會議場外的大批抗議群眾，便可知民心所思。

英國海軍船長阿思本（Sherard Osborn，1822─1875年）曾聲稱：「要讓中國佬同意歐洲人的唯一法則，就是武力而非辯論、脅迫而非說服」；美國文人福克（William Dudley Foulke，1848─1935年）則宣傳俄羅斯若控有中國與印度後，「亞洲將開始征服歐洲」，把恐俄與「黃禍」心理全雜糅在一塊兒。這些言論若與當前歐美國家疾呼該圍堵中俄聯盟的論調相對照，其實沒有本質上的不同，傳達的仍是恐懼與厭惡第三世界、冀圖保持西方威勢的心理。

正因該種念頭作祟，所以慕安會才表露對「西方失勢」的憂懼。德國外交部長馬斯（Heiko Maas）在會議上警告中國的崛起、以及批評「白宮改變了對美國創造的世界秩序的責任的承諾」，便精巧地包裝這種失落感，箇中意涵與英國詩人吉卜林（Joseph Rudyard Kipling，1865─1936年）呼籲美國該「挑起白種人的負擔」毫無二致。

然而盱衡歷史，本就沒有任何一個強權能千秋萬世，波斯、埃及、亞述、蒙古、西班牙帝國、大英帝國都無一例外，何況歐美列強自工業革命後主導世界局勢的歲月，不過僅佔宏大人類歷史的一小段，根本不該將之視為應然與必然的常態。若不肯認清這種歷史規律，那麼這種「西方失勢」的自怨自艾，仍會持續纏繞在歐美列強的心頭上。

所以與其恐慌「西方失勢」，歐美國家還不如自省體制弱點與採取革新，而非將自身的欠缺推諉給他國的發展成就並指斥之。同時也該放棄對外干涉、隱然否定他國有自主決定命運權利的作法。否則慕安會只會繼續充當北約的翻版，淪為急於塑造敵人、以及不肯放棄西方中心論的國家的俱樂部，縱使邀請再多第三世界國家與會也只是各說各話，對於全球安危沒啥助益。

「西方失勢」其實是個充滿文明衝突性與二元對立的說法，隱有否定第三世界主權與發展的意味，更抹黑多極化體系的成形。故比起爭論軍事預算該增長多少、高科技設備又該如何限制出口這類對抗性舉措，消滅貧窮、控制温室效應、扶助難民、糧食分配等危機，才該是歐美國家在乎的安全事項。最重要的是，假若西方國家在乎的「失勢」，只是巴望永遠壟斷國際事務，那對第三世界來說絕對是個不重要、甚至樂於見到的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