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侵女童醜聞導演獲獎:在法國水土不服的Me Too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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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五位黑衣女子登上《時代》周刊封面,並以「打破沉默者」(The Silence Breakers)之名,受封2017年年代人物。立於中位者,便是率先實名控訴韋恩斯坦(Harvey Weinstein)的女演員,艾殊利・朱迪(Ashley Judd)。

韋恩斯坦(Harvey Weinstein)是好萊塢知名製片人,曾監製過《寫我深情》(Shakespeare in Love,中國內地及台灣譯《莎翁情史》)等知名大片,但比起這個,他在2017年後又多了個「響亮」名號-「荷里活淫魔」。朱迪(Ashley Judd)於2017年10月接受《紐約時報》採訪,驚爆20年前韋恩斯坦曾在酒店房間對其性騷擾,接着影視圈諸多女星陸續出面作證,揭露韋恩斯坦30年來的不堪犯行,受害者不乏安祖蓮娜・祖莉(Angelina Jolie)、桂莉芙・柏德露(Gwyneth Paltrow)和伊娃・格蓮(Eva Green)等一線明星。在多達90位女子控訴下,韋恩斯坦被一狀告上法庭。經歷2年纏訟後,紐約法院終於在今年2月24日判處其2項性犯罪成立,等待韋恩斯坦的將是5至29年的有期徒刑。

然而在大西洋彼岸的法國,類似脈絡卻引發了一場異色風暴:當地時間2月28日,被控性侵女童的著名導演波蘭斯基(Roman Polanski),以新片《我控訴》(J'accuse)榮獲凱撒獎「最佳導演」和「最佳改編劇本」,雖引發頒獎現場多位女星離席抗議,卻無法顛覆其獲獎結果。

法國這種區分「個人」與「作品」的評審標準,不只體現其殊異的文化性別觀,也模糊了慾望與性暴力的界線,更為其招致不少爭議與譴責。然而此情此景並不陌生,早在韋恩斯坦案發生之際,法國便曾出現與美國截然不同的反思聲浪。

2017年《時代》雜誌封面,以公開揭露性騷擾、權勢性侵的女性為年度人物群像。(Reuters)

一百位法國女性對# Me Too的抨擊

當年美國女演員艾莉莎・米蘭諾(Alyssa Milano)在韋恩斯坦案後,首先於Twitter上使用#Me Too#標籤,呼籲曾受性侵犯或性騷擾的女性打破沉默,出面發聲,好讓世界知道問題的嚴重性。這兩個單字最後席捲全球,為各國女權運動所用,成了反性騷擾的代名詞,直至今日。

然而,面對此波運動,法國卻出現了不以為然的聲音。2018年1月9日,100位法國知名女性共同署名,於《世界報》上發表公開信,批評荷里活如今已受#Me Too#政治正確審查,並認為這種網絡的「快速正義」,以及對追求與調情的「矯枉過正」,終將混淆女性主義的真正要義。署名者包括記者佩吉・薩斯特(Peggy Sastre)、暢銷書作家凱瑟琳・米勒(Catherine Millet)、精神分析學家薩拉・奇切(Sarah Chiche)、演員凱瑟琳・羅伯-格里萊特(Catherine Robbe-Grillet),甚至還有知名女星嘉芙蓮·丹露(Catherine Deneuve)。

想當然耳,這封公開信受到世界與法國其他女權主義者的抨擊,雙方主要爭點在於,聯署公開信者認為「性侵害是重罪,但持續或笨拙地追求女性無傷大雅,獻殷勤也是人的自由」;然而批評者提出反駁「由社會整體文化結構觀之,男女在性自由上從來不平等,求歡自由往往是男性才有的特權,這背後暗藏的性別不平等,不該被浪漫化」。而這其中關鍵的「女性性自由」,則牽扯出法國的文化傳統,以及女性主義思潮的代際與階級之爭。

昔日荷里活電影大亨韋恩斯坦,其被控仗恃己身權勢,性騷擾與性侵無數演藝圈女性。(AP)

法文中有個詞,叫「galanterie」,即為英文中的「gallantry」,有英勇、騎士精神之意;但其在法文中還特指男性對女性的「獻殷勤」、「紳士禮節」,故而通常寫作「galanterie française」(法式英勇)。這種兩性互動型態源於法國文化的深層混血感,即地中海大男人主義(machismo)與北歐的冷漠相互交融,讓公共場域的情慾流動成為一種社交禮節,更透過12世紀宮廷愛情、17世紀沙龍聚會的長期催化,演變為法國根深蒂固的文化傳統,甚至被文學與藝術作品昇華成美學。

然而這種「男性得以追求女性,女性也有回應與馴服男性慾望義務」的關係,看似浪漫,卻只有男性能擔任追求者,若由另一個角度言之,這不過就是相對仁慈的性別歧視。故到了上世紀的六七十年代,法國婦女開始反擊,要求爭取「女性的性自由」,這其中不僅包含主動調情的自由,也涉及身體自主權,故而有了1971年的《343宣言》(Manifeste des 343)。這場景與2018年的百人聯署十分類似,當時也有343名法國婦女在《新觀察家》雜誌上發公開信,曝光自己的墮胎經驗,以要求墮胎合法化,德納芙就是其中一員,女權運動代表性人物、法國大知識分子西蒙・德・波娃(Simone de Beauvoir)也名在其列。

若由此般脈絡來看,法國在近半個世紀後對#Me Too#的反思,其實是延續了波娃這派的左翼知識分子女權觀,其首先同意女性可被視作性客體(objet sexuelle),但也認為男性可以是女性的性客體,成為性客體是所有人的自由。故像#Me Too#運動這種強調兩性互動規範與界限的主張,自然被其視作禁慾的清教徒思想,並認為這是要藉互聯網與美式話語霸權優勢,前來對法國進行文化清洗。

波娃是女性主義的代表人物。圖為1955年,其同伴侶尚-保羅・沙特(Jean-Paul Sartre)一起至北京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六周年慶典的場景。(來源:維基百科公有領域)

性自由能否成為文化人的保護傘

但波娃與丹露這派法式女權觀,終究受到世界與國內其他女權份子抨擊。因其雖主張兩性都有調情、獻殷勤的性自由,卻迴避了一個重要問題:一旦雙方處於權勢不對等的情況,這種性自由的天秤轉瞬便會傾斜,最後免不了成為某種形式的性壓迫;而這些聯署的女性之所以不甚重視、甚至不曾考慮這點,主因還是在於,她們全都出自菁英與知識分子階級,擁有良好的社會資本與話語權,故而較難預見階級差異對性自由的介入與操縱。

倘若今日情境如下,有位男導演對女演員遞出了情慾邀請,雖說這也是個人的性自由,但此般互動是否還如信中設想的,那樣純粹、天然、無染?甚至倘若導演是個成熟男性,演員卻還是個未成年女童,那麼性自由與戀童癖、猥褻兒童的界線究竟在哪?

而不可否認的是,法國藝文界確實就是長年被這種知識分子的菁英基調所宰制,且幾乎全界高層、有力人士都在此基礎上有着無聲的共識-即便導演有私德上的瑕疵,但這畢竟是其私領域的事,人們不該無限上綱,以此抵制或審查其藝術創作。

奧斯卡大導演活地・亞倫,曾被控猥褻養女,雖未定案,但仍使其電影事業蒙上一層陰影。(Getty)

故而這幾年,即便陸續有5名女性以實名或匿名形式,指控法國名導洛・比桑(Luc Besson)對其性侵或性騷擾,其作品仍大受歡迎;活地・亞倫(Woody Allen)因被養女控訴猥褻而在美國遭遇抵制,其新作到了在法國卻如常上映,且絲毫不受輿論批判;法國名導布里索(Jean-Claude Brisseau)為滿足個人私慾,強迫女演員試演情色鏡頭,被判處一年監禁,緩期執行,卻還有百名法國電影人發表公開信,表示布里索「只是個受傷的藝術家」。

但這樣深水靜流的風氣,近來卻因女星艾狄・夏妮(Adèle Haenel)的自白,而起了些許漣漪。如今的夏妮因《浴火的少女畫像》享譽全球,其雖才31歲,卻已兩度榮獲凱撒獎,並有16部電影入選康城影展(Festival de Cannes);但在去年11月4日,其才剛委託法國獨立媒體《一方報》(Mediapart)調查,進而曝光自己在12到15歲擔任演員時,遭到導演盧基亞(Christophe Ruggia)長期性騷擾的往事。

法國女星夏妮近來因《浴火的少女畫像》享譽全球。其於去年透過法國《一方報》揭露自己當童星時,曾長年被導演盧基亞性騷擾。(Reuters)

長年以來,盧基亞在法國影壇的人設都是極具風骨的左派知識分子,不僅參與救助難民等各類政治維權活動,也被視作夏妮的藝術啟蒙恩師。然而,面對夏妮的指控,盧基亞卻以希臘神話中的皮格馬利翁(Pygmalion)自居—「我只是愛上了自己的作品」,顯然試圖替猥褻女童的罪行開脱。然而這次他的運氣沒幾位前輩好,由於《一方報》提出的訪談等諸多證據十分充足,故其最後被檢察官起訴,也連帶讓「波蘭斯基爭議」重浮水面。

1977年,導演波蘭斯基在美國被控性侵13歲少女,最後其只承認「與未成年人非法性交」,卻否認有使用毒品與酒精迷昏少女等指控,並在1978年潛逃法國,從而為當地電影界和知識分子所庇護,甚至還能於2002年,以《鋼琴戰曲》獲得第75屆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導演獎。

法國各界人士力挺導演的辯詞大抵不離以下思路:他或許性侵女童,但作品本身卻是無辜的;我們不是當事人,很難了解來龍去脈;事隔多年,難道社會還不能原諒他?諸如此類,族繁不及備載。然而今年夏妮帶頭起義後,其作品《我控訴》在法國各地上映便受到諸多抵制,片方也取消了針對波蘭斯基的諸多媒體訪問。

大導演波蘭斯基因性侵女童而潛逃法國,並長年受當地藝文圈庇護,更在今年獲頒凱薩獎最佳導演。(Reuters)

但抵制歸抵制,《我控訴》在法國票房依舊長紅,甚至入圍有法國奧斯卡之稱的凱薩獎,勇奪12項提名,並在近日拿下「最佳導演」和「最佳改編劇本」兩大冠冕,夏妮當場憤而離席。諷刺的是,波蘭斯基以「典禮已成為公開私刑」為由,拒絕出席;頒獎人也不敢直接念出波蘭斯基的名字,而是以稱號「Atchoum」代替(「Atchoum」是《白雪公主與七個小矮人》中某位刻薄的小矮人)。整場典禮就這麼在尷尬中結束,卻不影響其獲獎事實與資格。

事情發展至今,人們這才恍然大悟,盧基亞會被起訴,是因為控訴者是影壇知名女演員,且導演最近也沒拍什麼好作品,人脈更不像前輩這般廣闊,故而夏妮能獲取個人勝利;但整個法國影視圈、乃至於社會整體的風氣卻沒有因此地動山搖,像波蘭斯基這種大導演,仍能呼風喚雨、名利雙收。比起滿身的燦爛榮光,那些抗議與抵制的吼聲,不過就是些螳臂擋車的小雜音。

從法國的反#Me Too#公開信、夏妮控訴到波蘭斯基再獲獎,法國的女權、性別與自由主義派系相互撕扯、斷裂,但最終仍維持了穩固的上層結構。此情此景,不禁令人想起,當年#Me Too#運動傳入中國時,自由派的劉瑜教授雖肯定此發展,卻也提出諸多疑慮,並將其比作「大鳴大放大字報」,因而受到許多自由派同志的抨擊。

究竟是還被害者一個公道,還是矯枉過正,這似乎是女權與性自由的亙古辯題。情人交往,當然不可能全都是雙方地位純然對等的狀態,也不能因此全扣上性壓迫的帽子。但法國的情況卻是,即便面對波蘭斯基這種極端案例,社會與文化圈仍以性自由之名,默許甚至褒揚其作品。即便夏妮的控訴直指法國性別文化核心、甚至也揭露電影界長年被年長白人男性宰制的沉痾,但藝文圈默契依舊,無論其指控多麼有力,仍是撼不了風花雪月世界裏,那迥然異色的倫理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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