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MeToo】美影業整肅道德 「親密行為指導員」成新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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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所有曾經被性騷擾或侵犯的女性,都寫下『me too』表明身份,我們或許能讓人們意識到這個問題有多廣泛。」兩年多前,美國女演員Alyssa Milano在Twitter發布這一則帖文,宣告一場浩浩蕩蕩的反性侵行動在荷里活打響。時光快進至今年2月,金牌監製韋恩斯坦(Harvey Weinstein)被判性侵罪成,其鋃鐺入獄也被視作#MeToo運動的一大碩果。

誠然,這場行動讓不少捲入醜聞的導演、演員聲名掃地,將反性侵浪潮帶向全球、推至各行各業,但坊間不乏聲音質疑運動雷聲大、雨點小。回到其發源地荷里活,女性從業者是否更安全、自由?除卻一眾被業界放逐的施暴者,#MeToo運動還留下哪些實質遺產,未來又將走向何方?

與無數逐夢荷里活的女演員相似,Alicia Rodis早在15歲時獻出舞台初吻,18歲時第一次裸體出鏡。「我發育得早,從來不像是扮演天真少女的演員。若一部劇中出現妓女或(主角的)放蕩好友,可能就會是我的角色。」她憶述。

荷里活2017年一場#MeToo遊行,有示威者舉起標言:「演員反對強姦文化」。(Getty Images)

能夠登上熒幕,少女時期的Rodis雖然心懷感激,但這些經歷並不總是美好的:「有些經歷非常危險,即使不在身體上,也在精神和情感上令人受傷。」度過年輕演員歲月後,她轉而成為一名武術及特技指導,繼續活躍於荷里活。

然而,多年來Rodis有一個疑惑在心頭揮之不去:「我們有特技演員,為打戲設計動作,會照顧好遭身體暴力的演出者。但讓人震驚的是,在裸體演員面前,我們卻毫不關心。」她一語道出業界對演員心理創傷的忽視。

協調親密行為 改變say yes文化

#MeToo運動的爆發為這一切帶來了轉機。她在2018年走進HBO劇集《墮落街傳奇》(主題為上世紀七十年代紐約色情產業)的片場,但職責卻不再是指導打戲,而是幫助劇組更順利、安全地拍攝「大尺度」或「情慾」戲份。Rodis的身份名曰「親密行為協調員」(intimacy coordinator),這也是第一次有主流電視網絡聘請類似職員。

Alicia Rodis是美國影視界首批親密行為協調員。(Alicia Rodis facebook)

由接吻、擁抱、撫摸、裸露、模擬性交等戲份,均在親密行為協調員的指導範圍內。過去演員在這些場面往往無法得到詳細、明確指引,劇本也含糊其辭,只能憑藉經驗演戲。這難免出現「是否做過火」的模糊邊界,為性騷擾創造灰色地帶,被冒犯一方常常只能忍氣吞聲。

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權力遊戲》中「龍母」的扮演者艾美莉克拉克(Emilia Clark),在回憶起全裸出鏡時直言「可怕」,更稱「我不知道該做什麼、人們期待什麼,不知道別人、自己到底想要什麼。」又例如曾出演《巴黎最後探戈》(Last Tango in Paris,該片獲得奧斯卡最佳導演及男演員提名)的法國女演員瑪利亞.施奈德(Maria Schneider),多年後坦言自己在拍攝時覺得「羞恥」、「有一點被強姦的感覺」(a little raped)。

Alicia Rodis會在拍密親密場面時監場,好比拍動作戲時的武指。(Alicia Rodis facebook)

「演員想留在這一行業,第一條規則便是對一切要求說『好』,這真的已經融入他們的訓練中。」在紐約擔任親密行為協調員的Chelsea Pace表示。

Pace和Rodis都是這新興職業的先驅,它正是為了在片場釐清性侵邊界而誕生。協調員除了監場,更充當劇組成員之間的溝通橋樑,在開拍前盡可能明確傳達演員能接受的尺度、導演希望達到的效果,並在拍攝時確保這些共識得到尊重。若出現「鹹豬手」行為,或是導演突然要求加大尺度,協調員能夠當場干涉;他們也會準備護膝、遮掩私密部位的保護道具等。對處於弱勢地位—通常是女性—演員來說,這崗位能帶來心理安慰。

「我們並不是『性愛警察』(sex police)。有些導演認為我們會拒絕裸戲,但那並不是我們的工作。」 Pace解釋,親密行為協調員的價值在於「權力再分配」(redistribution of power),讓導演給予演員發言權,也讓演員學會如何清楚表達訴求。

由此可見,儘管男女差別化、物化女性的風氣在全球影視圈實非罕見,但#MeToo運動的確在一點一滴改變荷里活的種種陋習,背後反映了性別平權意識的新一代從業者的共同聲音。

Emilia Clark在《權力遊戲》中有不少裸露及性愛戲份,但直言全裸演出感覺「可怕」。(《權力遊戲》劇照)

冷待包容條款 行規難以逆轉

經歷反性侵運動洗禮,荷里活對女性權益的關注可謂前所未有,例如HBO在2018年出台規定,若旗下影片及電視劇含有露骨場景,劇組必須聘請一位親密行為協調員。這一舉措得到Netflix、Amazon、Apple等公司接納及跟隨,「美國演員工會-電視和廣播藝人聯合會」(SAG-AFTRA)也推出相關指導方針。據英國廣播公司(BBC)報道,如今影視業約有50人從事這個新興職業,當中大部份在英美。

那些期待行規改變的業內人士,深知女權受重視的時刻來之不易,人人也希望把握#MeToo窗口。美國女演員法蘭絲麥杜雯(Frances McDormand)憑藉《廣告牌殺人事件》(Three Billboards Outside Ebbing, Missouri)奪下2018年奧斯卡影后,當時她身穿金色華服領獎,在台上大讚在荷里活拼搏的女人們,末了帶出意義不明的結語:「今晚我有四個字留給你們:包容條款(inclusion rider)」。

無數觀眾通過她的一席話,初次聽說這個影視業術語:演員在接戲簽合同時,可要求加入包容條款,它規定劇組中(包括演員及製作人員)女性、少數族裔、性小眾人士等需佔一定比例,以真實反映現實世界。至於具體比例則取決於各方意願,也不一定強制要求達成,但一個不變宗旨在於保證多樣性,給「弱勢群體」更多活躍在台前幕後的機會。

HBO等電視台開始聘用「親密行為協調員」,改變業界風氣。(網上圖片)

其時荷里活正因性侵醜聞而元氣大傷,早在2016年出現的「包容條款」似乎指向一條保障女性權益的康莊大道,霎時間得到不少業內人士聲援。然而,與親密行為協調員不同,這一新行規很快遭到更多質疑與反感,常常陷入「得個講字」的尷尬境地。《紐約時報》去年6月報道指,公開表示簽訂包容條款的製片團隊寥寥無幾,連法蘭絲麥杜雯本人也承認從未使用此條款。

「我總是聽到別人說:『我們只想找最好的人(合作),所以不能(用包容條款)。』彷彿支持這個條款是一種妥協。」美國導演兼演員保羅菲(Paul Feig)接受《洛杉磯時報》訪問時無奈道。他的製片公司自去年起,規定所有作品將附註包容條款。但這樣的從業者實屬少數,不少人擔憂可能限制用人及創作自由,造成另一種不公平;也有人指出條款具體內容常常模糊不清,可能帶來不必要的法律風險。

荷里活電影也許無法避免親密戲份,但#MeToo之後,業界更重視道德規範。(電影劇照)

荷里活女權還能走多遠?

2月底在紐約法庭,即將審理韋恩斯坦性侵案的法官曾告誡陪審員:「這場裁判不是針對#MeToo運動、性騷擾、女性權益的公投。」然而,不得不承認,韋恩斯坦被判罪成後上述詞彙再度回到公眾視野,這也許正是荷里活當今所需要正視的。

回首#MeToo運動爆發後的兩三年間,改變不可不謂顯著:一眾隱藏多年的性侵慣犯或變階下囚、或名譽事業盡毀,大多數人無法再登上熒幕;業界湧現數個進行反性侵教育、為倖存者提供支援的組織,例如「Time’s Up」獲得數百萬美元捐款,得到不少大牌影星背書;性侵之外,男女薪酬差異、奧斯卡等電影節上女性獲獎比例低,種種延伸議題也炒起話題,連企業職場上男女關係的道德標準也有所改變。

就如今年2月奧斯卡頒獎禮上,當紅影星妮坦莉寶雯(Natalie Portman)身穿特製長裙,以金線繡上一眾未能入圍的優秀女導演名字,令人聯想起她2018年曾站在奧斯卡舞台上出言嘲諷:「以下是所有被提名的男性候選人。」(Here are the all male nominees)此類女權宣言頻頻在社交網絡引發熱議,也令#MeToo一詞不斷回到公眾視野。

一場#MeToo行動 尚未打破桎梏

但這些喧囂往往出自少數著名影星的個人行為,涉及行規改變(就如包容條款)的計劃和倡議,往往在公布後便不了了之。美國經濟學教授Roberto Pedace曾統計1984至2018年荷里活影星的薪資,發現女性比男性低45%,比美國全部行業男女薪資差距更大。對於荷里活女性來說,諸如此類體系結構上的桎梏,還遠遠未能被一場#MeToo行動打破。

去年10月,適逢#MeToo兩周年,路透社採訪一眾荷里活影星,不少人的回答也透露出「革命尚未成功」之意。曾出演DC電影《自殺特工:超能暴隊》(Suicide Squad)的年輕女星卡拉迪樂芬妮(Cara Delevingne)表示:「與許多『#』運動一樣,問題在於當你使用這個符號之後,人們便認為事情已經得到解決……沒有什麼真正改變了,因為#MeToo運動仍在進行中。」

上文轉載自第210期《香港01》周報(2020年4月20日), 原題《後#MeToo時代 荷里活女性更自由了嗎?》。

更多周報文章︰【01周報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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