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減貧輸出「中國方案」 中西話語權之爭揭序幕

撰文:穆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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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6日,中國官方對外披露了一份洋洋灑灑3萬多字的白皮書《人類減貧的中國實踐》,解釋了中共自1949年以來為消除中國貧困問題所做出的努力,尤其是自2013年實施的精準扶貧計劃,8年內投入各級財政專項資金1.6萬億元人民幣、金融扶貧貸款9.2萬億元人民幣完成了9,899萬多人的脱貧任務。

當天,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主任徐麟總結這次工程浩大的扶貧計劃,稱「中國在減貧實踐中探索形成的中國特色減貧道路和中國特色反貧困理論,拓展了人類反貧困思路,為人類減貧探索了新路徑……為人類減貧提出了中國建議中國方案」。顯然,在北京看來,自1978年以來,世界減貧目標中70%由中國減貧計劃來實現,因此北京認為這一功績應該受到世界的承認和肯定。

湖南十八洞村一處蜜源點,受官方幫助掌握養蜂技術的農民在查看蜂巢。8年間,習近平將扶貧視為最大的政治承諾走遍了14個集中連片貧困區。(新華社)

當然,北京的目的並不僅限於此,其最終的目的乃是將中國減貧的成功實踐經驗作為「中國方案」甚至官方所宣稱的「中國之治」的一部分,成為對外輸出政治軟實力的重要部分。而在以往,這種大膽的對外輸出是難以想象的。

2014年3月,習近平在柏林發表演講並公開表明態度,「我們將從世界和平與發展的大義出發,貢獻處理當代國際關係的中國智慧,貢獻完善全球治理的中國方案,為人類社會應對21世紀的各種挑戰作出自己的貢獻」。此後,無論是伊朗核問題、朝核問題等地區事務,還是在氣候變化問題和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蔓延等全球問題上,中國的姿態都極為積極。

這有幾方面的原因:其一,從抵禦風險到實現經濟穩步成長,中國的成功的確是難以否認的,不管是不是偶然,都不得不承認「中國模式」在解決自身發展問題上效率極高。這毫無疑問給予北京以更大的自信——2012年,胡錦濤在中共十八大上提出「三個自信」(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到2016年習近平又增加一個「文化自信」將其擴展為「四個自信」,正是一種價值體系構建的投射。

其二,相對於來説,歐美世界本身遇到的難以解決的問題以及對華關係的深刻調整,的確失分不少,這讓外界對傳統的西方模式產生了疑問或者困惑,比如在當下所討論的貧困問題上,為什麼按照西方的政經模式操作並沒有在一些發展中國家取得好的效果。

當然,這種「轉變」的過程不會是風平浪靜的,而是會伴隨着激烈的爭吵甚至各種形式的「戰爭」。3月份,中美在阿拉斯加發生的爭吵令人記憶猶新,但這的確算不了什麼,更高級的競爭形式可能就是話語權之爭。如果北京能夠在未來憑藉自己的成功,將其轉化為在國際舞台上的發言權,甚至在價值體系、制度觀念上摧毀歐美的傳統話語權壟斷,那麼對北京來説將是具有歷史意義的「偉大勝利」。如今,包括在減貧模式領域,北京已在自由、民主、平等等資本主義文明賴以存在的「普世觀念」發起了衝鋒,在各個領域進行從實踐到觀念的重新解構和定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