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55周年丨台灣學者:相比六四 中共直面文革要難得多

撰文:戴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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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爆發距今已有55年,儘管中共已在1981年十一屆六中全會出台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對文革做出否定的定性,但文革仍然是中國大陸公共討論中的某種禁忌,至今仍有很多未公開的資料和禁區沒有得到披露和深入研究,中國社會仍然沒有條件對全面反思文革形成共識。
尤其引人關注的是,繼2018年中國大陸的歷史教科書對文革做出淡化處理後,今年為慶祝中共百年而推出的新版《中國共產黨簡史》,將文革十年曆史列入第六章第三節「社會主義建設在曲折中發展」。而在以往版本的中共黨史中,文革十年歷史均獨立成章,篇章名稱皆包含「文化大革命」、「十年」、「內亂」字樣。

不少極左派藉此在網絡空間發聲,言之鑿鑿地聲稱官方即將對文革進行重新評價,以至於中共官媒《環球時報》總編胡錫進專門在社交媒體上「闢謠」,表示不否定文革期間的建設成就與「認定發動那場運動本身是錯誤的」是「兩回事」。

文革至今仍是中國公開討論中的某種禁忌。(視覺中國)

曾在大陸有長期生活經歷的台灣學者洪徵明認為,中共「走出文革」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甚至機會渺茫。

洪徵明在接受多維新聞記者採訪時表示,所謂的正視與反思涉及怎麼看待文革的問題,而背後牽扯到的根本問題則是如何評價毛澤東。中共官方確實已經對文革給出結論,認為是「錯誤」甚至「浩劫」,對毛澤東也有功過七三開的蓋棺定論,這些評價都頗為中肯。

但是對於得出這些結論的研究過程,以及在歷史問題決議出台之後至今,中共內部能夠拿到第一手資料的黨史研究專家得出的成果,普遍沒有向社會公開。其中的原因,洪徵明認為是這些研究內容直接關係到中共政權的正當性。

「毛澤東究竟為什麼發動文革?還是要剖析毛澤東這個人。毛澤東是一個革命家,但並不是一個適合守成的建設者,打天下是他所長,但把建設當革命來搞,用『三面紅旗』、大躍進的思維方式來治理國家,只會把事情辦砸。同時,赫魯曉夫批判斯大林的前車之鑑放在那兒,給了毛澤東很大的刺激。」

「對文革追問到最後,會發現給一個民族造成巨大創傷的悲劇的原因,是個人的權力慾望與不安全感作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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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在中國大陸學術界,相對主流的看法是,不能將文革的成因簡單地看作權力鬥爭,毛澤東發動文革固然有鞏固個人權力的考量,但也不能忽視毛澤東內心的「革命理想」,當他看到官僚機器內部明顯有出現腐化、僵化的危險,希望用繼續革命的方法,由「大亂」達到「大治」。

但洪徵明認為,這只是一種對「國父」塗脂抹粉的説法。「文革發生的時候,中共建政已經十幾年,這中間的政治運動跟轉變已經反覆多次。其中的根本問題就是當年斯大林(Josef Stalin)和托洛茨基(Leon Trotsky)的分歧,是通過搞運動來建設國家,還是用計劃經濟、循序漸進的方式。蘇聯人達成的成就,恰好就是官僚集團達成的成就,而不是托洛茨基所主張的不斷革命的途徑。」

「大躍進其實就是一次『大革命』,大躍進的失敗就已證明此路不通,毛澤東本人還被迫公開作了檢討。這些事情,毛澤東自己難道還不清楚嗎?所以對毛澤東而言,發動一場更大的運動,肯定對鞏固他自己的權力很有幫助,至於是否能夠徹底矯正『亂象』?恐怕毛澤東自己都不相信。為了給毛澤東開脱,後人只能強調他是為了一廂情願的信念卻讓這麼多人遭受苦難與死亡,也算是一種兩害相權取其輕的宣傳策略吧。」

所以中共內部對於文革的研究,官方不可能允許流傳到社會上,放開討論就更不可能了。洪徵明表示,對西方國家來講,政府存續的正當性來自民主選舉,儘管很多國家與地區的民主選舉已經淪為「打爛戰」(不是誰比誰好而是誰不那麼差),但那些地方的人們仍然堅決篤信所謂的民主價值。老百姓既然可以投票撤換政府,就不需要革命推翻國家。

但是對長期執政的中共來説,身上承擔着「無限責任」,「做得好全是你的功勞,做得不好你要承擔所有責任」。中共的宣傳一直説「中國共產黨是中國人民的歷史選擇」,而文革給中國社會造成的創傷又非常非常嚴重,「不客氣地講,傷害甚至超過內戰,那麼中國人民是否可以重新選擇?這就好像你做了100件好事,也沒辦法彌補你當初做的一件大壞事,何況這件壞事的規模,可能比你那100件好事的總和要大的太多。」

洪徵明強調,學者可以只將文革作為嚴肅的歷史問題進行學術探討,可一旦這些研究內容公開,老百姓會怎麼想?

所以從現實政治考量,中共沒有任何動力去「正視」、「反思」文革,「官方可以讓一些信得過的學者關起門來做研究,但絕不會讓相關的討論大面積公開。或許官方的策略就是讓人們對文革自然遺忘。」

類似中國已故元帥陳毅之子陳小魯這樣公開為文革中的言行道歉的人物,在中國大陸仍然屬於鳳毛菱角。(視覺中國)

對於多維新聞記者「這樣的做法太過實用主義」的反應,洪徵明表示,中共執政最核心的原則本來就是實用主義,改革開放就是一種實用主義的極致體現。或者也可以説毛澤東時代是教條到了極致,鄧小平時代則一度在相反的方向走到了極致。「在中共的意識形態中,除了長期執政這一條是前提外,沒有什麼是不能討論的。」

「中共的大戰略是,再過幾十年,等經歷過文革的人都不在世了,等後來的人們僅僅把文革當作歷史記載,對那些曾經慘絕人寰的現場、那些衝擊、那些傷痕都沒有共鳴了,也就是民眾很難因為文革被煽動的時候,文革對中共的壓力也就慢慢緩解,甚至問題就這麼解決了。中共始終都很難把文革作為客觀學術問題去放開研究,對研究的過程與細節都不願意面對,更遑論正視與反思。」

在反思自身歷史問題的態度上,德國人對於納粹的反思堪稱全球榜樣。但在洪徵明看來,容易被忽略的一個事實是,戰後的德國政府對歷史的詮釋做了戰略性的切割:納粹時期的德國人民與全世界被納粹奴役或侵害的人民一樣,都是納粹的受害者,都是被納粹利用、奴役的對象。

這是一種「我者」與「他者」的區分,巧妙地將德國人民也歸到受害者的一方,同時政權又已經更迭,納粹已經被徹底「掃進了歷史的垃圾桶」,二戰後的德國轉變成一個民主的德國,所以德國總理自然可以為「前朝」的不當作為公開道歉。

洪徵明表示,海外對文革的研究非常多,包括香港、台灣都有大量的研究,並不是全世界都不知道文革中的各種細節,只是大陸這邊不願意面對。不肯面對當然是出於政治考量,畢竟中國沒辦法像德國那樣做出切割。「官方雖然沒有明説,但最好的方式顯然就是存而不論,給一個中肯的結論,過程就裝作沒看到,甚至也不許你們仔細探索了,因為越探索越不堪。」

可文革「心結」如果一直不去解開,由此帶來最直接的影響是,香港、台灣、國際社會可以一直因循文革給中國貼上專制、暴力、人權保障落後的標籤,這樣的思維定勢將很難改變,包括借文革質疑中共政權的正當性。這對於今天乃至未來的中國來説,將會是擴大開放路途中的一種損耗。

特別是可能在不少台灣民眾心裏,國民黨此前執政時已經就「二二八」道過歉,而大陸對於文革的消極態度,可以當作拒斥兩岸統一的「武器」。

洪徵明認為,在中國的執政黨與國家緊密結合的體制不變的情況下,文革恐怕將一直是「原罪」。在他看來,相比文革,六四是未來更容易透明化、脱敏的事件,是可以攤開來説的單一歷史事件(儘管六四的出現,在某種程度上和文革具有辯證關聯性)。

「即便西方不認同,但對於很多中國人來説,(六四)當時的情況是可以被同情地理解的,甚至人們會認為當時(中共中央)的決定未必是錯的。對單一歷史事件的功過評斷並不很困難,只是在今天中西博弈的大背景下中國面臨很多境外勢力的問題,讓六四顯得敏感。」

而文革則關係到中共統治的正當性,與六四的份量天差地別,「六四或許只是個(中共的)小污點,甚至在我看來都不見得算是污點,文革真的是一塌糊塗了。」

一些觀點認為,六四相對來説性質比較簡單,而文革則複雜得多。圖為2018年香港維園六四燭光晚會。(多維新聞)

洪徵明認為即使「徹底反思文革」未來會成為理論上的某種共識,但現實中不會有人敢於去冒這個險:「以長期執政為核心目標的思維,比較多的是『修補』,包括一定程度的掩蓋,哪怕是通過加強控制的方式。至於坦蕩面對(文革),鼓勵反思,放開公開討論,不會在高層人物的選單列表裏。」

「現在對老百姓來説能夠接受的一點是,官方對文革的結論很清楚,就是『錯誤』、『浩劫』,至於當年發生過的蠢事、壞事,就不多提了。可如果一旦對文革的評價反轉,老百姓的認知就會非常的錯亂,因為有太多與評價矛盾的客觀證據在那邊,會讓人沒法接受對文革的正面評價。這種反轉反而會變成一個亂源,不利於黨的統治。」

在洪徵明看來,現在只有一些少數「毛左」會比較懷念文革,或者覺得文革有正面價值。這一羣體又可以細分,其中的大多數應該屬於文革之前本來沒有什麼社會資源,但在文革的過程中趁機攫取了利益與權力的羣體,當然還包括這些文革中既得利益者的後代。「但如果是絕大多數人受到迫害,少部分人取得利益,那麼結論就很清楚,這件事情當然是不正當的。」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洪徵明為化名。本文中的受訪者觀點僅代表其本人,不代表多維新聞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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