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稿．在柏林尋訪難民】在他的痛苦中了解世界　然後怎樣？

我很努力地代表我們發聲，讓全世界知道我們的苦況。可是兩年來，情況依然毫無改變，我不禁問，既然如此，那麼我說故事是為了什麼呢。找我的人很想了解我的故事，知道後卻完全無法做些什麼。

【上回談到：難民未必低等與貧困——在柏林遇上敘利亞小伙子 Ahmad】

文：羈城

要用一個詞語來形容柏林，我會毫不猶豫地說古樸。街邊隨處可見的古建築、大教堂、風格統一的低矮平房，無一不令人感到整個城市格調和諧有序。這古城中，空氣乾淨得令人陶醉，走在街上，你完全不能想到這是歐洲，以至全世界最重要的工業國家。

當下的德國似乎十分美好，猶太英雄紀念碑前的一跪擺脫了過去歷史的枷鎖；柏林圍牆倒下象徵着民族重新復興；德國的尖端科技依然傲視全球。可是，跟其他城市一樣，每個城市都必然有着不為人知，不見於公眾前的一面。匆匆過境的遊客，有多少會知道現在柏林有數以萬計的人過着毫無尊嚴的生活，仿如置身於平行時空。而我，認識了他。

「我叫Nasir，來自尼日利亞，2010年因博科聖地入侵，我去了利比亞中資電訊公司ZTE工作。當時的利比亞好得不得了，城市秩序比歐洲的還要好，更重要的是當地完全沒有歧視，不論你來自亞洲、歐洲還是非洲，都能獲公平對待。可惜好景不常，2012年因利比亞爆發內戰，我坐船橫越地中海來到了意大利，意大利不肯收留我們，卻給了我一張文件，讓我到歐洲其他地方尋求庇護，於是我來到了柏林。」

說起尼日利亞或者非洲黑人，在我生命中唯一交集過的便是Prof. Marafa（中大地理與資源管理學系教授馬路華），但明顯，他們兩人的背景有天壤之別，但有些特質還是一樣的，都是那麼跳躍，動作敏捷，喜歡隨性而行。確實，在三小時的談話中，我感受到了他的好動：步伐急促，喜歡到處走，害得我幾乎跟不上他的步伐。可是，他的眼神中好像總是帶有一點憂鬱。同時英文帶點口音，聽得有點辛苦。

他到我的住所接我，接着便帶我到他生活的地方走走。在15分鐘的地鐵路程中，我簡單了解過他的背景後，便談到他在柏林的生活。

「在2012年我來到了柏林，意大利發給我們的證件雖然允許我們在歐洲以難民身分走動，但不能在德國取得住所，我們要露宿街頭，當時我便住在這裏，這裏是1300人的家。」

草地變沙地　一個被燒毁的難民社區

眼前是一片草地，大約四個籃球場大小，完全難以想像這個地方能住上1300人。

「我們在這裏住得非常辛苦，居住條件很差，沒有任何設施，甚至連廁所也沒有。更可怕的是，不斷會有人來騷擾我們。看到了前面這片沙地嗎，它本是草地，可是有一次，有種族主義者半夜到我們這裏放火，便燒成了這樣。我們一直也向政府爭取住所，可是政府並沒有理會我們。2014年，我們終於按捺不住，畢竟我們也是人，要爭取我們應有的權益。於是，我們佔領了附近的一間教堂，終於教堂答應在它的宿舍地牢中劃一些地方給我們住，直到現在。」

「可是，這畢竟不是政府安排給我們的，這是政府的責任，而不應是教堂！我們繼續在公園留守抗爭，過了不久，便被政府清場了。」

此刻的公園似乎回復了寧靜，雖然草地管理得不是很好，很多地方半禿着，但仍有數人在樹下乘涼看書，再也看不出一年前的荒亂痕跡。

政府不負責　德國本地人代難民發聲與抗爭

接着他帶我在住宅區的小徑裏左穿右插，不一會兒，來到了小房子面前。小房子樓高三層，沿着樓梯拾級而上，兩邊牆上展示的是一幕幕似曾相識的相片和影片。小空格中盡是警察與示威者爭持的場面，彷彿是雨傘革命的德國版。其中一個小屏幕放着一段影片，片中男子拿着攝錄機對着警察拍攝，突然被一大群警察衝了上來，抓着他的攝錄機不放，將他推倒在地。那名男子馬上在懷中取出應該是記者證的卡片，可是警察並沒有退讓。男子高聲呼叫，轉眼間，更多的攝錄機圍了上來，狠狠地拍着那幫警察，最後那個警察終於退了下去，旁人扶起那個男子。

「這是我們的抗爭紀念館，記錄着我們的抗爭。你留意到了嗎，相中的人大多是白人，因為我們這班難民並不允許參加示威。我們一旦被抓便會很危險，我們可能會被打、被監禁，甚至被驅逐出境。相中的都是德國本地人，他們清楚自己的權益，受到法律保護，警察也不敢拿他們怎麼樣，他們替我們發聲，代我們抗爭。」

剛巧迎面走來一位中年女士，Nasir熱情地與她攀談起來，他們說的是德語，我聽不懂。

歐洲人比亞洲人本來就狂野得多，染髮、紋身、穿環隨處可見，這裏的正常打扮放於香港，肯定會被當作標奇立異，眼前這位中年女性則更厲害，集三者於大成：頭髮染得五顏六色，全身都是紋身，配上各式各樣的環，絕對是不羈中的不羈。Nasir卻說：

「她是個很好很好的人，幫了我們很多。我們這班難民有什麼事都會找她，她為我們提供食物，幫我們籌集捐款，在我們被捕時亦會幫我們找律師，她甚至用她的房子收留了幾個難民。我們現在全是靠這班人的捐款和支持才能夠生存下去，政府完全沒有做過什麼。」

言談中可以看出，Nasir對這班人充滿感激。

別過那女子，他帶我走到一座古堡前，古堡在歐洲並不罕見，但這座古堡在那裏卻十分醒目。在暗黃的磚頭上掛着一條白底紅字的巨型條幅，大大隻字寫着「納粹滾開」。古堡下方滿是海報、塗鴉，可以看出大部份與左翼社運有關，一看便知道這是他們的根據地。

「這是一個私人博物館，會在裏面舉辦不同的藝術展覽、影片放映，裏面亦有很多房間，每個房間都是一個藝術團體的辦公室。古堡的主人十分支持我們，在裏面劃了一間房給我們，我們會在這裏討論時政，紀念館的工作亦是在這裏籌備。」

沒人再關注的故事

我們走走談談了個多小時，我心中仍然有很多疑問，出發前亦已預備了一些問題，包括他從非洲橫過地中海的經歷等等，我見他介紹得十分駕輕就熟，似乎已有很多經驗，隨口問了一句：「你是什麼時候開始跟其他人說故事的呢？」

怎知他的答案卻令我意想不到。

「兩年前開始，我將我的故事告訴了無數人，有很多人找過我，包括記者、學生，我被告知我們之所以會這麼慘，是因為其他人不了解我們的情況。有見及此，那段時間我接受了無數次的訪問，我很努力地將我們的經歷告訴其他人。很多難民的教育程度都十分低，甚至只會本地方言，不同難民之間的溝通也有困難，何況是跟其他人溝通呢？我會英語、德語、阿拉伯語和一些方言，因此我很努力地代表我們發聲，讓全世界知道我們的苦況。」

「可是兩年來，情況依然毫無改變，我不禁問，既然如此，那麼我說故事是為了什麼呢。找我的人很想了解我的故事，知道後卻完全無法做些什麼。我明白，因為他們沒有權力。我們這麼慘，是真的因為其他人不了解，還是政府根本無意去做任何行動？漸漸地，我開始不再將我的故事告訴其他人，不再接受採訪，只是我見你從香港這麼遠過來，又是學生，我才來見一見你。」

我愣住了，不知如何回應。老實說，我參加服務學習、了解貧窮這類的活動也有一段時間，他所言的問題我也有想過，但是經當事人親口說出來時，又別有一番感受。

畢竟，他們不是專業的社工、說書人，要他們一次又一次揭開傷疤來讓我們「學習」、了解世界時，我們到底有否意識到，這其實是將他們從地獄裏拉了一轉回來。傳說第十八層地獄是每日將生命中最痛苦的事重新經歷一遍，若我們（半）強迫着當事人說故事，情況跟十八層地獄豈非驚人地相似，尤其是我們拙劣的訪談技巧，肯定使他們受到了不少傷害。

若如他所想，我們了解真相之後能改善他們的處境，那麼這還可說是有意義。可是更多的情況是，當我們聽了他人的故事，好像學會了什麼，知道世界是多麼殘酷，卻又完全不能做些什麼。更甚者，有些人用獵奇的眼光去看待貧窮，了解其他人的苦難，回來後大肆宣揚，視為榮譽。

想到這裏，我收回所有之前預備過的問題，原本打算請他在鏡頭下說說自己的感受，後來我也放棄了。畢竟藉着傷害而了解，本身就是本末倒置的做法。

我們找到一間餐廳坐下，轉而談論其他問題，討論對世界時政的看法，時間關係，下回再談。

【編按：作者見近月歐洲難民危機愈演愈烈，因而隻身前往歐洲遊歷，跟不同的難民組織接觸，與當地難民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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