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國旅行　我時刻緊記自己是個日本人

我是一個日本人，出生於 1984 年，第一次出國是 1999 年。

這些資訊，在我出門旅遊時很重要。因為日本人這個身分、日本在國際關係中的地位，和當下國際關係本身的穩定性（與不確定性），是我個人對「旅遊安全」的首要考慮。

旅遊、安全、國際關係的「三角關係」，不只是一個理論問題，更是意味着每一個公民如何保護自己的切身權益的實踐命題。

商場不必過安檢　只因我是日本人

2010 年，我在以色列待了一周左右。從特拉維夫（Tel Aviv）坐大巴抵達耶路撒冷之後，到處看到穿着軍裝的年輕男女巡邏，到處都有安檢。以色列算是發達自由民主社會，但我在那裏明顯感覺到，無論從宗教、恐怖主義、中東局勢等角度看，當地政府和公民社會對涉及到人命和治安的突發事件極為警惕。

有一次，我去附近商場買日常用品。在門口有好幾個人聚集，似在鬧事。我過去看了一下，原來是來自中國大陸的遊客跟負責安檢的以色列人口頭爭論，好像是遊客不滿意安檢過程，應該是被過度懷疑什麼的。

我就從旁邊進去，接受安檢。對方說：「Passport?」

我把我的護照拿出來，對方說：「Oh, Japanese.」然後讓我直接進商場。

我問他：「No security check?」

對方笑着說：「Unnecessary.」

我不知道其他國家的遊客或友人有怎樣的待遇，但根據現場的感覺推測，我所享受的待遇，應該是跟我日本公民的身分有關。

日本護照的含金量，是因為日本所積累下來的信譽。以色列當局認為，日本人守規矩，令人放心。那一刻，我真的發自內心感謝了我的護照，以及我出生在日本的事實。

冷靜想一想，我並沒有為自己國家做過什麼，不過是享受日本公民待遇而已。

如前所述，我生於 1984 年，1999 年第一次出國，那時，日本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也是亞洲第一個實現現代化的國家，日本也對外發放大量開發援助，在國際社會上普遍積累了比較良好的信譽。

因此，我這個「新生日本」的後代才有可能享受這種待遇，必須感謝國家，並為此做好應有貢獻。

被當作提款機　要有被搶錢的準備

不過，我也為來自「發達國家日本」的身分感到過困惑。

2014 年，我在委內瑞拉待了 4 天。那時該國的社會經濟處於極混亂的狀態，超高通脹率使得公民生活很緊張，有壓迫感，治安變得特別糟糕。

我住在首都卡拉卡斯（Caracas）的老城區，治安最差，街上處處能看到無業「不良青年」，看起來像隨時等着機會偷東西、打劫。

酒店老闆對我說：

「你出去時，千萬不要帶貴重物品。別帶錢包，也別帶手機，口袋裏放一點點現金就可以。你是日本人，你們在我們這裏被稱為『ATM』，就是有錢人。一旦被攔住，不要反抗，把口袋裏的現金拿出來就行。」

我在卡拉卡斯期間，沒遭遇人身危險，也沒有被搶錢，只是在街上被「不良青年」叫停了兩次，我也沒理他們。不過，被稱為「ATM」，說明他們認為日本人有錢，而且容易搶錢。在他們眼中，日本人乖、聽話，因此可以欺負。

旅遊要安全　必須了解自己國家的評價

回過頭來，從旅遊安全的角度，總結自己過去 5 年的旅遊經驗，以色列和委內瑞拉屬於兩個極端例子，但的確是每一個出行的日本人必須時刻緊記的因素。

自己的國家在國際社會上如何被評價，在不同的地域如何被看待，我們每一個出行者都需要掌握最基本的認知。

何況今年 7 月，日本人在孟加拉也被捲入了人質事件，7 名無辜的日本公民被殺，其中也有貢獻當地社會的人。無可否認，這亦跟當前包括伊斯蘭國（ISIS）在內的恐怖主義跨地域蔓延有關。

最後，就我個人而言，中國大陸還是最常思考的對象。因為在國際社會上，日本或日本人得到最低評價的地方，大抵就是在中國大陸。

這當然並不意味中國人不喜歡日本產品，或不尊重日本社會。去年便有將近 500 萬中國人到日本旅遊，這說明有好多中國人認可和尊重日本。

但回顧過去十多年，我在中國大陸親身經歷過大大小小「反日遊行」。中國輿論對日本的認知，很大程度上受到中日政治關係、中國媒體對日報導，以及中國當局的「愛國主義教育」等因素影響。

那麼，每一個在中國大陸生活和到中國大陸訪問的日本公民，有必要及時、準確地瞭解當下的日中關係，以及中國當局的對日政策和宣傳等。這樣才能夠有效、穩定地保護自身安全。

（本文純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