貿易硝煙下的「蕃茄戰」 《美墨加協議》未捷先死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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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美貿易談判硝煙再起之際,美國周二(7日)向墨西哥正式開打擱置23年的「蕃茄關稅戰」,宣布向作為全球第二大蕃茄出口國的墨西哥,開徵17.5%的蕃茄關稅,在一周內落實。

猶記得加拿大和墨西哥兩國,在特朗普的壓迫下,去年9月底同意以《美墨加協議》(USMCA)去取代原有的《北美自貿協議》(NAFTA),並對美方作出了不同程度的貿易讓步。

如今協議還在國會「卡關」之時,這一場「蕃茄之爭」預示着特朗普的保護主義回朝之下,類似的自由貿易安排似乎已無翻生之機。

美國商務部長羅斯(Wilbur Ross)宣布實施蕃茄關稅的言詞,外界大概耳熟能詳:「商務部一直致力保護美國國內產業,不受不公平的貿易行為影響」。

同時,美國亦向墨西哥蕃茄重啟早在1996年休止的反傾銷調查。

羅斯在宣布開打蕃茄戰後,繼續對未來能以談判解決表示樂觀。(路透社)

「蕃茄戰」是貿易戰的縮影

蕃茄,是墨西哥對美國的最大宗農業出口,而美國幾乎是其單一出口市場,每年總出口額達20億美元,佔美國總蕃茄供應的54%。

而且,似乎是因為墨西哥蕃茄價廉物美,美國人均蕃茄消耗量,從80年代至今,上升更一倍至每年約10公斤。不過,在新關稅之下,美國蕃茄售價或將大升四成。

蕃茄戰重新開打的源頭,來自美國佛羅里達州蕃茄交易所(Florida Tomato Exchange)的聲請。這一群美國蕃茄農業利益代表認為,美國近15年蕃茄生產量大跌35%,是由墨西哥「人為壓低價格」,搶奪美國農民的市場所引致。

墨西哥方面則認為,問題是出於佛羅里達州的蕃茄農民沒有提升競爭力,以生產性價比高的蕃茄。

墨西哥方面已提議作出部份增加價格的讓步,卻未有為美方接受。(路透社)

可見,美墨蕃茄戰,無論在其原因、影響,還是雙方理據之上,也可算是今日各種貿易戰的縮影。

《美墨加協議》前途未卜

在蕃茄戰再爆之際,墨西哥外交部就表示,《美墨加協議》可能無法避免要延後落實。

不過,民主黨去年重奪美國眾議院後,堅持要在《美墨加協議》中加強對墨西哥的勞工保障條款──變相是對美國勞工的保護政策──協議通過國會的機會已然甚低。

再者,特朗普自己也不願意取消他在去年初對全球各國(包括加拿大與墨西哥)開徵的鋼鋁關稅,因為這種保護主義操作,的確大大增加了美國國內鋼鋁產業的擴展和就業。共和黨參議員格拉斯利(Chuck Grassley)上月底就在報章撰文,指出雖然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外交官員「說話都很小心」,但他認為「如果鋼鋁關稅不除,《美墨加協議》必死」。

格拉斯利所代表的愛荷華州(Iowa)有大量製造業被鋼鋁關稅引來的原料成本增加打擊。(路透社)

由此可見,在美國各種保護主義趨向之下,連《美墨加協議》這種理應成事機會極高的貿易安排,也隨時胎死腹中。

今天的蕃茄戰,只是早已遍體鱗傷、瀕臨死亡的《美墨加協議》身上的另一道紅色烙印而已。

(其實,美方早在重訂《北美自貿協議》的談判期間,曾計劃加入將會收緊蕃茄進口的安排,最後卻沒有堅持下去,因而促成三國達至共識。如今,美方又來一招「出爾反爾」。)

蕃茄、關稅與美國的保護主義

墨西哥20億美元的蕃茄出口,在全球超過32,000億美元的國際貿易總額之中,只是雞毛蒜皮之事。不過,此次蕃茄關稅戰才凸顯出的,卻是美國的保護主義趨向,似乎愈來愈有走上1930年代大蕭條的舊路。

早在1920年代,美國國會已有極大的農業保護主義傾向,通過了不少相關法案,卻被時任總統柯立芝(Calvin Coolidge)連翻否決。不過,保護主義的思潮卻逐漸發揚,由農業擴展至製造業。

從1929至1933年在位的美國第31任總統胡佛。(胡佛總統圖書館網站)

1928年,胡佛(Herbert Hoover)當選總統,就任後責成共和黨控制的國會兩院研究關稅政策,為大加關稅打下基礎。1929年5月,眾議院通過法案,增加845項關稅。

當法案送上參議院審議時,卻遇上大蕭條的爆發,將保護主義情緒推上極端。當時的科羅拉多州共和黨參議員華特文(Charles Waterman)就直指:「如果其他州的參議員不支持保護本州產業的關稅增加,我不也會支持保護他們州的。」

經過各州議員互相交換保護主義政策的枱底交易後,著名的《斯姆特-霍利關稅法案》(Smoot-Hawley Tariff Act)在1930年中通過國會,並由總統胡佛簽署。美國對全球展開的保護主義關稅戰正式開展。

根據美國經濟學家艾溫(Douglas Irwin)的研究,其實《關稅法案》對美國整體關稅直接影響有限,法案使原為40%的平均關稅提高至48%而已──此等情況,與今日美國向各方增加關稅的影響類似。

美國於1929年爆發股災,觸發全球大蕭條,其時美國總統胡佛(Herbert Hoover)上任不足半年。(視覺中國)

然而,其引發起來的全球性保護主義政策,卻造成全球貿易總額從1929年的53億美元,大跌至1933年的18億美元,對本已陷入衰退的全球經濟再加重擊。

問題是:同樣的歷史,在今日全球化程度極高的世界中,真的有可能重演嗎?

保護主義的連鎖效應 不能掉以輕心

在2008年金融海嘯的恐慌中、在特朗普上任以來單方面大加關稅的貿易戰威脅初期,不少評論者都紛紛重提大蕭條的教訓,以警醒世人。

美國總統特朗普周日(5日)突改立場,在Twitter威脅在短期內對中國所有貨品開徵25%關稅。(Twitter截圖)

不過,金融海嘯為各國央行的量化寬鬆政策所緩解,而特朗普的貿易戰也只有促成各國以合比例的關稅報復,並無引起保護主義再臨,更反而使「自由貿易」和「多邊主義」成為了全球性的關鍵詞。因此,這種對歷史重演的憂慮,如今已甚少人再有提及。

美國今天的關稅戰,先由太陽能板、洗衣機、鋼鋁材等項目發起,如今除了跟中國有類似全面性的關稅衝突外,特朗普也以汽車關稅等威脅歐盟、日本。此等趨勢之下,這一場美墨關稅戰的小風波,象徵着保護主義的意識形態,在美國政治上,已逐漸被合理化、正常化。

如果說這種保護主義的趨向馬上就會讓全球陷入貿易寒冬,這當然是危言聳聽。不過,無可否認的是,美國這種從小而大、從窄而廣的保護主義思潮,與大蕭條前的政治風向,卻有堪足類比之處。

特朗普會否成為另一個讓全球再興保護主義的美國總統?(路透社)

正如當年的《關稅法案》一般,美國一方的保護主義政策本身未必會有重大直接影響,然而它所引起的連鎖效應,卻是無遠弗屆。

正如當年自言差點跪在胡佛總統面前,求他不要簽署《關稅法案》的一位摩根大通銀行家所言:「這一項法案激化起全球國家主義。」憶及後來的二次大戰,我們對於這一場蕃茄戰背後的思潮,實在不能掉以輕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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