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抗中國外交佈局　美國為何已經失算

中美上海貿易談判結束後，美國總統特朗普8月1日發佈Twitter，對剩下的3,000億美元中國商品加徵10%的關税。中國政府隨即表示「強烈反對」。兩國貿易緊張關係進入新一輪的升級。
特朗普希望通過加徵關税改變中國的行為，但是這種經貿上的對抗似乎並沒有解決問題。

可以說，貿易戰或貿易談判基本上可以界定特朗普（Donald Trump）第一個任期的對華關係，而其他和中美有關的雙邊及地區熱點議題，都相對處於次要地位。比如，南海局勢自特朗普上台以來有所緩和，雖然美軍迫於壓力偶爾前往南海展現軍事存在，但都沒有引起大的風波。地區東盟國家的態度也有所緩和，對特朗普領導下的美國將信將疑。

但是，特朗普身邊的幕僚及背後的極端保守勢力，以「國家安全」為由，對中國進行了前所未有的戰略扼殺。從封鎖華為、逮捕孟晚舟，到指控孔子學院從事間諜活動、北京干涉美國中期選舉，再到限制中國企業在美投資，特朗普政府編制了一切可編制的理由，為貿易戰助威。

與此同時，他的副總統彭斯（Mike Pence）和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則在中國新疆、台灣、香港和宗教自由等議題層面積極發聲，加大對中國地區及國際形象的負面包裝。在他們看來，中國已經對美國、乃至地區安全構成威脅。

美國放大中國威脅，煽動周邊國家對中國崛起的恐懼情緒是中國周邊局勢過去數十年不穩定的重要現實原因。從小布什（George W. Bush）的反恐戰爭，到奧巴馬（Barack Obama）時期的重返亞太或亞太再平衡戰略，再到特朗普的孤立主義外交和所謂的印太戰略，美國從未停止在中國周邊發力，只不過美國自始至終都缺乏連貫的亞洲戰略。

小布什時期的反恐戰略，不是亞洲戰略，而是全球性戰略，但是將軍力和資金大多投向中東。在這段時期，中國完全配合和支持美國反恐，美國也在中國反恐方面扮演積極角色。但與此同時，中國經濟再此期間快速崛起，並在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機救市中扮演了積極的作用。自那以後，中國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在世界經濟事務中的話語權不斷增加。

奧巴馬上台後，在時任國務卿希拉里（Hillary Clinton）班底的推動下，美國開始注重在價值觀、經濟、軍事和文化軟實力等全方位對中國進行圍堵，目的就是為了保持美國在金融危機後搖搖欲墜的霸權地位。但是，隨着中國推行積極有為、有所作為的外交政策，加上美國國內黨爭和經濟困境，美國未能扭轉其在亞洲的頹勢，已經無法改變中國把握亞洲話語權的大趨勢。

現在的中國周邊相對比較平和，這和特朗普政府奉行孤立主義外交大有聯繫。特朗普以貿易交易為中心的外交思維，也讓其印太戰略實際上也只體現經濟視角。但特朗普在貿易問題上的反覆無常，也讓美國的信譽受到各方質疑。

其實，從建交伊始至世紀之交中國外交把對美外交作為優先方向，到金融危機後中國開始地區及全球外交佈局中的「去美國化」，再到現在的大國外交和多極外交，中國始終以自身的發展節奏和目標，樹立在亞洲乃至全球事務中的領導權。美國曆屆政府在中國周邊的縱橫捭闔，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和投機性，對中國的戰略佈局與設計沒有大的影響。

究其根本原因，還是和美國無法適應中國崛起並承認中國發展地位有關。

奧巴馬時期，中美最大的話題就是兩國是否能夠平起平坐，能否同舟共濟，在太平洋共存。為此，美國甚至自稱為太平洋國家。但是，民主黨政府立場傾向於亞太盟邦，很難保持中立，反而注重利用亞太盟邦，保持自己的亞洲領導地位。這樣只會導致中國在亞洲的反制，中國領導人習近平更是強調「亞洲人的事情亞洲人自己解決的」。

特朗普上台也是如此，並不能平等看待中美關係。他看重的貿易協議必須是有利於美國的協議。這種思維無助於緩解和解決中美貿易爭端。而特朗普以逐級加徵關税的做法，表面上看是為了贏得貿易戰，實際上也會讓美國自己付出代價。

而且，美國將國安和經貿議題混為一談，其實也是對中國發展的一種歧視，對自身發展的不自信。這種歧視性、不平等思維不改變，美國就無法真正認識中國的發展，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同中國的各種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