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關係回歸本質 談判桌上顯現歷史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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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底的上海談判過後,中美貿易戰不斷升温:踏入8月,中美貿易火花不斷。美國總統特朗普上週五(8月9日)直言美國現階段不會與中國電訊設備製造商華為做生意,更對原料將於9月初在華盛頓舉行的中美談判大潑冷水,指如談判未能舉行的話「也很好」。

如果從去年7月6日美國首向價值340億美元的中國貨加徵25%關税開始計算,關税戰已經開打超過十三個月。如今美國已向總值2,500億美元的中國貨加徵了25%關税,也限制了雙方企業的往來,而中國亦已向價值1,100億美元的美國貨施以關税報復。比對今年與去年上半年,中國對美出口減少12%,美國對華出口則減少了19%;中國被墨西哥與加拿大追過而變為美國第三大貿易夥伴,而東盟國家的對華總貿易額亦已超越美國。可見雙方貿易關係漸行漸遠。

至此,雙方的籌碼也已用得差不多。中國停購農產品,雖逼得特朗普要繼續向農民派錢,卻只是回到6月底大阪G20「習特會」之前的景況。美國的「匯率操控國」標籤原只用作將所針對國家拉到談判桌上,雖然美國總統有權禁止其海外發展投資機構對該國的融資,並拒絕該國參與美國政府的採購項目,不過早已在談判桌上的中國對此需求極少。而特朗普的新關税威脅更是一把「雙刃劍」,包攬了從電子產品、手機到衣物等消費品,雖能對中國出口製造業構成壓力,卻將先讓美國消費者蒙受損失。

6月底的大阪習特會只重啟了談判,卻似乎沒有為協議之達成訂下一個可預見的期限。(路透社)

中美談判發生質變

反觀去年12月阿根廷習特會後的半年談判進程,雙方所談的是中國作出所謂的「結構性」改革,以換取美方取消所有附加關税。在談判後期,美國貿易代表萊特希澤(Robert Lighthizer)口中幾乎只有協議「執行機制」的最後難關。

然而,自特朗普在本年5月再加關税使談判破裂,再到大阪習特會重啟新談判以來,雙方已甚少再提結構性改革,反而轉談中國重購農產品換取美國解禁華為等具體的局部性議題。相較此前後之異,可見中美貿易談判已有質變。

起初,特朗普憑美國實力施壓,又遇上2018年中國經濟增長6.6%的「28年最慢」數字,以為速談可成,更為談判訂下90天限期。然而當雙方代表密鑼緊鼓的連月談判進入各種協議細節,難以消解的分歧就陸續浮現。

在特朗普最關心的對華貿易赤字上,美方擬要求中方要在2020年底前多買2,000億美元的美國貨;同時,美國又拒絕一次過撤銷對華附加關税,更要求中方取消對高新科技的產業補助、取消對美關税,並承諾不會對美國未來行動作出報復。如此要求不止實際上難以施行,更完全踩過中方絕不讓步的原則問題底線,導致5月初的貿易談判破裂。

本年初以為中美貿易協議成功在望而繼續選擇栽種大豆的美國農民,如今似乎要大失所望。(路透社)

其後,美方再以關税施壓,更使出封殺對華為科技出口的「絕招」,然而中方卻繼續堅持立場,更於6月2日發表《關於中美經貿磋商的中方立場》白皮書,有系統地複述既有立場。雖然美方對白皮書表示失望,又指中方錯誤表述談判過程,不過此刻特朗普似乎才理解到要一舉成功根本不可能,因而不斷放話邀約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於6月底的大阪G20峰會上,再舉行習特會,作為重啟談判的基礎。

大阪習特會後,特朗普只提到談判繼續,特別點出新談判的兩大議題—中國重購美國農產品,以及美國解禁華為—並強調「談判的質素對我而言比速度重要得多」。對比起去年阿根廷習特會後,特朗普要求在90天內達成一個「將眾多我們都知道最後要解決的事情一一解決」的協議,其態度已見巨變。

今天的談判不急談大問題,只從交換條件細項出發,可見雙方對對方立場也有了更深的理解。不過,特朗普因2020年大選逼近,為求幫自己穩住農業州選情,也將以關税等威脅作談判籌碼。相信在可見的將來,這種細節上你來我往的對碰與施壓將成為談判的新常態。

貿易戰似乎已讓全球價值鏈的擴展有所減慢。(路透社)

結構性矛盾不能解於朝夕

其實,中美此刻的所謂「貿易戰」,其根源在於兩國政治經濟體系的結構性矛盾,絕不能只透過簡單的條件交換而完滿解決。

自日裔美國政治學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於1992年在《歷史之終結與最後之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一書中提出自由民主國家的普世化將是人類社會演化的終點之後,中國近三十年來的發展逐步證明這套歷史終結論意識形態的不合理,而美國作為這套體系的代表更是首當其衝。

來自中國的挑戰,最顯而易見的是其勞動生產力的急速提漲,自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多次錄得超過10%的年增幅。同時,此等生產力的上升不只出於密集式農業人口向工業轉移,更是來自其科技之發展,例如根據《日本經濟新聞》的全球50大人工智能專利權申請者排行,中國在過去三年已超越美國,有19家企業榜上有名,後者只有12家。

以歷史終結論知名全球的福山。(史丹福大學網站)

這些事實本身並非對歷史終結論的挑戰,只是新興經濟體迅速追趕的表象,其挑戰是來自此等發展背後的一套不屬自由民主,而由政府中央調控的政治經濟體制。例如中國人工智能發展的背後,就有諸如國務院在2017年公布的《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規劃》等產業政策的支持。

此等中央調控的成果,對自由市場邏輯帶來重大挑戰。後者認為資源應該交到個人與企業手上,讓他們自由地各走各路,才能將資源運用到最有效的地方,達至最佳的整體結果—因此凡見經濟下行,放鬆銀根便成主要出路。可是,中國的產業政策卻是以中央對當下狀況及未來局勢加以研判後,倡導某一條選定道路,並為該計劃之落實予以主動支援,而其成果即使不能說是優於自由市場的結果,也可與之平分秋色。

連福山自己在2018年的一個訪問中也不得不承認「唯一對自由民主體制的可行系統性對手」正是中國模式。他說:「如果再過三十年,中國經濟比美國大,中國人更有錢,而中國還穩然存在的話,我會認為他們真的有了很好的論據。」福山這句話甚有「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風範,與歷史終結論的絕對主義大相逕庭。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也認為人民幣匯價合乎其經濟的基本因素。(路透社)

不過,經濟自由主義在美國的貿易政策智囊之中,似乎仍是主流,且愈發有近乎原教旨般的絕對主義之風。否則,停止產業補助之類的結構性改革要求,就不會是貿易談判重點—然而,如果中央調控的產業發展最終將敗於自由市場的發展之下,何不放任兩種體制競爭?

爭戰止於談判桌 不宜過份悲觀

中美之間的結構性矛盾可算是史上未見的大變局,比之冷戰期間只侷限於軍事、地緣政治、意識形態的美蘇爭霸,更擴展至經濟實力層面的比拼上。因此,從《外交政策》到《經濟學人》等具影響力的西方刊物,過去一年都有評論擔心中美逐漸在經濟、社會、科技等各範疇上完全割裂,將使世界走進一場新冷戰之中,令各國也不能不選邊站。

不過,此等擔心也許是過份悲觀。我們今天活在一個高度全球化的年代,與二戰以後世界走進冷戰的時代絕不相同:今天的出口商品價值佔全球經濟生產總值近四分之一,比二戰結束時高出六倍,而總出口額的實質價值更上升了30倍。

根據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的估算,有七成的全球貿易與全球價值鏈環環緊扣,而一國出口商品本身的國外附加價值也由1990年的20%上升至近30%。在此等世局之下,任何人也不會願意見到世界二分成冷戰局面。

中美之間的矛盾既廣且深,至今也未有明顯可見的解決之道,而且雙方的貿易戰火升温也漸成常態,更有可能擴展至科技層面的惡性競爭,然而這些衝突也無可避免是雙邊關係的一個必然歷史性階段。如今雙方將矛盾訴諸於談判桌上「沒有硝煙的戰爭」,沒有互動干戈的存亡威脅。這種理性的抉擇本身,也就值得我們在雙方僵局難解之際心懷一絲樂觀與期望。

上文節錄自第175期《香港01》周報(2019年8月12日)《內地新政策治垃圾 港塑膠何去何從》專題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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