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約峰會】馬克龍的妄言 法國人的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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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簡稱北約)的年度峰會於12月3日和4日在英國倫敦展開。然而一如內部衝突愈發激化的七國組織(G7)峰會,此次北約峰會的氣氛也並不融洽。有人詼諧比喻,「法國不滿於美國和土耳其,德國不滿於法國,特朗普最不滿於法國但也不滿於北約所有人,北約所有人又皆不滿於特朗普」,這固然是笑談,卻也頗為生動地展現出了北約內部的分歧。

這些分歧是早而有之的,但至少各方還努力地維繫着政治正確,維繫着組織和諧。而那位撕裂這層和諧外表,令各種分歧在此次峰會再難遮掩的人,還是法國總統馬克龍(Emmanuel Macron),以及他不久前那句「北約已經腦死亡」的言論。

馬克龍的「妄人妄語」

10月底,馬克龍在接受《經濟學人》專訪時,以最為平靜的語氣講出了最為激進的話:北約當初成立是為了應對華沙條約組織(Warsaw Pact),而今隨着蘇聯的解體,北約已然成為「美國為歐洲提供安全保障,歐洲購買美國商品以作補償」的跨大西洋關係,至少以特朗普為代表的美國人是這樣審視北約的。馬克龍繼續說道,法國絕非為了這種合作關係而加入北約,「北約已經腦死亡,一邊是美國獨自做戰略決策不與盟友協調,一邊是土耳其自顧自地發起攻擊性行動……雖然北約依舊能有效指揮軍事行動,但在戰略和政治維度,我們必須認識到當下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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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該專訪於11月7日刊佈,「北約腦死亡」就成為了各方聚焦的核心詞,並在過去一個月內引起了眾多政界人士的口誅筆伐——以德國總理默克爾(Angela Merkel)為例,她先在馬克龍該言論刊佈後第一時間發表批評與不認同,遂又在11月27日德國聯邦議會一般性辯論演講中談及北約的意義,表示現在歐洲僅靠自己無法自衛,德國為北約承擔更多責任都是正確的。

然而,據美國政治媒體Politico報道,「許多歐盟官員私底下都認為馬克龍的抱怨大抵正確」。事實上,不少歐陸小國之所以加入北約,也確實是為了獲得軍事安全保障,而近年來的北約峰會也確實一直糾結於軍費等問題,而在戰略決策維度缺乏協調。

不過,無論是出於觀點差異或是對美國的顧忌,各北約成員國都選擇了更為圓滑的措辭。唯有這素有自負名聲的馬克龍,再度擺出了孤傲的一面。詭譎的是,人們對此並不感到意外——如果說歐洲各國中有誰最可能站出來說這種「不中聽」的話,那也就只能是法國了。

回望這一切紛爭的源頭,那場10月底的《經濟學人》專訪,馬克龍在富麗堂皇的愛麗舍宮中,與記者侃侃而談一小時有餘,從防務、歐美關係、5G、歐俄關係一直聊到政制模式和歐盟(EU)整合,「北約腦死亡」絕對不是重點。從該專訪中,人們能明顯地看到他對橫向的現況以及縱向的前景之審思,而貫穿全文的,則是他對法國乃至歐洲獨立自主的追求。

這對法國而言並不新鮮,畢竟自五十年前的戴高樂(Charles de Gaulle)開始,法蘭西第五共和國的總統們便秉持着同樣的獨立自主的思維。

12月3日,德國總理默克爾抵達倫敦,在英首相府邸唐寧街10號受到接待。相較於馬克龍,默克爾針對北約的表態尤為溫和。(AP)

固執的戴高樂 堅定的繼承者

美國總統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的童年玩伴、先後擔任駐英、駐蘇大使的哈里曼(W. Averell Harriman)無論到哪裏都受到恭敬的接待。在英國,他與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於鄉下別墅閒談;在蘇聯,他與史太林(Joseph Stalin)長談於克里姆林宮。可是據哈里曼在回憶錄中寫到,他曾與戴高樂同乘飛機,戴高樂對他愛答不理,倆人幾個小時裏竟然聊不到三句話——戴高樂就是這樣一個孤傲的人,這種性格也讓他的從政之路較為坎坷。

1944年,榮歸巴黎的戴高樂本以為可以領導法國走向復興,但是很快便因不諳政治鬥爭,被第四共和國老練的政客們排擠,被迫於1946年憲改公投失利後辭職,一隱居便是十二年之久。到了1958年,第四共和國在越南遭受奠邊府戰役慘敗,在中東的蘇伊士戰爭草草失敗,阿爾及利亞也開始獨立運動,在國內各政客更是沉溺於權鬥。在這種情況下,戴高樂抓住了這個東山再起的機會,把法國政制從頭開始重塑。

戴高樂還重塑了法國外交。1946年,美國國會通過了《原子能法案》,標誌着美國核壟斷政策的確立,令直接參與美國核武開發工作的英國和加拿大心生嫌隙,更讓戴高樂「看在眼裏,記在心裏」,加速獨立自主的核武開發,最終於1960年原子彈試爆成功;1964年,戴高樂又頂着美國的壓力,成為第一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的西方大國;1966年,有鑒於彼時深陷越南戰爭和美蘇爭霸的美國,以「法國絕不能將其賴以生存的國防交予外國保護者,因為外國終究不可靠」為由,退出了北約指揮架構,只保留參與權,並大力發展陸海空三軍,以至於法國今天仍是北約唯一一個不在「核計劃小組」中的成員國,其核政策完全獨立於北約之外,更有歐盟少有的獨立健全的軍工工業。

很大程度上,戴高樂主義的外交政策也一直得到其繼承者們的延續。

希拉克(右)在1995至2007年間擔任法國總統,力推更獨立於美國的、更適合法國及歐盟利益的外交政策,他本人亦與中日兩國有密切關係。圖為希拉克1997年在愛麗舍宮接待來訪的前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二人分別於今年9月和11月逝世。(Reuters)

面對迫不及待想要緩和美法關係的美國,法國前總統蓬皮杜(Georges Pompidou)一面欣然配合,一面保持軍事和外交獨立,乃至於1973年9月以身患癌症之身成為首位訪華的在任西歐國家元首。另一位法國前總統吉斯卡尔·德斯坦(Giscard d'Estaing)則畢生支持「歐洲合眾國」,於任內和西德總理共同主持起草《歐盟憲法條約》,倡議建立歐洲貨幣聯盟,為歐元奠定了基礎。從1981年執政到1995年的法國總統密特朗(Francois Mitterrand)在國防、核武、對非關係、歐洲一體化和對英對美關係等問題上都一貫強調法國和歐洲的獨立,甚至在對華政策上不顧美國遊說,於1993年與中國草簽《中法聯合公報》,終止法國對台軍售。執政於世紀之交的法國總統希拉克(Jacques Chirac)則堅持法德同盟,在美國獨大的後冷戰時期為法國及歐洲力爭一席之地,並在2003年美英聯軍入侵伊拉克時在國際社會高調吹起反戰號角。

到了馬克龍時代,他在2017年9月發表歐盟願景演說中直言「當前挑戰生死攸關,曾保護歐洲蓬勃發展的海堤已被淹沒。我們只能沿着唯一道路前行:重新建立獨立自主、團結和民主的歐洲奠基」。為了這個願景,馬克龍提議2020年成立「歐洲軍隊」、設立統一財長和預算,並在環保和移民等諸多問題上進一步統籌規劃。這些願景和倡議固然甚難落實,卻反映出馬克龍不願「居人籬下」,追求法國人和歐洲人自己「當家做主」的執念。

這種對獨立自主的孤傲與執着,可謂是歷任法國總統一脈相承的特徵。

馬克龍在內政外交皆頗為敢言敢做,亦因此常給人以傲慢自負的形象。某種程度上,這也可謂是法國總統的一種傳承。(AP)

哲人的憂慮

從外人的角度來看,法國人總給人「傲慢」的印象。事實上法國人自己對此也不諱言,畢竟他們確有孤傲的資本。法國是歐洲未經歷文化斷層的最古老國家,其文化和語言對西方文化影響深遠,法文在一戰前的兩百多年裏一直是西方世界的通用語言;現代民主國家的概念亦是根植於法國。撇除這些文化資本不談,當代法國嚴苛的教育體系和激烈的社會競爭,更是鞏固了「強者生存」的自傲心理。

或許也正是這種「容不得自己不如他人」的心理,才讓馬克龍向《經濟學人》發出「歐盟可能會從地緣政治層面消失」的憂慮。

他憂慮的是歐盟因經濟狀況而「南北分歧」,因移民問題而「東西分裂」,這兩個問題又讓歐盟各國變得愈發難以治理,以至於選舉組閣困難、少數黨政府執政愈發成為普遍情況。而當馬克龍念及這些歐盟的危機,再聯想到國際地緣正愈發向「中美G2」轉移的趨勢,就更讓他擔憂歐盟競爭力式微,「如果我們不針對這些危機做點什麼,歐盟將很可能從地緣政治層面消失,或是至少不再能掌控自己的命運」。

正因這種富有哲學色彩的審思,馬克龍才一再聲稱「我們正經歷西方霸權的終結」,強調「自主戰略」,力推歐盟整合,乃至獨立於美國的外交政策,嘗試改善與俄羅斯的關係,深化與中國的合作。

很多人會說,「法國依舊做着不切實際的昔日大國夢」,但是在這深深的執念背後,或許是一種恐慌,恐慌的並非「今日的我只是昔日的陰影」,而是「今日的我遠未發揮潛力」。這不僅體現在法國人平時展現出的孤傲姿態,更體現在馬克龍的憂慮,以及他歷任前輩對法國乃至歐洲獨立自主的執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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