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新的中國恐懼症:美國為何不應當對新挑戰感到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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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車輪往往只在數年內完成關鍵轉向,而今中美迎來了這關鍵節點。而這一次的轉向所關乎的也絕不僅僅是兩國而已。

值此時,美國的有識之士們究竟應當如何看待中國,如何看待美中關係?當華府儼然形成一套全新的「中國新共識」,這是否符合兩國真實利益?是否基於對歷史的嚴謹認知?是否有助於美國制定更具智慧的對華政策?又是否能避免讓人恐慌的潛在前景?

為此,美國著名印度裔記者、時事評論家和作家,《時代雜誌》主編、CNN節目製片人兼主持人Fareed Zakaria近期撰寫萬字長文,並於12月6日首刊於《外交事務》。本文為全篇中文譯文。

作者:Fareed Zakaria

譯者:香港01 伍振中  校對:吳迪

1947年2月,美國總統杜魯門(Harry Truman)與他的高級外交政策顧問馬歇爾(George Marshall)和艾奇遜(Dean Acheson)以及數個議會領袖聚首一堂,議論的主題是,政府計劃援助希臘政府,對抗與共產黨武裝的內戰。馬歇爾和艾奇遜在席間述說了自己的計劃。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范登堡(Arthur Vandenberg)仔細聆聽後,對計劃表示支持,但向總統警告了一點:「得到你想要的東西的唯一方法,是發表一篇演講,並成功嚇怕全國。」

接下來數月,杜魯門真的這樣做了。他把希臘內戰轉化為美國對抗國際共產主義的能力測試。艾奇遜在他的回憶錄裏坦言,對於杜魯門要求在任何時候支援任何地方的民主政體這類誇張演辭,時任政府做出了一個「比真相更清晰」的論述(an argument "clearer than truth.")。

類似的情況,現今正發生在美國人對於中國的討論之中。兩黨、軍方建制、媒體界重要人物有一個新共識,他們認為中國現今在經濟和戰略上都對美國構成重要的威脅、美國的對華政策失敗,以及華府需要一個新式和更加強硬的手段去圍堵中國。這種共識,已經將大眾的立場轉化為一種近乎直覺的敵意:根據民調,60%的美國人現在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有不好的觀感。這是自從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自2005年起展開這項調查以來的新高。但是,華府高層將他們的論述變得「比真相更清晰」。中國帶來的挑戰的本質,與那些危言聳聽者所描述的大大不同,它遠遠比之複雜。在未來數十年最重要的單一外交政策議題上,美國將自己放在一個代價高昂的敗途之上。

開宗明義地講,中國是一個專制政權 (repressive regime),推行徹底非自由化的政策,例如禁制言論自由、拘留宗教少數族群。在過去五年,中國加強了國內的政治管控,推進經濟民族主義。在海外,中國成為了美國的競爭者,在某些領域甚至是對抗者。但今天擺在美國人面前的核心戰略問題是:這些事實是否足以令中國成為重大的威脅?就算是,又該如何應對這種威脅?

在土耳其伊斯坦布爾一場反華示威中,當地維吾爾族人手持印有阿仙奴中場奧斯爾相片的宣傳品。奧斯爾在Twitter上公開批評中國人權狀況,惹起中國網民群起杯葛。(路透社)

誇大蘇聯威脅的後果是巨大的:麥卡錫時代嚴重的國內濫權、危險的核武競賽、長久、徒勞且失敗的越南戰爭、無數次對所謂第三世界國家的軍事介入。今天不妥善應對中國挑戰的後果將會更加巨大。美國或會將過去四十年來之不易的美中交往收穫付諸流水,並將鼓勵北京政府採取對抗政策,最終令全球兩大經濟體陷入一個未知規模和範圍的危險衝突,無可避免地導致數十年的不穩和不安。與中國冷戰,很大機會比起當年與蘇聯的冷戰,歷時更長、成本更高,而且結果充滿着未知。

今天擺在美國人面前的核心戰略問題是:這些事實是否足以令中國成為重大的威脅?就算是,又該如何應對這種威脅?

失敗的接觸

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曾經指出,美國自從1945年起參與的每一場主要軍事介入行動,朝鮮半島、越南、阿富汗和伊拉克,起初都有巨大的熱情和跨黨派支持。「之後,當戰爭發展起來,國內的支持也逐漸分崩離析。」很快,每個人都在尋求一套止戰方略。

為避免重蹈覆轍,美國應該花些時間仔細審視這套中國新共識(new China consensus)背後的假設。籠統地講,它們有以下這些假設。第一,美國的接觸失敗了,是因為它沒有「改變中國內部發展和外部行為」,前美國官員坎貝爾(Kurt Campbell)和拉特納(Ely Ratner)在2018年的文章這樣寫道。第二,北京的外交政策是美國利益目前的最大威脅,擴展開去,更威脅着美國自1945年以後建立起以規則為主導的國際秩序。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更就此延伸,他於2019年在哈德遜研究所 (Hudson Institute)發表演辭時說:「中國共產黨是一個專注於鬥爭和國際稱霸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第三,一個主動對抗中國的政策,比延續過往沿用以久的政策,能更好地應對它的威脅。

這種跨黨派共識的形成,是出於中國重大而令人憂慮的改變。自習近平成為中國最高領導人以來,中國的經濟自由化減慢,過往原本已經有限的政治改革,更開始行倒車。北京政府現時將政治打壓,與類似毛澤東時期的民族主義宣傳結合起來。在海外,中國變得更為雄心勃勃而強勢。這些改變是真實且令人擔憂的。但它們應該如何改變美國的應對政策?

為了制定一個有效回應方案,需要先了解美國目前的對華政策。所謂新共識所忽略的,是自從尼克遜(Richard Nixon)對北京實施開放政策以來接近五十年,美國對華政策從來就不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接觸政策。它是一種接觸和遏制的結合(a combination of engagement and deterrence)。上世紀70年代後期,美國的決策者總結出,將中國融入世界政經體系,遠好過任其作為一個怨恨和破壞因素孤懸於外。但華府除了這樣做之外,還持續支持其他亞洲國家,其中當然包括持續的對台軍售,這種有時被形容為「對沖戰略」(hedging strategy)的做法,確保了當中國崛起之時,它的力量會被遏制,鄰國們會感到安全。

到了90年代,再沒蘇聯這個敵人可以圍堵之下,國防部在全球範圍內削減開支、關閉軍事基地、裁減駐軍──除了在亞洲。被稱為奈行動(Nye Initiative,源於美國學者Joseph Nye)的國防部1995年亞太戰略,警示了中國軍隊的壯大和其外交政策野心,並宣布美國不會在亞太地區減少駐軍,相反,至少10萬名美軍將在可預見的未來持續駐守亞洲。為着台海安全,也會繼續對台售賣軍火,從而遏制北京對這個被宣示主權卻自治的島嶼動武。

美國自世紀初駐軍阿富汗,至今撤軍計劃依然緩慢。(美聯社)

經歷兩黨總統輪替,美國一直沿用這個對沖方案。布殊政府改變多年來的跨黨派共識,容許印度成為擁核國家,很大程度上也是向中國施加另一層遏制。在奧巴馬時期,美國更加強遏制,與澳洲和日本簽訂新軍事條約,並與越南建立更緊密關係,意圖擴張在亞洲的勢力。這原來也是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的目的,讓亞洲國家之間能有一個經貿平台,不被中國市場所主導(特朗普政府在2017年初宣佈美國退出協定)。奧巴馬也向習近平批評來自中國的網絡盜竊問題,並向中國車胎徵收進口關稅,報復中國不公平的貿易政策。

若有人說這項對沖政策失敗,則反映其欠缺歷史視角。在1970年代初,尼克遜對華開放之前,北京政府是全世界最大的流氓政權(rogue regime)。毛澤東深信自己是個能夠摧毀西方資本主義世界的革命運動掌舵人,為此宏願,即便是最極端的手段也是可行的──乃至核武末日都不為過。毛澤東在1957年於莫斯科的一篇講話中說:「大不了就是核戰爭,核戰爭有什麼了不起,全世界27億人,死一半還剩一半,到時帝國主義蕩然無存,全世界都會變成社會主義,再過多少年,又會有27億,且一定會更多。」毛澤東治下的中國,在全球範圍內資助及煽動反西方武裝行動、游擊運動和意識形態運動,從拉丁美洲橫跨至東南亞。根據一項估算,在1964年至1985年,北京單在非洲便曾耗資月1.7億至2.2億美元,在至少19個國家中訓練2萬名戰士。

對比之下,當今中國在地緣政治和軍事層面上都是一個相當負責任的國家。自1979年起它已沒再參與過戰爭。自1988年以來它也沒在海外使用過致命的軍事武力。自80年代初開始,它亦沒有資助或支持世界各地任何一單代理人戰爭或武裝行動。這項不干預紀錄在世界諸強國間是絕無僅有的。過去數十年,聯合國安理會的其他常任理事國,都曾多次使用武力介入不同地方——當然,尤以美國為甚。

另外,中國以往嘗試破壞國際體系,現在卻是傾大力支持。北京政府現今是聯合國及其維和計劃的第二大資助者。它派遣了2,500名士兵參與維和部隊,這個數目比其他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總和還要多。在2000年至2018年期間,安理會共有190個針對被認為違反國際規則或常態的制裁決議案,中國支持了當中的182個。誠然,北京政府當今外交政策的指導方針──「尊重主權」、「領土完整」和「不干預」──很大程度上是出於企圖抵抗西方干預的初衷。但是,它們標示了中國從訴諸革命的激進手段,轉變為注重穩定的保守考量。若有人在1972年預言中國會變成國際現狀的守護者,沒有多少人會相信這有可能。

「貿易地區」

針對中國經濟行為,新共識認為中國強迫跨國企業轉讓科技,補貼自己的「龍頭企業」("national champions"),以及向有意進入中國市場的外國企業架設正式和非正式的障礙。簡而言之,北京政府利用開放的國際經濟,去增強自己的國家主義及重商主義系統。

無可否認,這些不公平政策需要世界其餘各國的關注和行動。特朗普政府在處理這個問題上值得一定的嘉許──尤其在經歷數十年的自由化後,習近平對國族主義的擁抱之下。但這種逆轉的程度究竟有多大?是否是永久的逆轉?中國的行為與其他新興市場經濟國家有多大分別?而且,正如上述,怎樣才是美國的正確回應?

中國經濟的波動,每天都在影響着華爾街的市場走勢。(美聯社)

幾乎所有經濟學家都同意,中國的經濟成就基於三個基本因素:從共產主義經濟轉移至更多地由市場為主導、高儲蓄率及由此而來的大型資本投資、生產率的提升。在過去三十年,中國亦可觀地開放外國投資──比起很多大型新興市場已多出許多──資本也因此湧入中國。自1998年起,中國便一直是全球最大的25個外國直接投資市場,且是當中僅有的兩個發展中國家之一。。在大型新興市場組織金磚國家(BRICS: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和南非)之中,中國一直被評為最開放和具競爭力的經濟體。對於中國重商主義政策對美國經濟的影響,前美國財政部長薩默斯(Lawrence Summers)曾說過:「任何所謂中國不公平貿易政策影響美國經濟年度增速超過0.1%的指控都是無稽之談。」

在經濟方面,值得關注的是,現今幾乎針對中國的每個指控──包括強制技術轉讓、不公平貿易行為、對外企的准入限制、利好本地企業的規管──都曾在80、90年代套用在日本身上。當時,普萊斯托維茨(Clyde Prestowitz)頗具影響力的書籍《貿易地區》(《Trading Places: How America Is Surrendering Its Future to Japan and How to Win It Back》)提到,美國從未想過,會需要應對一個能為了實現國家目標而動員工業和貿易的國家。(the United States had never imagined dealing with a country in which "industry and trade [would be] organized as part of an effort to achieve specific national goals.")當時另一本被人廣覽的書籍名叫《即將到來的對日戰爭》(《The Coming War With Japan》)。當日本的成長開始萎縮,這些被誇大的恐懼也隨之消殆。

現今的中國代表着一些新挑戰,尤其是在習近平意欲要將中國在一些關鍵領域上取得經濟主導權的決心之下。但宏觀歷史,中國在環球商貿系統的最大優勢,不是它不惜違反規則,而是它龐大的體量。各國和眾多企業為了進入中國,都願意作出一些讓步。這沒有使中國變得不一樣,其他擁有相似影響力的國家也會出現類似甚至更惡劣的行為──尤其是美國。金融服務巨擘瑞信(Credit Suisse)2015年發布的一份報告,針對大國在1990年至2013年對外國貨品實施的非關稅壁壘,給了有用的考照。美國以近450例(非關稅壁壘)自成一系,其次是印度、俄羅斯,中國則位列第五,其所實施的非關稅壁壘只有美國的三分之一。這個情況在近年來沒有多大改變。

宏觀歷史,中國在環球商貿系統的最大優勢,不是它不惜違反規則,而是它龐大的體量。

北京政府近期的經濟政策改變,大部分都是消極的,但儘管如此,也不是事實的全部。中國正沿着數條不時自相矛盾的原則之間轉變,即使在習近平治下國家權力被加強,但一個狂熱而自由的市場依舊在諸如消費品和服務業等大量領域繁盛發展。而且,還有一些真正在規管上的自由化──甚至行政及司法改革,正如政治學者洪源遠 (Yuen Yuen Ang) 曾詳述。政府對於國營企業的支持比數年前更甚,但北京政府已經摒棄了以往曾是它重商主義戰略的核心部分:利用被低估的貨幣來促進增長。經濟學家拉爾迪(Nicholas Lardy)已計算過,中國自全球金融危機以來縮減的增速,有一半都源於重商主義貨幣政策的終結。

或者這樣看,根據美國總統特朗普的白宮貿易顧問納瓦羅(Peter Navarro),美中貿易爭端的頭等指控是:「盜竊我們的知識產權」,中國參與猖獗的知識產權盜竊行為是廣為人接受的事實──可是在中國有生意的美國公司卻不這麼覺得。在最近一項由美中商業委員會(U.S.-China Business Council)向這些公司作出的問卷調查顯示,在它們深切關注的事項之中,保護知識產權下跌至排名第六。在2014年,它排名第二。令這些公司更擔憂的是中國政府向其競爭對手的國家補助,以及他們的產品許可證遭延誤批核。為何從2014年起會出現這個轉變?便在那一年,中國建立起首個處理涉及知識產權案的專門法庭。在2015年,海外原告人總共向北京知識產權法庭提交了63宗訴訟,法庭在這些案件中,全部裁定原告勝訴。

當然,作出類似這些改革,很多時是出於西方給予的壓力,甚至還是因為這些改革符合中國自身競爭利益──去年全球最大專利申請者,正是中國電訊巨擘華為。但的確,很多中國經濟學家和高層決策者認為,中國只有深化改革,才能令經濟現代化並繼續增長,否則中國則會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這是很多國家在人均GDP達到1萬美元、成功脫離貧困之後所面對的共同厄運。它們不能再深入促進經濟、監管和法律制度的現代化。

綜觀中國的政治發展,得出的判斷是明確的。中國還未有將它的政治開放至很多人原本預期的程度;實際上它變得更強硬打壓和控制。北京政府在新疆對維吾爾族人的可怖對待,已經造成了一個人權危機。中國亦開始使用新型科技,例如人臉識別軟件、人工智能,去創造一個奧威爾式的社會管控體系。這些事實對中國國民來說是一場悲劇,也是中國參與國際領袖事務的一個阻礙。但是,以它們證明美國政策失誤,則是過於誇大。事實上,並沒有多少美國官員認真認為接觸政策必將為中國帶來自由民主。他們希望這會實現,甚至預期這會成真,但他們的關注點一直在於令中國的對外行為變得更為溫和,而這方面確是實現了。

中國市場的消費力上升,也逐漸融入世界經濟體系,自然也希望搶奪更多國際話語權。(美聯社)

超越底線

習近平治下,中國的外交政策越來越具野心和自信,例如尋求聯合國機構裏的領導權、巨大的一帶一路倡議,以及在南中國海島嶼上的建設。這些舉措,標示着中國以前在國際舞台上處於被動位置的一項突破──前中國領導人鄧小平曾提過要「韜光養晦」。尤其是中國的軍事建設,在規模上已被設計成告訴着外界,一個長遠計劃正在有系統地被執行。但是,鑑於中國在全球的經濟份量,其影響力的可被接受程度應該去到哪個水平?如果華府不首先問這條問題,便不能判斷得出,究竟那種中國施展其勢力的方式過了底線。

根據部分指標,中國已經是全球最大經濟體。在十至十五年內,很大機會按照所有指標都會如此。中國經濟佔全球GDP總值約1%的時候,鄧小平當時曾告誡要「養晦」。今天,中國已佔了全球GDP超過15%。中國的確已等待到它的時機到來,而現在,一個強大了很多的中國,自然要尋求一個更重要的地區及全球角色。

回顧過往曾經實力逐步增長的另一個國家,這要數回十九世紀,雖然這個國家的規模沒有跟現今中國般大。在1823年,美國當時可以說是現今稱作的發展中國家──甚至算不上是世界首五大經濟體。即便如此,當時它也提出門羅主義(Monroe Doctrine),宣示歐洲列強不得插手整個西半球。美國的例子不是完美類比,但它提醒了一件事:當國家經濟實力提高時,它們自然會在自身環境下尋求更大的控制力和影響力。如果華府將中國每項舉措都定義為危險,這會將美國置於國際秩序自然動態的逆流之中,以及跌進學者艾利森 (Graham T. Allison) 所稱的修昔底德陷阱 (Thucydides's Trap)──一個新興力量與一個焦慮的霸權之間必然出現戰爭的危機。

對美國來說,處理這個對手是一個新型和獨特的挑戰。自1945年起,所有變得富庶和重要的強國,都是華府最緊密的戰友,甚至是準保護國(quasi protectorates):德國、日本和韓國。新型強國崛起,這個國際秩序常見的巔覆性因素,對美國是相當仁慈的。可是,中國不僅比之前的新興強國更大,它還不在美國的盟國系統和勢力範圍裏面。那麼,它自然無可避免地尋求一套建立自主影響力的更好辦法。放在美國和整個西方世界眼前的挑戰,是要就着中國與日俱增的影響力,定義一個可容忍範圍,然後去容納它。這樣,當北京政府的行為逾越底線,那麼也出師有名。

到目前為止,西方國家在應對中國崛起時的往績紀錄都很不濟。譬如,美國和歐洲都不願意讓中國進入國際經濟治理層面的核心機構: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依然是歐美國家俱樂部。多年以來,中國希望在亞洲開發銀行 (Asian Development Bank)中擔任更大的角色,但美國拒絕。最終,北京政府在2015年創立了自己的多邊金融機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華府反對但徒勞無功。

蓬佩奧在一篇肯定會惹怒每一名中國國民的贊助人聲明中,曾斷言美國和它的盟友一定要將中國限制在「它該待的位置」上。根據他所說,中國之惡在於它投入了比自我防衛所需還要多的軍費。但當然,這個情況可以同樣套用到美國、法國、俄羅斯、英國和其他大國身上。其實,一個對「大國」的有效定義,就在於它不只會關注己國安全。

所謂舊秩序──即是很多個歐洲小國飾演世界強國,而「巨獸」如幅員遼闊的中國、印度被排除在世界頂尖強國之外──這已經不能再維持下去。中國要在檯面上被賦予一個位置,而且真的讓它融入決策系統裏。否則中國便會自立山頭,單方面地創建自己新一套架構和系統。中國升級成為世界強國,是多個世紀以來國際體系中最重要的變更因素,此點必須為世界所承認。

購買力驚人的中國市場,造就整個國家的實力根底,足以影響世界秩序。(美聯社)

並不自由、也不國際化、亦不有序

對很多人來說,中國崛起好像是自由世界秩序的喪鐘。也即由美國在二戰後建立起的一系列以規則為基準的政策和機構體系,在該體系下國與國之間的戰爭減少了,自由貿易和人權得以興旺。中國作為一個不容許反對派和異見的一黨專政特徵,以及它在國際上的一些舉動,令它在這套系統裏玩得並不自在。

但是,要記住一點,現在我們緬懷過往自由世界秩序的自由、國際化和有序,事實上並不那麼自由、也不那麼國際化、亦非多麼有序。從最開始對抗蘇聯,接着與盟友間的一連串協作失敗(1956年的蘇彝士運河危機、十年後的越戰),到尼克遜治下的一些錯失:華府在1971年終止利用美國的黃金儲備為國際貨幣秩序作擔保(即是宣布停止美元與黃金掛鉤)。一個真實的情況,是一套從一開始就被排外、不和及脆弱性所限制的自由世界秩序。美國有時更以秩序外的規矩辦事:在1947年至1989年期間,在美國理應正在建立自由世界秩序的時候,卻多次派兵軍事介入其他國家,不論它有沒得到聯合國允許。美國過往錄得72次嘗試介入別國的政權更替裏面。在經濟領域上,它同是這樣。美國投入於保護主義,卻反對其他國家採取比它溫和得多的貿易政策。

有關自由世界秩序,以及所有相似概念的真相是,黃金時代真的從來沒有到來,但也沒有像人們聲稱般出現衰敗。這套秩序的核心成份──和平與穩定──依然在這裏,而自1945年以後,戰爭和侵略的確顯著地減少了(俄羅斯在烏克蘭的行動是重要例外)。在經濟話語上,這是一個自由貿易世界。芸芸工業化國家間的平均關稅少於3%,在60年代的甘迺迪回合貿易談判之前,那是15%。在過去十年,見到一些全球化措施上的行倒車,但它原先是在非常高的標準線上。自1990年起的全球化,可以被形容為向前行三步,向後退一步。

在這個不完美的秩序下,中國很難稱得上為一個致命的危險。對比俄羅斯的行為──一個在很多地方單純是個破壞者,嘗試擾亂西方民主世界的國家,它的目的常是直接受惠於不穩定政局,因為這會提高石油價格(這是克里姆林宮的最大收入來源)。中國不是這個角色。當它在扭曲規則時,比方說發動網絡戰,它盜取的是軍方和經濟機密,而不是嘗試破壞美國或歐洲民主選舉的合法性。北京政府害怕異議和反對意見,尤其對香港及台灣問題特別神經質,它利用自己的經濟影響力監視歐美公司,確保它們沒有觸碰到共產黨的底線。但這些都是北京嘗試對它視之為主權的保障,這與莫斯科政府在加拿大、美國和歐洲等地,有系統性地擾亂和破壞西方民主合法性的行為大相逕庭。簡而言之,中國有表現出自己奉行干預主義、重商主義和單邊主義的一套,但往往遠不及其他大國般。

一個一黨專政國家的興起,持續反對人權的核心價值,是一個挑戰。在某些方面,北京政府的高壓政策的確威脅着自由世界秩序的一些元素,例如致力於降低國際人權標準,以及它在南中國海和其他在周邊地區的一些動作。這些事例,需要誠懇地評估。針對前者,做少許事便可抗衡。中國熱衷於開脫自己惡名昭彰的剝削人權行為,這些事應該要被公開和制止。(特朗普政府決定離開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剛好做了相反的事,令北京得以大展手腳。)

但是,自由世界秩序已經能夠容納不同的政權──例如尼日利亞、沙特阿拉伯和越南──並且仍然提供一個以規則為基礎的框架,在這些國家之中促進更多的和平、穩定和文明品行。中國的規模和政策代表着擴展人權的挑戰,這自1990年以來尤為顯見。但是,該方面的潛在衰退,不應該被認定為對以規則為基礎、公開的自由貿易國際系統這個大得多的宏圖的致命威脅。

華為的5G基建技術意欲進入國際市場,引起美方的反彈,成為中美貿易對峙中的激烈戰場。(路透社)

圍堵政策與它的成本

最後一個「新共識」之下的假設,是認為與中國持久對抗,能夠遏制它那冒險主義式的外交政策,並促使其自身的內部轉型。很少人喜歡用「圍堵」(containment)這個冷戰詞彙,但很多人會採用類似於它背後的邏輯。他們的理論是這樣的:對華採取強硬態度,將會使它守好本份,甚至進行改革。這種鷹派策略背後,沒說出來卻顯然重要的主張是,圍堵中國將會使它的政權突然崩潰,就像當年的蘇聯一樣。

然而,中國跟建立在血腥侵略和軍事強權的非自然帝國 (an unnatural empire) 蘇聯並不一樣。在中國這一案例,美國面對的是一個文明、一個民族國家,有着很強的民族團結意識,以及對己國能夠躋身世界強國而衍生出的自豪感。中國正成為一位經濟參與者,甚至在某些領域是一名科技領先者。它的人口比美國多許多,全世界幾乎所有貨品的最大市場現時便在中國。它有着全球最快的電腦,以及把持着全球最多的外匯儲備。儘管中國或會經歷政權更替,宏觀來說它的興起和實力依然會存在。

國防部經常主張中國是美國的頭號「戰略競爭者」。在官僚主義的角度來看,這項設想十分合理。在過去20年,美軍在很多失敗國家(failed states)之中打擊叛亂和游擊隊,卻需要屢次解釋,為何自己花費昂貴軍備也殲滅不了那些只有劣質裝備、資金短缺的敵人。相反,將中國當作敵人,國防部便可以回歸到冷戰時代的美好時光,以自己正與一個有錢、裝備優良而且擁有高端科技的軍隊在抗衡為名,獲得巨額軍費預算。一直以來,核威懾理論的邏輯,以及大國間的謹慎,都確保了雙方的全面戰爭永不爆發。然而,無論國防部的預算有多大,與中國進行類似冷戰的成本將是巨大的,乃至打擊美國經濟,並加劇軍事工業複合體的膨脹,而這正是前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Dwight Eisenhower)曾警示提防的局面。

在此基礎上還有美中之間的高度互相依賴。自2001年起美國對中國的出口上升了527%。在2018年,中國是美國的最大貨品供應國。這裏還有人員的互相依賴──數以萬計的中國留學生在美國讀書,還有接近500萬名華裔美國公民和居民。美國為這些人才提供土壤,從事最高水平的研究,並應用在商業領域之上,受惠尤大。如果美國因為他們拿着一本不適合的護照,便把這些人才拒於門外,很快美國就會失去在科創世界中的特殊地位。

特朗普政府現時的對華政策,正沿着兩條截然不同且矛盾的軌跡前進,一方面摒棄互相依賴,一方面又擁抱着它。在貿易問題上,華府的目的,廣義來說是一體化:令中國買更多美國貨、增加更多在美投資,並容許美國人能夠在中國賣更多貨、投資更多。如果成功,這個努力會加深兩國的相互依賴。這是值得嘉許的努力,雖然需要指出的是,關稅對徵稅者帶來的成本,比起被徵稅者更大。有一些估算計算出,奧巴馬政府對輪胎開徵關稅,導致每保住一個美國工人職位便需要承擔一百萬美元之代價。但是,整體方向仍是聰明的,儘管是以狹隘的「美國優先」為綱領,兩者互相依賴,為美國在面對中國時提供了更強的籌碼。

另一方面,針對科技事務,特朗普政府卻又採取顯著的反一體化政策。他們的策略是,切斷一切與中國的聯繫,並強迫世界各國做同樣的事──造成全球兩大陣營的分裂。特朗普政府在世界各地呼籲拒用華為,便是跟着這個邏輯。但這個呼籲未見成效,反映這個邏輯的錯誤。世界各國不願意跟隨美國的號令(而且沒有一個替代科技,能夠與華為的5G技術競爭)。特朗普政府已經要求61個國家不要使用華為設備,只有3個國家和應,且全是美國的緊密盟友。

美國總統特朗普擁抱「美國優先」的單邊主義政策,這會否加劇兩極對立的世界秩序?(美聯社)

令人沮喪的低成功率,已經昭示了更為全面的「脫鉤」戰略之前景。對於很多國家來說,中國是美國以外的最大貿易夥伴,包括很多在西半球的重要玩家,例如巴西。當被問到他們如何應對中美「分家」,整個世界的領袖,幾乎都會給出類似先前一個政府首腦跟我說的答案:「拜託不要叫我們在中美之間選擇,你會不喜歡你所得到的答案。」這不是說他們必定會去加入中國陣營,而是他們比較偏向不結盟,或者在兩個強權之間游離。更何況,被孤立的中國會建立自己的國內供應鏈和科技,令其不受美國施加的壓力所影響。

很奇怪的是,觀乎美國對華政策的討論,很少人會提到中國的反應。北京一樣有鷹派人士,他們多年以來不斷警告美國企圖抑制中國,任何中國施展宏圖的跡象都會引致美國執行圍堵策略。可愈發明顯的是,美國的對華姿態正讓這些聲音得以自證,繼而讓他們取得更多助力去推動強勢且會造成不穩的行為,這恰恰是美國所不樂見的。

美中是在競賽──這是事實,而且將會在本世紀大部分時間維持下去。問題是美國應否在一個穩定的國際框架內參賽,繼續嘗試與中國合作,而不是嘗試不惜成本地去孤立它。當一個支離破碎、兩極對立的世界秩序,以政府間互相規限,向對方徵收貿易、科技及出入境稅項為常態,便會導致社會衰敗、持續的不穩定,以及各方之間將會出現的軍事衝突。

當然,特朗普政府內很多重要人物樂見全球化的崩潰。總統自己也抨擊「全球主義」,並認為自由貿易是其他國家竊取美國工業的方法。他認為美國的同盟制度已經過時,國際組織和規範完全地約束着國家主權。右翼民粹人士多年來都支持這些觀點。當中很多人,尤其在美國,了解到破壞整個自由世界堡壘最簡單的方法,便是與中國發動冷戰。更加令人費解的是,那些花了數十年時間建立這座堡壘的人,竟會支持一個肯定會破壞它的計劃。

美國那「不太秘密的策略」

一個更具有智慧的美國政策,即是將中國變成一個「負責任的持分者」,這仍然可以實現。只要北京用其影響力壯大國際體系,華府就應該鼓勵北京在區域內乃至全球發揮更大的影響力。中國在處理全球暖化、核擴散、跨國洗黑錢及恐怖主義上的參與程度應被鼓勵和稱讚。北京政府的一帶一路倡議,如果在一個公開及透明的形式下推行,應被視為給予發展中國家的甘露,甚至有機會讓西方國家加入協作。北京在此情況下,也需要更廣泛地接受美國對於其人權狀況、言論等各種自由的批評。

所謂具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發展模式,鋪陳了這四十年來中國的高速發展。到今天,形成了中美兩強並立的世界經濟體系。(美聯社)

最危險的爆發點很大機會是在香港和台灣,那邊的現況很脆弱,政治力量的平衡都倒向北京。據說五角大樓曾進行18次與中國就台灣問題展開的實戰模擬,中國勝出了每一場戰爭。華府應該清楚知道,即便能夠取得任何勝利,也都會是慘勝,其結果是香港或台灣的經濟崩潰、來自這些地方的大量移民和國際的譴責。如果北京政府在香港或台灣迅速行動,美國將在多年內都無法開展合作政策。

所謂中國「新共識」,是建基於中國有朝一日會控制全球的恐懼之上。但是,我們有理由相信美國的力量和宗旨。不論蘇聯或日本,它們都沒能控制全球,雖然當時對於它們崛起也有類似今天的恐懼。中國的確在崛起,但它面對一連串的內部挑戰,包括人口減少和債務的問題。它過往已經轉變過,如果集一體化和遏制政策同時向北京施壓,未來它將會再次被迫轉變。北京高層知道,中國是在穩定、公開的世界中方取得繁榮,他們不想破壞這個世界。還有,雖然中國大陸近十年的政制發展停滯,但中產階層興起與要求更大政治開放度之間的密切關係,是鐵錚錚的事實,這個情況在香港和台灣這兩個被北京緊密關注的華人社會,已經顯而易見。

一些美國觀察家認為中國從1949年乃至更早開始便以長遠的目光和耐心,秘密地計劃主導整個世界。前美國國防部官員兼學者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在一本被特朗普讚譽的書籍上,稱它作中國的「百年馬拉松」。但更精準的畫面,是一個從跟蘇聯結盟到中蘇交惡,從大躍進、文化大革命到實現一個資本主義成功的故事,從與西方的深切敵視到與美國的緊密合作,乃至又返回到勾搭和對峙,如果這是一個馬拉松,那麼它還真是走過了一些詭譎的峰迴路轉,而當中有很多地方其實都已可把它終結。

同一時間,自1949年起,美國已經耐心地制定一系列架構和政策,建立一個更穩定、公開和一體化的世界;亦已經幫助不同國家進入這個世界;也制止了那些想破壞這個世界的國家──所有都取得極大成功。華府一直都反對優柔寡斷,或者過度短視。在2019年,美軍依然有駐守在萊茵河,仍然保護着首爾,還有沖繩。

中國代表一個全新和巨大的挑戰。但如果華府能把它好好看待,並且有耐心地繼續履行一套以接觸配合遏制的政策,迫使中國作出調整,同時自我調整去給予中國空間,那麼數十年後或許會有學者著書立說,將美國這一套為世界擴建和平、繁盛、開放和優越治理空間的「不太秘密的計劃」,稱之為一場成功的馬拉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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