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機腳步漸近 資本主義世界需要丟掉的三重迷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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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作為資本主義世界絕對龍頭的美國,經濟上得到了一些好消息。2019年第三季度,美國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2.1%,消費者開支增長由2.9%上調至3.2%,11月新增非農職位26.6萬個,創10個月最高紀錄。

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的數據顯示,截至12月,美國經濟已創紀錄連續增長126個月,為歷史最長的擴張期,第一次避免了10年一遇的經濟衰退。

然而, 各大投行對美國2020年的經濟前景並不看好。標準普爾全球評級(S&P Global Ratings)估計,明年美國經濟衰退的可能性將在25%-30%之間,彭博指數估計未來12個月美國經濟衰退的可能性為29%。這和幾年前相比大幅提高。分析師們普遍認為國際貿易的風險和美國大選政治風險在明年尤其突出。

作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的美國,在經濟實力的基礎以及美元的保障下尚且如此,其他國家則已經收到危機的信號。IMF更是將2019年世界經濟增速預期下調至3%,創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最低水平,包括美國、日本、歐洲、印度在內的30多國在2019年掀起降息潮,就說明了各國對經濟前景的擔憂。

美國近期的經濟數據對特朗普很有利,但是這並不代表2020年的前景一片光明。(AP)

過去幾十年來,西方發達國家生產力增長緩慢,發展中貧富差距加大和金融風險增加的問題,也深深影響到全球其他發展中國家。英國評論家沃爾夫(Martin Wolf)認為,如果資本主義世界想要「一切如舊,那麼一切就必須改變」。換言之,西方民主體制的繼續運作,依賴於徹底的改革。

對此,沃爾夫給出了「改革被操縱的資本主義」的幾個建議,調整企業的經營目標、反壟斷、改革金融體系以及提高社會保障。但是,要真正實施改革,則必須破除困擾資本主義世界多年的幾重迷思。

第一重:企業自主高於國家利益

過去幾十年西方生產率增長緩慢的原因,和企業以股東權益最大化為核心經營目的,以及金融業的過度繁榮息息相關。而這兩個問題的形成其實都始於企業。

企業的問題在於,在以美國為首的自由經濟體中,企業是它的最大本錢,更是它最大的資本。特別是在新自由主義下的資本主義社會,企業的自主性極高,但是逐漸偏離了本來的經營目標。

企業最初誕生的理由不是炒高股價——而是給社會提供服務。而隨着企業管理者和股東在資本市場獲得個人收益越來越便捷,高管薪酬與股價掛鈎,企業能夠通過操縱收益、收購股票而炒高股價,滋生企業管理問題,挫傷其經營效率。

波音737Max被迫停產,不僅是波音的問題,更是企業結構的問題。(Reuters)

同樣出於企業利益,税收漏洞嚴重損害了國家利益。根據美國國税局的數據,2016年美國員工人均利潤,在低税收國家以及無國籍記錄的利潤是在美國本土的6倍以上。而澳洲國税局在2017-18年度的企業税務透明度報告顯示,大型企業有三分之一根本沒有交税。

可見,企業管理者面對自身利益和國家利益的比較時,無法不站在自己一邊。美國無數企業將利潤留存在海外,為了減輕税務負擔將控股公司地位轉移到税務優惠的國家,其實這些企業已不再屬於美國,這種現象在其他國家的大企業同樣存在。

資本的力量還造就了一批壟斷企業,在全球化的潮流下這些跨國壟斷公司對生產力的發展同樣具有副作用。壟斷寡頭的出現不僅控制了市場和行業的定價權,造成效率降低和壟斷租金的形成,而且可以通過遊說對政府產生巨大的影響力。

無論是美國的三權分立,還是英國為代表的議會制度,都給社會上各種利益團體通過遊說政府和國會來建立地位以很大的空間。不同利益團體的各種博弈手段之間往往相互衝突和制衡,造成國家行政效率低下。壟斷寡頭的形成讓這種情況更加惡化。

資本主義社會需要覺悟的是,企業的資本並不代表國家的富強,企業應當具有自主性,但是也需要必要的約束。

經濟不等於股市,金融的過度繁榮對經濟並不利。(VCG)

第二重:金融繁榮=經濟繁榮

衡量一家企業經營的如何,我們往往最先想到市值;衡量經濟狀況如何,第一個想到的總是股票市場。誠然資本市場對經濟情況有一定程度的反應,但是金融業的繁榮也藴藏着危機。

據國際金融協會(IIF)11月14日公布數據,隨着各國政府、企業與家庭債務持續增加,在今年上半年達到250.9 兆美元,是全球GDP的3倍,平均到每人的負擔是100萬美元之多,達到2008年以來的最高。

美國的次貸危機已經向全世界展示了虛擬經濟過度發展的後果,然而,人們真的從中得到教訓了嗎?又一輪貨幣寬鬆來臨,華爾街再度鬆綁,全球的低利率甚至沒有給可能的危機留下應對的空間。資產泡沫和債務仍然在累積,一旦泡沫再度擠破,現在有幾個國家有能力力挽狂瀾呢?

當今資本主義金融體系需要更強的監管和改革,要實現經濟從虛轉實,可能需要一番痛苦的「刮骨療毒」,這不僅需要破除金融繁榮假象的迷思,更需要極大的決心和勇氣。

法國因為養老金改革而爆發大罷工,同時街頭示威在全球各地盛行。(Reuters)

第三重:政府「干預市場」有罪?

這或許才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出現種種問題的真正根源——過度強調市場的作用,「一刀切」地認為政府調控產生浪費和腐敗,然而事實是,市場並不是萬能的。

2019年全球新聞的關鍵詞之一是街頭運動的密集出現,法國、波蘭、印度、香港、智利……全球各地的示威活動導火索和緣由各不相同,但是究其本質,都和巨大的貧富差距以及社會不公有關。這些並不只是全球化的造就,不也是税收漏洞、政治腐敗、金融危機後遺症等等共同造成的嗎?

然而,資本逐利是不可改變的規律,企業的經營目標也不會因某個人的意志改變。即便是發達經濟體,都未能擺脱新自由主義的社會不平等的通病。富人階級財富的累積並沒能清楚社會積弊、提升平等。全球示威的爆發,說明很多地區的社會發展失衡,已經到了某種臨界點。

新自由主義將私有制、市場化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係過於教條化和簡單化,片面強調市場自由化的有效性,而否定政府調控的積極作用。今天奉行新自由主義的國家的現狀已經說明,社會資源和財富的分配、產業發展、經濟結構的形成,不是靠市場就能維持平衡的。

民生是最大的政治。如果只有經濟增長,毫不考慮結構的優化和經濟質量的提高,就不是惠及民生的發展。這是很多資本主義國家,特別是發達經濟體的迷思。

最後,必須承認,政治改革才是可能實現以上幾項建議的基礎,因為沒有這一點,改革根本無從談起。

當金錢在民主政治中具有今天的巨大力量,無論是對企業的監管、對市場的改革還是對政策的制定,都不得不建立在這一切不被遊說資金逆轉的基礎上。

今日美國白宮的幕僚長馬爾瓦尼(Mick Mulvaney)曾在擔任議員期間表示「如果你是一個從未捐款的遊說人士,那麼我從來沒和你說過話;如果你曾經捐款,那麼我可能和你對話。」在美國議員每週花30小時用來政治募款的情形下,人們對這樣赤裸裸的金錢政治已經見怪不怪。

社交網絡的發達讓政治選舉背後的信息操縱更為複雜,在壟斷財閥以及新興科技巨頭的夾縫之中,西方政客們還拿着用了上百年的把戲在台前表演,偶爾發出的改革之音也顯得越發無力。在這種情況改變之前,任何改革的暢想可能都是徒勞,資本主義政治也會離「民主」越來越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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