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來自儒家的靈魂拷問:你為何不戴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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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始發至今,已三月有餘。病毒改變了些許城市圖景,也改變了人類的五官臉譜:在某些尚處封鎖狀態的大城,末世的清冷感正籠罩街頭,不見人煙;但在某些照常忙碌的地方,人群則成了蒙面生物,唯見口罩上的雙眼。不過此般描繪,卻也不盡然貼切。

早在疫情之初,東亞街頭便盡是戴口罩的人影,遠遠望去,彷若某種軍事化的制服;然而歐美即便到了封城與緊急階段,卻仍隨處可見裸露的人面,彷佛要以口鼻在疫情中裸奔般。隨着疫情日漸加據,美國、加拿大、英國、法國、德國、奧地利皆在近日相繼出台戴口罩的建議與強制令,更上演出貨中途攔截、硬出高價搜刮的爭搶口罩戲碼。但這顯然有些緩不濟急。

口罩的普及差異,既牽涉醫療資源的產能,也關乎文化。尤其是東亞,那街頭的片片口罩,既是擔憂染疫的心緒展演,更有儒家文化的集體主義在其中。

幾乎人人皆戴口罩的日本東京品川站。(AP)

我們如何成為集體

集體主義的型態繁多,樣式也十分駁雜,馬克思主義、基督教中皆藴含此般傾向。而其於近代史上最著名的政治實踐,應為蘇聯時期的「新蘇聯人」(New Soviet man)身份,即政府透過標舉馬克思主義、集體、群眾等話語,灌輸民眾無私奉公、為集體犧牲個人利益的觀念,意圖打造超越文化、種族、語言的蘇聯公民。

萊昂・托洛茨基(Leon Trotsky)的一段話,便是此政策的最佳腳註:「人的目的,就是掌握自己的感覺,並將直覺上升至意識的高度,使其透明化,並將意志力的線延伸至隱藏的凹處,從而將自己提升到新的水平,以創造較高的社會生物學類型,或者,如果您願意,可以是超人。」

新蘇聯人曾是蘇聯標舉的集體主義概念。圖為1920年的蘇聯宣傳海報,上面寫着「要多擁有,就必須多生產;要多生產,就必須多了解」。(維基百科公有領域)

新蘇聯人的目標宏大,但政策成效難論。然無獨有偶,在與西伯利亞相接壤的東亞,也有自己的集體主義,那就是儒家文化。儒家不似莊子,「獨與天地精神相往來」,而是以家庭為核心,推展出五倫的社會關係: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從而建構起「集體」的文化世界觀,使人明瞭自己在各式場合的身份殊異,也深諳自己無時不被鑲嵌在複雜的「集體」之中。

但即便儒家重視集體,也不純然將個體視作「螺絲釘」,彷佛人在集體外便毫無存在價值。在儒家的核心世界觀中,人就是家庭、社會、天下等無數關係網絡中的結點,既有多變的身份,也需扮演不同角色,端看所處關係與位置而定。故儒家意義下的自我實現,就是視場合與對象完成自己的角色。要織這張集體的網,需得人人都奉獻一些針腳。

戴口罩的角色實踐

故而在面對口罩議題時,儒家思維自會讓東亞分展出兩大枝蔓,一是甘願放棄臉孔,成為無名集體的傾向;二是為助集體儘早功克疫戰,願行個體角色,以免助長疫情傳播的心態。這兩大枝蔓相互纏繞,最後交織為東亞的口罩巨蔭。

在中、日、韓、越諸國的公共場合中,不戴口罩者往往要面對蜂擁而上的異樣眼光,甚至會遭遇國家制度懲罰。而在這些凝視與懲處背後,其實都回蕩着發自儒家的叩問:「為何不盡自己的義務,為何不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台灣政府規定民眾搭乘大眾運輸工具需戴口罩。(洪嘉徽/多維新聞)

反觀歐美,其並非沒有集體主義,但在經歷納粹的創傷後,其現行的政治文化論述,已傾向將制服、集體等元素論述為集權、法西斯的象徵,即便是面對這種緊急狀態,其仍對集體戴口罩的行徑心生排斥。早在疫情尚未哀鴻遍野時,歐美社會便嘲笑循規蹈矩戴口罩者,更將安份戴口罩的亞洲人視為行動瘟神,口罩因而被暗喻為傳染源,成了病毒的另一種分身。

上述言論以訛傳訛後,遂令部分歐美人信以為真,堅決不願戴口罩,以免遭受感染。即便有再多科學證據證明傳言無稽,其仍堅持己見,歸根究柢,仍是不願因帶口罩而成為想象中的納粹。

如今歐美政府雖有心普及口罩,但一來其國內口罩生產線相當薄弱,現下徵用根本緩不濟急,只能期待他國捐助或販賣,故而才有半路截胡或競標的場面上演;二來非醫療第一線的民眾始終心存疑惑,因此許多歐美政府根本不敢出台強制令,而是隻敢退一步使用「建議」口吻。結果各國人民仍有相當高比例處於裸面狀態。

防疫成果之差雖牽涉醫療水平、政府制度等因素,但文化卻是一切個人與集體行徑的根源。社會是否容許國家擴權、涉入人民日常生活,個人又是否願讓渡些許能動性以為集體抗疫而努力,皆會影響一國的抗疫效果。在東亞諸國中,口罩是防堵擴散的一大助力;而儒家文化,更堪稱這場疫戰下的無名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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