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慢半拍的安倍能否驅散日本疫情迷霧

撰文:茅岳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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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7日,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終於如駐日美軍、路透社、法新社等各機構預估的那樣,發佈了「緊急事態宣言」,宣布東京、千葉、埼玉、神奈川、大阪、兵庫和福岡七個地區將實施為期一個月的「國家緊急狀態」。

根據日方資料顯示,進入緊急狀態後,目前疫情較為突出的上述七個地區可以臨時開設醫療設施;亦可強制使用土地和建築物用於修建醫院等。在醫療物資保障、人員出入、關閉學校等設施上,日方的措辭已提升為「要請」與「指示」,即要求和命令。

由於安倍當局的「緊急狀態」計劃早在3月上旬就有相關動向,一時間,這種頗具延時效應的方案就令外界頗為期待,似乎日本的希望真的出現了。可當安倍也同時強調此舉並非「封城」,且不具備強制力時,長期籠罩在日本疫情問題上的一團迷霧也由此越發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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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況愈下的疫情發展

從2月中旬以來,以東京為爆發中心的日本疫情讓外界一直琢磨不透。一方面,東京當局在「鑽石公主」號事件上的優柔寡斷和無所作為已經很明顯,更不用說新冠患者也已滲透到包括的士司機、新聞記者、政府職員的日本各界人士。

但另一方面,從2月到4月間的兩個月裏,日本並沒有發生如同歐美國家一樣的大規模確診激增,其社會秩序也基本如常,雖然到四月上旬,日本全國的累計確診人數已達3,865例,其中東京都累計確診病例已超千例,但日方的增長曲線仍較為平緩,這種現象讓此前預言日本會發生大規模疫情的觀察人士一頭霧水:莫非日本的防疫鬥爭已經成功了?

就當下的日本疫情現狀來說,上述問題的答案無疑是否。

疫情期間,東京地區的日本企業職員仍維持加班至深夜的工作生活方式。(美聯社)

首先,在兩個月的時間內,日本的感染源已經愈發難以追溯。根據日本廣播協會(NHK)電視台披露的數據顯示,在東京地區4月5日新增的143例患者中,新增病例中有約90例感染途徑不明,且年輕人感染比例較高,這顯示感染源愈發難以追蹤。這較之2月時日方仍能追溯病源的情況有本質差異。

其次,日本並未對染病規模展開全面調查,公布的患者人數仍經過仔細篩選。到3月下旬,日本檢測的總人數仍不超過兩萬。從2月上旬到3月中旬,根據日本「厚生勞動省」統計資料,在東京地區聯繫第二級醫療機構,即保健所的疑似患者中,只有1.5%的人得到檢測機會;在大阪地區,這個比例為3.5%;在大阪周邊的兵庫縣,這個比例也只有1.8%。而這些區域都是日本目前疫情的重災區。

再次,東京方面在2、3月期間仍未能阻止人口的大規模流動,每天仍有上百萬人乘坐通勤列車等公共交通工具前往東京等地工作,東京各大車站均可見摩肩接踵的上班族穿行其中。儘管東京方面對國民的海外出行、聚集等行為均表示反對,但這種反對也僅僅停留在不具備強制力的「要請」,即請求上。以至於從3月下旬進入「春假」以來,大學生前往英國旅遊染疫、大學醫院醫生聚餐導致集體感染等現象比比皆是。

三月下旬的東京下了一場大雪,這種反季節的場景令日本人頗有感觸。(美聯社)

日本的選擇與付出的代價

當然,東京這種一切如常的情況是事出有因的。日本直到3月25日前,仍對按期舉行2020年東京奧運會抱有希望。安倍當局從2月上旬開始,一直宣布東京奧運會「不會被疫情影響」,到2月下旬,日方還拒絕國際奧委會建議,強調東京奧運會「不會推遲或者取消」,3月中旬時,安倍仍堅持強調「奧運會不會縮小規模」。

但隨着歐美疫情的突然爆發,加之日本國內確診感染者也在3月下旬終於突破一千人,安倍當局最終和國際奧委會在3月25日達成一致,確認2020年奧運會延期一年舉行,東京方面在防疫行動中終於一塊石頭落了地。很快,日本國內檢出患者便在3月31日後的一周內翻了一倍,從超過2,000人升至接近4,000人。

就目前來說,東京方面似乎已經打算放開檢測了。安倍已在4月6日召開的「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症對策本部會議」上表示,日本將加大新冠病毒的檢測量,從此前每天數百或數千不等的檢測量增加至每天兩萬份,這一舉措有可能會造成確診患者的大幅增加。

此外,安倍還確認了日本將增加空置病床,用以安置輕症患者的策略。根據其方案,日本目前的空置病床將由2.8萬張增加到5萬張。考慮到日本目前感染病床的佔用率已達62%,且東京地區也開始徵用空置酒店作為「方艙」來收治患者,此舉對日本疫情的發展無疑將起到正面作用。加之東京方面還在徵調呼吸機,不僅已確保1.5萬台設備中的8千台,還準備加大產能,這就讓加大收治範圍的東京暫時不至於捉襟見肘。

安倍當局的很多政策都帶着「要請」一詞,即非強制性的請求。(美聯社)

但是,東京的緊急狀態方案仍然是一個缺少強制性保障的措施。這種政策也和日本的國情有關。在奧運會延期導致直接損失超過60億美元后,有日本經濟學家指出,如東京封城1個月,日本會減少2.5兆日元(約合261.3億美元)的個人消費。以2019年的國民生產總值(GDP)來計算,則相當於減少了0.4%。這種巨大的經濟損失是安倍方面不能接受的。因此,這使得東京即便能加大監測力度,其控制人口流動性的強制措施仍然有限。

其次,即便東京當局加大了檢測患者的範圍,日本醫療系統的拒檢行為仍然突出。譬如在疫情惡化的兵庫縣地區,當地媒體在4月7日指出,大醫院提出的檢測請求有90%能得到許可,小診所發出的檢測請求就只有30%能獲批准。

當然,無論東京選擇怎麼做,留給他們的選項和前景都已經很明顯了,英國巴克萊(Barclays)銀行和日本政府已經確認了有關日本經濟的不利消息。前者在一份長約20頁的報告中指出,在冠狀病毒疫情的影響下,日本的復甦期有可能會因此推遲,日本更有可能進入技術性衰退。後者公布的數據也顯示,在2019年第四季度,日本國內生產總值(GDP)按年萎縮6.3%,創2014年二季度以來最大降幅,遠大於市場預期。

在新冠病毒疫情損害了日本的產出和旅遊業之際,日本經濟可能連續兩個季度下滑,從而陷入技術性衰退的風險就越來越大。當安倍和東京當局在歷經兩個多月仍然只能拿出一份如此的方案時,他們恐怕也要為自己的選擇付出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