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來了　戰火退了

也門曾是全球咖啡的貿易轉運站，也曾擁有輝煌的王國曆史，但這塊半島南境的豐饒之角始終難逃衝突詛咒。綜觀也門近代史，其內外戰火不斷，更因阿拉伯之春催化，在2015年爆發內戰，戰火延燒已有5載光景，如今沙特、伊朗等外部勢力皆深陷其中，彼此對峙、互不相讓，致使衝突難求解方。

然而隨着新冠疫情在年初竄起，這番僵局看似出現了和緩的曙光。4月8日，以沙特為首的多國聯軍宣布，將從當地時間4月9日起在也門實行為期兩週的單方面停火，以響應聯合國對於停火緩和疫情的呼籲。多國聯軍更表示，停火期有可能會延長超過兩週，以為內戰各方對話創造條件，望能促使也門永久停火。

歸根究柢，2010年的阿拉伯之春雖是內戰導火線，但真正能動員衝突的結構性因素，卻遠在年代與地域限制外。這背後既有歷史鑄下的南北情結，也與沙特伊朗的代理衝突息息相關。而如今疫情的意外出現，或可成為終結戰火的天外一筆。

南北情結的根源

也門的南北情結早在奧斯曼帝國時便已種下。1538年，奧斯曼土耳其大軍進攻也門，其表面看似攻城略地，實則遭遇不少部落抵制，難以深化治理舉措，更因傷亡慘重引發帝國大臣喟歎：「也門就像帝國的軍隊消耗場，派去的軍人宛如入水的鹽，倏忽即化」。

果不其然，1604年宰德派（什葉派的一支）伊瑪目卡西姆（Al-Mansur al-Qasim）舉兵起事，最後成功帶領北也門脱離奧斯曼統治，建立了宰德教長國（Zaidi Immamate），帝國此前耕耘可謂付諸流水；200年之後，南也門也因英國東印度公司佔領亞丁港而淪陷，成了英國的保護區。南北分治的格局從而定型。

1918年奧斯曼崩解，帝國各處皆邁入民族國家進程，由宰德派勢力所領導北也門正式宣告獨立，建立穆塔瓦基利亞王國（Mutawakkilite Kingdom）；與此同時，南也門則正式淪為英國殖民地。此後雙方各自經歷了政體變動，先是北部爆發王室與共和派內戰，最後王國傾覆、共和代之；再是南部受蘇聯策動，開始了反英反殖的武裝運動，雖說最後英國認賠殺出，但南也門也沒能真正獨立，只是換了個宗主，改做蘇聯的勢力範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

雙方各自安頓好後，也門並未休養生息，反而在1972年迎來近代史上第一場南北內戰。雖然在眾阿拉伯國家調解下，內戰迅速結束，雙方簽訂了也統一協議，但南北顯然皆無統一意願，一來彼此的制度與生活型態差異甚大，二來雙方領導人皆不願因統一而喪失權力，於是這份協議便被束之高閣了28年。1990年5月22日，乘着蘇聯瓦解的颶風，民族主義敘事再起，南北也門宣布統一，也門阿拉伯共和國、也門人民民主共和國正自此成為歷史，取而代之的是合為一體的也門共和國。

短暫的統一之夢

然而統一後浮現的種種問題，終將所有民族激情打回原形。首先是原南北政府的政治權力分配難以均等，北方奪得總統委員會主席（形同總統）、政府第一副總理之位，南也門則掌有總統委員會副主席、政府總理的推派權。兩相比較，北方明顯有較有政治發言權。

其次是經濟與生活層面落差漸現。南也門本身藴藏豐富石油，財政狀況良好，在蘇聯時期是個福利國家，衛生與教育制度都相當齊全，人民過着相對現代化的生活，英語也較為普及；但北也門不論是身處王國時代或共和時期，產業都相對貧脊，且部落制盛行、官僚不彰，衛生教育程度較為低落。

以上種種，終令南也門在統一不久後萌發了強烈的相對剝奪感，認為自己明明身懷鉅款，卻被迫供養落後的北方蠻族，甚至還得在政治上對其俯首帖耳，不如過往獨立歲月。結果1994年內戰再起，期間南方曾短暫成立也門民主共和國，卻在建國2個月後遭北方勢力強行剿滅，重回一統局面。

但即便出師未捷，南方的獨立星火始終不滅，更隨時間發酵，成了今日內戰的重要動員因素。2011年，掌權34年的也門強人薩利赫（Ali Abdullah Saleh）因阿拉伯之春而下台，倉促之間，只好由南也門出身的副總統哈迪（Abdrabbuh Mansur Hadi）宣布成立過渡性的民族團結政府。

然而此舉打破了總統需出身北方的傳統，遂使心有不甘的薩利赫與盤踞北部的胡塞武裝組織勾結，佔領總統府，軟禁哈迪。哈迪隨後逃返南部的亞丁，受到支持南方獨立的武裝勢力擁戴，開始與薩利赫對峙。也門於是重回南北分治的局面。

各有盤算的外部勢力

而除了南北情結外，外部勢力也是也門近代史中的重要角色。1962年北也門的王室與共和派爆發內戰，前者有沙特支持，後者則找了埃及當靠山，雙方鏖戰多年，王室終在1970年投降；此外南也門於1970年社會主義化，也同樣是蘇聯介入的產物。時至今日，外部勢力仍左右着內戰進行。

綜觀2015年以來的內戰勢力分布，則明晰可見沙特與伊朗兩大陣營的角力。其中伊朗因與胡塞背後的宰德派同屬什葉家庭，故會站在北也門一方，雖說2017年薩利赫與胡塞交惡，並在駁火過程中不幸喪命，但伊朗仍是胡塞武裝的忠實盟友及靠山。

另一方面，為防堵什葉勢力擴散，以沙特為首的遜尼派海灣國選擇了南方的哈迪政權，不僅將大使館一同遷往亞丁，更在沙特領導下，共組多國聯軍參與也門內戰，屢屢空襲胡塞武裝組織，並在2017年哈迪與南方勢力內鬨後，庇護哈迪流亡至沙特。

然而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伊朗與沙特既藉也門進行代理戰爭，便需承受衝突反嗜的代價。伊朗自從被美製裁後，經濟一落千丈，民怨沸騰不已，在神權政府漸失話語權的當代，人民已不願因輸出革命而自苦，故對政府寧可忽視經濟也要介入也門的舉措多有批評。

另一方面，沙特在與伊朗對峙的同時，則要面臨胡塞武裝組織的報復。例如在2019年9月14日，忽有多架無人機空襲沙特阿美石油公司兩處設施，引發大火，致使沙特每日原油減產500萬桶，胡塞武裝組織事後坦承犯案；同年的9月28日，胡塞武裝組織又進攻沙特南部奈季蘭省，俘虜上千名戰鬥人員，最後有賴紅十字會交涉，胡塞才答應放回俘虜。

超現實的停火畫面

上述成本對於伊朗與沙特來說，皆為不可忽視的隱憂。恰逢此次疫情，沙特宣布單方停火，除了避免疫情擴散外，更是想替自己找個台階下，免得久陷泥淖顯得難堪。而一旦沙特鬆手，胡塞的軍事動員壓力便小了許多，伊朗在此輸出革命的力道也能稍微鬆緩。

其實除了也門外，中東其他衝突熱點也因疫情肆虐，而意外出現和平曙光。利比亞在阿拉伯之春後內戰多年，各大軍閥皆不願退讓，卻因病毒的凌厲攻勢，而共同呼籲停火防疫；阿富汗的塔利班平日與政府軍衝突不斷，但在疫情爆發後，卻搖身一變為防疫大隊，不僅禁止控制區下的人民參與公共活動、至清真寺作禮拜，更挨家挨戶派送蔬果，也開始向全國提供數量有限的試劑與藥品。

上述場景，是許多和平研究者希冀已久的畫面。停火二字，難就難在共識與默契；然而面對病毒肆虐，求生便是所有人類的共識，減少接觸更是心照不宣的默契。只要面對疫情猛烈的現實，所謂停火與和平，便不再是超現實主義的囈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