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土耳其與伊朗:殊途同歸的伊斯蘭抗疫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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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5月4日,伊斯蘭世界共有超過35萬人確診,其中土耳其與伊朗尤其嚴重。土耳其已有126,045宗確診,3,397人死亡;伊朗則有97,424宗確診,6,203人喪命。病毒看似可怕,卻不過是引子。無論是伊斯蘭世界中較為世俗化的土耳其,還是堅守政教合一傳統的伊朗,此次疫情就如野火,以人命為薪,直燎兩國的社會基礎,既撼動固有宗教實踐,也激化階級對立與政治鬥爭,更令隱於其下的管治脆弱性暴露無遺。

綜觀疫情在土耳其與伊朗的爆發經過,可見一共同特徵:兩國皆錯失早期預警的黃金時間,未能提前部署,導致日後的病毒大擴散。

此次疫情中,土耳其與伊朗皆錯失早期預警的黃金時間,未能提前部署,導致了日後的病毒大擴散。圖為埃爾多安與魯哈尼於2016年會談之景。(新華社)

哨聲之下的若無其事

2月20日,一名加拿大婦女被確診患上新冠肺炎,經醫生查問旅遊史後,表示自己剛從伊朗歸國。無獨有偶,周遭的黎巴嫩、伊拉克、阿富汗、巴林、科威特、阿曼、巴基斯坦與格魯吉亞等,也在幾日後紛紛通報世界衛生組織(WHO),表示國內驗出有過伊朗旅遊史的確診患者。

反觀伊朗,當局雖於2月19日才宣布驗出兩宗確診案例,但依前述跨國傳染規模觀之,應早有社區感染現象。而細察伊朗本土頭兩起確診案例,這兩位患者恰有一共通點:全都來自什葉派聖城庫姆(Qom)。雖說病毒傳入庫姆的初始途徑至今未明,但早在伊朗政府公布消息前,當地顯然已成疫情肆虐區,更令無數朝聖者在不知情的狀況下成為載體,將病毒帶回故鄉。隨後疫情加劇,伊朗政府取消了德黑蘭等大城的清真寺周五聚禮(Jummah),卻始終諱言對國內諸聖城的處置,就連面對擴散之源的庫姆,也只是要求其控管朝聖人數。直到3月16日,全國已出現14,991宗確診,853人喪命,伊朗政府這才下令封鎖庫姆與馬什哈德(Mashhad)的聖陵與清真寺,嚴禁朝聖,卻已錯過黃金封鎖時間。

疫情爆發後,伊朗派出衛生人員消毒清真寺。(AP)

另一方面,土耳其恰好被伊朗與歐洲兩大重災區夾擊,卻直到3月11日才宣布驗出首宗確診案例。綜觀彼時鄰國疫況,除了正值內戰的敘利亞情勢未明外,東部接壤的伊朗已出現9,000宗確診,伊拉克、希臘、格魯吉亞、阿塞拜疆、亞美尼亞、保加利亞等也都有百宗以內的確診數。反觀被包圍居中的土耳其,不僅是世界級觀光大國,更有高達8,200萬人口,竟能獨善其身,顯然不符常理。可見不僅政府未仔細排查,就連民眾本身也掉以輕心。

但與伊朗相較,土耳其的早期防疫態度更為積極,其先於1月24日終止了由武漢飛往伊斯坦布爾的航班,更在2月3日取消所有從中國與伊朗飛往土耳其的航班,同時關閉對伊邊界,意圖阻絕輸入性病例,又於3月2日起拒絕伊朗、伊拉克、韓國、中國和意大利五國公民入境。

只是上述舉措看似快刀斬亂麻,卻防範不了五國以外的移民工與觀光客,且土耳其政府在宣布停飛與拒絕入境的政令後,便進入一段內部防疫空白期,既未要求人民注意防疫與健康狀況,也未關閉任何公眾場所,甚至直到周遭各國都已出現確診案例後,才於3月8日勉為其難宣布對公眾場所、學校與公交進行大規模消毒,並在伊斯坦布爾的公交車站放置洗手液。但由於人群往來依舊,故暫時性消毒顯然起不了什麼作用。

土耳其政府派員消毒巴札(市集)。(AP)

3月11日,土耳其出現第一例確診,政府終於在隔日宣布關閉學校與體育場,並出台遙距教學的政策;然而大多數公眾場合卻不在此列,於是人們便繼續過着近距離接觸的生活。而後隨着確診數持續飆升,政府終於下令關閉大部份公眾場所,但清真寺仍可在周五聚禮以外的時間開放,法令也僅要求人民「自願隔離」,甚至直到確診數高達5,698宗的3月27日,才發佈遲來的禁令,宣布取消所有國際航班,卻明顯已是緩不濟急。

雖然土耳其掌權的是名義上世俗化的總統,而伊朗切實掌權的是最高精神領袖,但由兩國疫情初期的輕率可見,政制差異的本並不一定能決定抗疫成效的末,本末的關係還是要靠人力影響去決定。

伊朗:信仰與病毒的衝撞

而在淪陷的圖景背後,正有兩位各有思量的國家領導人來回踱步。

2月21日恰好是伊朗四年一度的國會大選,政府為獲取足夠支撐政權合法性的投票率,便向民眾保證伊朗境內絕無疫情,甚至說出「患者不必前往醫院,在家休息喝水補充維生素就行」、「所謂新冠疫情,不過就是西方要讓伊朗恐慌的人造陰謀」等話語,更嘲諷武漢封城是一戰前的老方法。後來實是紙包不住火,這才公布了兩宗確診案例。

然而坦承出現疫情後,政府又面臨新難題:究竟該如何處置庫姆等聖城?這個問題之所以棘手,在於政府擔憂得罪底層群眾。在伊朗的政治光譜中,底層人民因難求分配正義,故往往都是宗教場域裏的保守派,其生活重心除了工作外,就是作禮拜與朝聖。每到周五聚禮時,底層人民常至小區清真寺聽伊瑪目(教士)宣講,內容不僅包含宗教教義,也帶有極強的政治色彩,充斥着「美國去死/以色列去死」等口號。在底層人民的生活中,清真寺不僅是信仰依託,更是構築世界觀的重要場域。

清真寺在伊朗的政治、社會中扮演重要角色。圖為伊朗最高領導人哈梅內伊(Ali Khamenei)帶領官員參加禮拜之景。(AP)

共和國建政之初,底層人民曾大力擁護神權政府;但隨伊朗近年經濟急速崩壞,他們也開始站到政權對立面:2017年是因雞蛋漲價而暴動,2019年則為油價調漲而上街,後者更招致共和國建政以來最血腥鎮壓。然而政府也深知經濟沉痾短期難救,且恐怕還要繼續惡化,故只能寄希望於清真寺系統,讓其儘可能宣揚反美敘事,疏導底層人民的怨懟。但沒想到會在半路殺出疫情這個程咬金。

在得知政府封鎖馬什哈德的伊瑪目禮薩聖陵、庫姆的法蒂瑪聖陵後,底層人民果不其然火冒三丈,聚眾包圍清真寺,更不顧安全部隊圍阻,突破人牆、強闖入寺,直至政府派援才勉強撤出。總統魯哈尼(Hassan Rouhani)的擔憂成真了,但為防堵疫情,恐也只能如此。

土耳其:疲弱經濟再遇風雨

反觀土耳其,連年趨向伊斯蘭化的總統埃爾多安在疫情來襲的危局中,卻更為憂心該國本已疲弱的經濟環境。回顧疫情前的土耳其,正是經歷里拉重貶的劫後餘生,這場金融危機的遠因是長期的經濟過熱,以及政治力對央行利息政策的慣性介入。這時倘若再出現顆偶然的火種,便容易引發市場不穩因素的連環爆。不巧的是,經濟制裁恰好就扮演這類角色。

2018年,美國總統特朗普將土耳其鋼鋁產品的進口關税提升一倍,隨即導致里拉重貶20%,逼近崩盤。而市場的後續反應也恰如推倒多米諾骨牌般,一發不可收拾:外債危機、債務違約接踵而至,通脹與失業率宛如雪球般愈滾愈大,最終將土耳其崛起與埃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的威望一同撞下神壇。

在疫情蔓延前,土耳其便已經歷近兩年的貨幣疲軟、高負債、外匯儲備減少與高失業率慘況,故埃爾多安在疫情初期不敢全面禁絕觀光,至今也未能強硬封城,只能下達適用於周末的48小時居家令,並在平日要求20歲以下青年、65歲長者不得外出,以求在維持經濟運作之餘,儘可能降低損害。

埃爾多安為維繫土國經濟活絡,未敢實行封城等強制性防疫策略。(AP)

綜觀如今土伊兩國疫況,伊朗已和緩不少,且正帶病復工,政府也已宣布將視情況開放清真寺;土耳其則透過免費配給口罩、加強病毒檢驗能力等,將疫情控制在緩幅上升的境況。然而,艱難過後,這場疫情無論如何對土伊兩國也是一場慘痛的教訓。伊朗的政教合一使之在信仰與抗疫要務發生衝突時難以取捨;土耳其則犯了歐美多國對「遠在天邊」疫情掉以輕心的通病,以致近年挽救經濟的努力付諸東流。說到底,防疫抗疫是一個管治的問題,當管治能力不足、管治優次出了亂子,這兩個在伊斯蘭世界政制光譜兩沿的國家,也難免走上同一的抗疫命途。

上文刊登於第212期《香港01》周報(2020年5月4日)《土耳其與伊朗:殊途同歸的伊斯蘭抗疫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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