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全球輿情：新自由主義已死？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開來後，不少西方學者開始將矛頭對準新自由主義，其中甚至不乏預言新自由主義已死的論斷。新自由主義真的已經到了要死亡的地步了嗎？以疫情作為契機，究竟該如何重新認識與反思新自由主義？

先來看看西方幾位知名學者的觀點。最早提出「歷史終結論」的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接受法國觀點報採訪時，雖然並不認為今次疫情可以證明中國制度的優越性，但卻直言「新自由主義已死」。按照福山的說法，「如今我們看到了這種新自由主義的彗星之尾，它已經死了，我們將回到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自由主義，即市場經濟、對私有財產的尊重、以及通過干預手段減少社會及經濟不平等的高效的國家三者並存。大流行再次表明，一個強大的國家是必要的。」

此外，福山也強調，「我們不會因為聽到蠱惑，就完全拋棄自由主義模式，但是我們必須不惜一切代價改變自由主義、社會保障和國家干預之間的平衡。」這位政治學者對於歐美和特朗普的批評也很直接，「在民粹主義政權和民粹浪潮抬頭的歐洲及美國社會尤其如此。民粹政權向人民保證了現狀，但並不真的關心人民的主要訴求，也不為爭取地位和獲得承認而進行鬥爭」。「作為美國人，我堅持認為，我們絕不能相信像特朗普這樣的總統。在他當選之前，這個罔顧事實真相並且自戀無知的跳樑小醜已經讓我們十分擔憂了」。

「福山的主張顯得陳舊而幼稚」。這是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新興凱因斯經濟學派重要成員之一的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在疫情發生前對於福山「歷史終結論」的批評，而比這個批評更重要的是，斯蒂格利茨在題為《新自由主義的終結與歷史的復興》的文章中，給出了另一個版本的「終結論」，那就是新自由主義的終結。具體來說，「新自由主義將不受約束的市場視作實現共同繁榮的最無可置疑的手段，這一信念的可靠性眼下岌岌可危。很好，理當如此。人們對新自由主義和民主的信心同時衰退，這並非偶然或者僅有相關關係。新自由主義為害民主已有四十年。」

「為害」的後果，斯蒂格利茨也給出了答案——儘管「自由主義」這個名字還在，但這個新自由主義的時代遠不是那麼自由主義。新自由主義強行確立了一種思想正統，其守衛者完全不能寬容異見。立場離經叛道的經濟學家被視作異教徒，旁人避之唯恐不及，他們最多被分流到了少數孤立無助的研究機構中。新自由主義與波普爾（Karl Popper）提倡的「開放社會」之間幾乎沒有相似性。如索羅斯（George Soros）所強調的那樣，波普爾承認，我們的社會是一個複雜難解、不斷演化中的系統，我們在這個系統中學到的東西越多，我們的知識對這個系統運轉狀態的改變就越多。而最終，「新自由主義確實將終結我們的文明。」

福山和斯蒂格利茨之外，美國另一位大家諾姆・喬姆斯基（Noam Chomsky）也毫不諱言自己對於新自由主義的批駁。在最新的一次訪談中，喬姆斯基直言，「此次疫情應煥發人類對真正國際主義的認同，使人們意識到新自由主義所引發的混亂失序與病態社會，並更為徹底重建社會秩序。」而最重要的是，關於不受約束的資本主義的自殺特徵，以及新自由主義瘟疫所造成的額外損害。米爾頓・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和其他知名人士援引穩健的經濟學定律解釋稱，這場危機讓人們看到，將決策權轉移到不負責任的私人機構所面臨的風險。私人機構只專注於其莊嚴的職責——貪婪。

福山說「新自由主義已死」，斯蒂格利茨說「新自由主義終結」，喬姆斯基說「新自由主義是瘟疫」，如果沒有這場不論國別的新冠肺炎疫情，恐怕西方學界對新自由主義的反思不會如此直接，更不會如此迫切。

雖然新自由主義不會就此死亡或徹底終結，但疫情為契機，人們需要認識到，比自由民主更重要且更難解決的，是越來越迫切的社會公平正義問題。新自由主義的核心理念是，強調自由市場的機制，反對國家對國內經濟的干預，對商業行為和財產權的管制。總之一句話，一切由市場說了算。所以一定的時期內，新自由主義在如何做大蛋糕上可能卓有成效，但面對如何分蛋糕的問題時卻捉襟見肘。最終導向的結果，便是一系列不可調和的「馬太效應」——富者愈富，窮者愈窮。

這好比一把雙刃劍。它的優越之處是極速放大源於生存和自利的動能，讓人能夠激發其潛力，挖掘經濟潛能，如果形成良性循環，社會將整體受益。它的結構缺陷就是這種生存和自利的動能容易劍走邊鋒，失去社會關係應有的人與人屬性，異化為純粹的利益關係，也就是物與物的屬性，扭曲了經濟服務於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本質，出於利益爭奪而發生的社會衝突甚至會成為常態。2016年6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即發表題為《新自由主義：過度吹捧？》的報吿文章，其中提到，「一些新自由主義政策沒有促進增長，而是加大了不平等，從而危及經濟的可持續擴張。」

以深陷泛政治化泥沼的香港為例，雖然特區政府與中央一些官員都樂此不疲將「香港連續25年蟬聯全球最自由經濟體」當做耀眼的成績輪番誇耀，但其實香港積重難返的深層次結構性矛盾，也就是潛伏在政治運動之下的「真問題」，便是因「最自由」而起。貧富分化，階層固化，房價高企等結構性矛盾背後，是過於放任的資本主義經濟模式，長此以往，港府愈發弱勢，甚至以為可以全然「無為而治」。這也為香港一步步走向暴力衝突和撕裂埋下了雷。

不獨是香港，當新自由主義走向市場原教旨主義，資本的暴力本質便會愈發清晰地呈現出來，而最終表現的形式，便是不間斷的社會革命與運動。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提出資本和資產階級的暴力本質，即從工業革命中發掘出機器的暴力，從圈地運動中發掘出農業革命的暴力，從交通革命中發掘出殖民主義的暴力。

換言之，資本主義正是通過破壞生產力，進而達到資本積累的目的。而新自由主義，則將這種暴力本質推到了極致。之所以一直到今天很多人還是對此趨之若鶩，在於有自由民主這件華麗外衣作為掩護。而透過現象看本質，新自由主義帶來的不僅不是真正的自由，反倒因為經濟層面公平正義的極度欠缺，乃至走向另一種專制。

中國知名學者、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主任鄭永年在2019年的一篇題為《新自由主義與當代西方社會革命》文章中，毫不掩飾對新自由主義的批駁。在鄭永年看來，正如凱恩斯主義造就了西方政治經濟危機，新自由主義也造就了今天西方所面臨的一系列危機。主要表現為：經濟越來越不民主；民主對資本無能為力，民主政治被強大的經濟精英所「俘獲」，成為他們追求私利的工具。除此之外，西方國家內部的鉅變還可能演變成國家之間的衝突，當代西方國家的社會革命也必然反映在世界秩序的變化上。

如果說新冠肺炎疫情發生前，人們還可以對經濟不民主帶來的社會動盪視若無睹，也可以自我滿足於「一人一票」下的政治民主，並希冀依靠「政治民主」來解決「經濟不民主」，但當這場不論國別、沒有意識形態的重大疫情不由分說地襲來，人們才開始主動或被動地開始意識到，衡量一個國家治理效能的標準，是更切實的防疫舉措，更少的病死人數；而新自由主義所標榜的個人主義，以及個人自由背後的懶散和放任，不正是歐美錯失黃金防疫期，致使疫情擴大乃至失控的關鍵？

20世紀90年代，《紐約時報》專欄作家Thomas Friedman因為冷戰結束後的全球化前景，提出了著名的「金色緊身衣」（the Golden Straitjacket）一詞，也即各個國家皆需向資本市場及跨國企業等全球性組織讓渡一定政治權力，當你穿上金色緊身衣，「你的經濟增長，你的政治萎縮」。《金融時報》駐華盛頓首席記者Edward Luce在新著《西方自由主義的衰落》中即言，弗里德曼在用深刻的洞見揭示了時代精神，擁有不可思議的天賦，但他應該放棄使用「金色」這個詞。

然而即便如此，就像30多年前西方世界為「歷史終結論」而歡欣雀躍，並天真地認為可以就此迎來美麗新世界卻最終夢想破滅一樣，今天任何預言「新自由主義已死」的論斷不過是在重複「歷史終結論」的悲劇。因為新自由主義不會這麼容易終結，就像歷史也不會輕易因為冷戰的結束、蘇聯的解體而輕易終結一樣。不過，學界這樣急切的論斷，如果能倒逼着人們開始關注新自由主義背後的問題，也不失為一劑良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