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難民與移工:被疫情驅趕的失根者

撰文:
最後更新日期:

跨界遷徙,自古就是人類的求生途徑,無論是遊牧民族逐水草而居,或是五胡亂華後的衣冠南渡,温飽始終是千里之行的心之所向。然而如今疫情當道,跨國流動成了時下禁忌,對某些客居異域者來說,這彷佛是遇上名為「疫情」的暴風雪,自己也就此被凍結在某種尷尬的失根中。

作為政治足球的希土邊境難民

受此氛圍影響,本已政治化的難民議題,如今又多了生化危機的標籤。

中東長年戰亂,從以巴衝突、黎巴嫩內戰、兩伊戰爭、阿富汗戰爭、美國入侵伊拉克到「伊斯蘭國」(ISIS)崛起,這塊土地上的人民為求生存而出走,以難民的身分標籤,在土耳其、約旦、歐美各地落腳。

在土耳其港口排隊登船,準備前往希臘的難民們。(AP)

然而歐洲近來經濟衰退,又逢阿拉伯之春引發敘利亞難民潮,超過百萬的人口遷徙不僅衝擊各國長年標舉的人道話語,也為右翼的崛起鋪下肥沃温床。幾經輾轉後,這塊燙手山芋被丟給了土耳其,歐洲以經濟援助、開放參與歐盟事務為籌碼,希望土國從上游截斷難民潮。

結果土耳其在收容360萬難民後,終於不堪負荷,並以此為由進軍敘北,宣稱要將難民遣返故土;沒想到俄羅斯也對此地執念甚深,遂用導彈與機槍重挫了土耳其士氣。內外相煎下,土國終在今年二月開放邊境,允准大批難民湧入歐洲,首當其衝的希臘於是派出軍警強力阻擋,最後導致難民在希土邊境雲集,成為兩國互踢的政治足球。

恰好此時,新冠疫情開始在世界蔓延。希臘遂視難民為「土耳其的生化攻擊」,不僅派出身着防護衣的海警巡邏,力阻難民船入境,更封鎖邊境所有難民營,每日僅允許極少數人外出購買必要物資,以免「病毒外泄」。封鎖政策直接導致難民無法獲取足夠的衛生物資,須仰仗無國界醫生、國際特赦組織等團體派發。

擁擠不堪的莫里亞難民營。(AP)

此外,「維持社交距離」在難民營內形同天方夜譚。以莫里亞(Moria)難民營為例,其位處萊斯沃斯島(Lesbos),是希臘最大的難民營,自2015年起便收容許多來自敘利亞的逃難者,原本只夠接納2,800人的營地,如今已是20,000多人的棲身之所,區區40呎的空間往往就是一家五六口的住處,1,300人才能共享一個水龍頭,全島也只有5張重症病床。人們每日還得排隊領取食物和水,無形中又增加了感染機率。

3月31日,希臘中部的里佐納(Ritsona)難民營中一次出現2名確診案例,接着馬拉卡薩(Malakasa)、莫里亞難民營紛紛淪陷,由於缺乏醫療物資與人力,故實際疫況規模至今仍在一片五里霧中。德國雖基於人道考量,有計劃地將部分難民從島上遷移至德國,卻反而引發新問題。

自難民危機以來,歐洲的身分認同主義運動(identitarian movement)便不斷茁壯。參與者一是強調歐洲正處血統危機,二是恐懼穆斯林即將接管歐洲,這股運動受敘利亞難民湧入催化,成了媒體版面的常客。如今德國伸出援手,在其眼中便是引狼入室,於是這群右翼勢力紛紛奔赴萊斯沃斯島,宣稱要「守護歐洲邊界」,全然不顧疫情當頭,輪番攻擊當地的NGO人員、志願者與難民,導致有些NGO不得不暫停活動。

在希土邊境,受警察鎮壓驅離的難民。(AP)

於許多歐洲的右翼政黨而言,疫情的爆發未必全然負面,畢竟其正好能趁此良機,凝聚全歐的反難民士氣;對土耳其來說,難民則向來是其與歐洲要價的籌碼,面對如今疫情肆虐,自然更難將其接回安置。於是這群戰火下的失根者,便註定要在歐亞邊界上倉皇奔逃、不得安居。

跨界的移動勞力

而另一群受疫情影響的跨界人群,便是因資本主義全球化而遍布世界的移工。

勞力流動既帶有機會成本的色彩,也註定涉及分配不平等。例如歐美與海灣石油國便嚴重依賴移工,其源頭或為東歐、或為亞洲;就連一國之內,也存在區域移工現象,主權向來不意味南北世界之隔。

印度準備返鄉的移工大排長龍。(AP)

然而病毒的無孔不入,卻導致移工淪為疫情下格外脆弱的一群。首先其缺少自我隔離的居所,在難以保持「社交距離」情況下,移工若非被強制隔離在高感染風險的空間內,就是被迫踏上交通與邊境政策皆不同以往的返鄉路。

以新加坡為例,其低薪移工約有95萬人,佔全國570萬人口的六分之一。其中約有20萬人居住在極為狹窄的宿舍內,有時甚至得20人共享一間房、廁所與就餐區,這些場所既無消毒,也沒有定期清垃圾,自然會是疫情爆發的高風險地。果不其然,新加坡政府於4月5日宣布將某些擁擠宿舍設為隔離區後,移工們便被遷入,結果很快引發群聚感染。

但新加坡案例聽來雖驚悚,至少政府還提供每日三餐與報酬;反觀遠在中東的卡塔爾、科威特、沙特等,已經出現無薪隔離的現象。海灣石油國民生富庶,但對待移工的整體氛圍,仍流露着蓄奴的潛意識。早在疫情前,當地便時有虐待情事,如今更明目張膽地將移工們隔離在缺乏自來水與消毒劑的營地內,待遇與難民並無二致。

海灣石油國相當依賴東南亞與南亞移工。(AP)

此外疫情既凍結了移工的人身活動,自然也會重創「流動經濟」(mobility economy)。 在病毒肆虐下,百業蕭條,許多移工頓失安家收入,像印度和菲律賓等嚴重依賴匯款的經濟體,此刻正因海灣國家宵禁而地動山搖;類似現象也出現在許多拉美與非洲家庭中,只因其在美親戚未能持續匯款回國。

而流動經濟的降速,必然導致生產效率低落。意大利長年依賴來自羅馬尼亞、阿爾巴尼亞等東歐國家的跨國勞動力,才能撐起國內的農場工作。但疫情迫使政府封閉邊境後,移工不再湧入,農場作物也無人採摘,糧食危機若隱若現。許多歐洲政府只好開始商議,究竟是要派包機往返東歐接送移工,或是動員失業國民至農場工作,才能避免斷糧噩夢成真。

疫情重創了人類的流動性,難民與移工因而被困在祖國與異域的夾縫間,忍受着日漸加劇的苦難。於難民而言,後頭的故國是戰火,前方的居所是敵意;對移工來說,己身的肉體渴求安全,母國的經濟更盼外匯。在這場看不到盡頭的瘟疫下,貧困與歧視向這兩大群體襲捲,避無可避。



X
X
請使用下列任何一種瀏覽器瀏覽以達至最佳的用戶體驗:Google Chrome、Mozilla Firefox、Internet Explorer、Microsoft Edge 或Safari。為避免使用網頁時發生問題,請確保你的網頁瀏覽器已更新至最新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