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禁267款App　莫迪向全球資本揮舞法律大棒

11月25日，印度電子和信息技術部發布消息，以「從事有損印度主權與完整性的活動」為名，繼續以「臨時禁令」方式封禁了43款手機應用程式（App）。

至此，從6月29日以來，印度政府已總共封禁了267款App，這其中絕大多數是中國企業的產品。環顧新德里的種種政策，莫迪（Narendra Modi）當局的大棒不僅揮向中國，駐紮在印度的全球資本都有可能成為被打擊對象。

在11月25日的「臨時禁令」發布之前，印度當局大批封禁App有兩個重要節點。

其一是6月29日，即中印加勒萬河谷夜戰兩週後，當時印度當局封禁了包括TikTok、QQ、微博在內的59種App，印方後又在7月27日封禁了上述59種App的47種改版軟件。

其二是9月2日，即中印兩軍在班公湖南岸對峙後，印方又封禁了包括「絕地求生移動版」在內的118種App。隨着11月25日的新封禁到來，西方觀察家也逐漸得出了一種「印度打擊中國科技企業的行動毫無減弱的迹象」的觀點。

目前，印度《今日印度》、《電線報》、《不滅之光報》、印度報業托拉斯（PTI）等主流媒體大都直接以「封禁中國App」作為新聞賣點報道了封禁事宜。被封禁的全部267種App大多來自中國也是事實。但莫迪當局此舉的內核仍然值得注意：印度的「封禁」有法律保障，新德里向全球資本採取任何措施均「有法可依」。

印度大規模封禁App是根據其2000年制定的《信息技術法》（ITA）第69條A款及2009年制定的《有關阻止公眾獲取信息之程序和保障措施的信息技術規則》（ITR）第9條採取了「緊急措施」。

在印度法律中，ITA第69條A款即確定印度「政府通知任命的」官員可指示任何政府機構「攔截通過計算機資源傳輸的相關信息」，避免網絡信息危害「印度的主權完整、國家安全、外交關係或公共秩序」。

在ITR第9條幫助下，印度官員還可以在48小時內將特定「禁令請求」呈送電子和信息技術部，並在後者認定禁令「滿足必要性、緊急性、合理性」之後，以臨時禁令方式規避投訴聽證會等渠道，起到封禁的實際目的。

不可否認，按ITR第九條第C款規定的實際操作，印方會組織被封禁App的相關企業參加問卷調查，並組織委員會審查其答覆；印方也的確在7月後對第一批涉事企業展開了問卷調查。但印方至今未做答覆，也拿不出涉事企業「損害印度國家安全」的直接證據。

印度執政黨黨主席、已感染新冠的內政部長沙阿（左二）在印度優先等問題上的堅定意見在新德里是一種主流。（美聯社）

考慮到在印度，推翻ITA第69條判決的判例極為罕見，且印方的「審查委員會」在此次風波中也並非中立機構，其組成人員來自政府，與此前確認禁令的官員同氣連聲，因此，印方突然且無先例的臨時禁令恐難被解除。

環顧近期新德里在數字媒體等領域的新聞，印方「封禁」267種App可能只是印方嘗試以法律武器加大控制力度的一個環節。

考慮到被封禁的267種App中，新聞聚合、短視頻信息聚合以及社交類佔據多數，這使得相關企業即便逃得印方管制，仍要因為印度工業和內部貿易促進局（DPIIT）針對「數字媒體」的國外直接投資（FDI）新規則付出代價。

當然，這一新規則的約束對象也不僅僅在中國企業身上，所有在印度的國際資本都因此遭殃。

資料顯示，DPIIT曾在2019年8月29日和10月16日兩次修改了其《外商直接投資綜合政策》中第五章第二節A款中有關FDI在數字媒體中份額的要求。

印方在2019年先規定，經營媒體業務的數字新媒體企業的外資佔比不得超過26%，一年後，這一投資限制又擴展到了新聞聚合類媒體上，其中「新聞聚合」的定義還包括「用戶發布並生成的連接」，很多印度媒體認為，Facebook及Twitter亦將因此被波及。

此外，根據DPIIT在2020年10月發布的新解釋，所有在印經營的「數字媒體」企業還要符合三個條件。即首席執行官（CEO）必須是印度公民，董事會多數董事必須是印度公民，以及外國資方派遣的任何外國僱員都需要取得印度政府的安全許可，印方可以依任何理由撤回許可，並要求資方解僱相關人員。

對此，一些在印度運營的外資「數字媒體」企業已有所不快，其中一些甚至選擇退出。也就在11月24日，美國Buzzfeed集團旗下全資的霍芬頓郵報（Huffpost）印度分公司突然歇業解散，這也是新德里公布其投資規則之後，第一家遭遇影響的知名媒體。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新德里當局針對外國企業、資本的法律、政令等武器可能都是基於莫迪「印度優先」原則的體現，它的核心在於新德里能否從國際資本的衝擊下保護民族產業、保護經濟命脈。它業已成為印度對外國數字媒體、數字產業重拳出擊的理由，外國資本亦可擇機抽身，並讓新德里體味「自力更生」的真正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