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思錄:從「四面出擊」到「戰狼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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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告訴你,這樣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我們有責任堅決維護中國公民和企業的正當合法權利」,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12月份曾經在一次回應媒體對中國外交官是否威脅過法羅群島使用中國華為公司產品時,對相關的質疑進行過這樣措辭強硬的反詰。

這被視為中國當下「戰狼式外交」的典型註腳。所以,這並不是華春瑩唯一一次這樣充滿「鬥爭意識」,而她在外交場所所展現的進攻性也並不是獨屬於她一個人的特質。

華春瑩2019年12月11日在記者會上說:「中國不能還嘴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外交部網站)

在外界看來,近年尤其是現任中共最高領導人習近平上台以來的7年時間內,中國大陸外交官員越來越多地展示其強硬的和進攻性的一面,中國遍布全球的駐外人員越來越習慣在世界各國積極地為捍衛國家利益發聲,並散播其價值觀念。

2013年當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參拜靖國神社時,中國駐英大使劉曉明曾經毫不退縮地在西方世界宣傳中國的態度,以鮮明的個人化語言撰文炮轟日本軍國主義為「伏地魔」,靖國神社為其「魂器」。而隨着中日關係的持續惡化,中國駐外使節曾經掀起一陣狂潮,讓世界相信中國今天對日本的敵視是如何帶有現實合理性的。

類似地,南海仲裁案,中印洞朗對峙,中韓薩德危機,中國海空活動區域擴張和吉布提軍事基地落成,中國推行「一帶一路」倡議,台灣「邦交國」集體譁變,中國力抵美國貿易戰衝擊……這一切都給予外界一種認知,中國似乎沒有以前那麼馴良了,「獅子可能已經醒了」。

經驗教訓告訴中共,服務於國家利益的外交路線和風格必須契合其當時當地的處境,從毛澤東到習近平時期概莫能外。(多維新聞)

事實上,習近平時代開始不久後,中國國內已經率先敏鋭地意識到,當下中國外交路線已經距離鄧小平當年所確立的「韜光養晦」越來越遠。2013年10月的中國周邊外交工作座談會提到要更加「奮發有為」地推進周邊外交。2014年7月,習近平在出訪拉美四國前提出三個「更加積極有為」(更加積極有為地維護世界和平、更加積極有為地參與國際事務、更加積極有為地促進共同發展)。自此之後,中國在宣揚外交時更多的是強調「奮發有為」「積極有為」。當中美貿易戰打響時,決策層最終一改1990年代的妥協策略,選擇硬抗到底。這讓外界尤其注意到中國的外交基調變化。

2014年,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陳晉一次公開場合披露,「給外交部寄鈣片的人越來越少了」,事實上承認了這種變化,並且變化得到了那些激進的具有民族主義傾向的民眾的認可和支持。

顯而易見的變化並不是沒有爭論的。在中國國內,圍繞「韜光養晦」還是「奮發有為」,輿論曾發生激烈爭論。2016年因車禍逝世的中國「鴿派」外交官吳建民曾公開批評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認為「誰舉起戰爭的旗幟誰倒大霉」,指責放棄「韜光養晦」很危險,會誤國誤民。鄧小平之子鄧樸方則在2018年中美對抗時發表公開演講,「我們應當剝去表面尋找真理,頭腦保持清醒,知道自己的份量,既不妄自尊大,也不妄自菲薄。目前最重要的問題是適時着眼處理中國自己的事情」,頗為隱晦地表達了自己的傾向。

吳建民曾公開批評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資料圖片)

但是,支持者反駁說,世異則事異,事異則備變。從改革開放初期的國家貧病,到如今躋身與美國「掰手腕」的強大經濟體和政治力量,中國很難不改變自己,重新認識自己以及在世界上的位置。中國既然擁有了力量,就應該利用這種力量所帶來的影響力去積極參與甚至主導一些事務。如果中國主動放棄這一權利,那就等於拱手將機會留給別人。一百年前美國似乎也曾經從區域性國家到全球性國家的角色轉變,而這一過程也曾在國內遭遇了不少的困難。

而這種轉變是外界所憂慮的那樣——在中國政治空氣「左轉」的氛圍下必然出現的毛澤東式外交路線迴歸嗎?

在毛澤東時期,中國對內外部環境的認知充滿了一種浪漫的樂觀的革命想象,甚至認為在和蘇聯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領導分工中扮演亞洲革命中心的角色。這導致彼時中國 「四面出擊」的路線盛行。此後隨着蘇共二十大的內部紛爭,中國又被迫面對「兩個拳頭」打人的局面。現實的地緣政治風險,深切的意識形態孤立,當時的中國不得不在實力不足的背景下做出一些令人匪夷所思的冒險動作。從毛澤東打核戰爭「中國6億人,死一半還剩3億」的言論,到大規模的革命輸出,導致中國在最困難時期40多個建交國中30多個國家對華關係亮起紅燈。

毛澤東1957年在訪問蘇聯時曾談及核戰爭,他曾說,「全世界27億人,死一半還剩一半,中國6億人,死一半還剩3億」。圖為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赫魯曉夫(左二)和毛澤東握手。(網絡圖片)

的確,周恩來、陳毅等政治家並非技術官僚,在很多場合展示了自己的人格魅力和政治斡旋智慧,但是因為其外交路線奠基於錯誤的形勢判斷上,所以無法改變中國當時總體上被孤立被封鎖的現實處境。毛澤東晚年承認,「我們孤立了」,絕對是這一處境的省思與檢討。

有學者稱,「很多關於毛澤東外交的歷史故事都是在講述他面對外來威脅時如何英勇無畏、化險為夷,但沒有說明白的是,中國安全被置於險惡情境不少就是他本人的錯誤造成的」。

那麼,習近平時期的外交風格轉變是陡然轉向?似乎也不盡然,至少轉變不是完全取決於習近平個人的偏好。

1978年以後,鄧小平主動做出了「兩個轉變」的形勢判斷,這從現實上迅速改變了中國所處的外交困局。除了中越邊境爆發的衝突之外,中美蜜月期來臨,中日破冰,中蘇「相逢一笑泯恩仇」,甚至中越也停止了彼此的軍事行動……中國的外部環境持續改善。

1979年,鄧小平訪問美國。(網絡圖片)

這一切都是基於鄧小平對「中國既是大國也是小國」的自我清晰認知,他放棄了激進的進攻性外交路線,停止了革命輸出和意識形態對抗,埋首於自我發展。這一時期中國外交傾向於全面收縮,避免在國際舞台表達自己,即所謂「韜光養晦」,決不當頭。此後江澤民、胡錦濤時代基本延續了這一基調。1993年的銀河號事件,1999年中國駐南聯盟使館被炸事件,2001年中美南海撞機事件……中國的克制反應,與毛澤東時期和今天的中國外交形成截然的對比。當時,中國外交部整體上呈現不温不火,冷靜到刻板,軟弱到只有「抗議」「譴責」,激怒了不少人,被寄送鈣片確乎常態。

不過,由於中國越來越難以迴避自己應有的角色,因此緩慢地開始做出改變。這一時期中國外交風格總體上比較沉穩,謹慎而有限地表達自己的態度。

其實,直到胡温晚期,中國已經越來越難以像以前掩藏自己,加之經濟體量的擴張催生與世界越來越多的矛盾和調試困難,加之國內越來越高漲的國內民族主義情緒,到目前,外交上的積極有為的過渡已經不可避免。「戰狼式外交」也許足夠形象,卻就像「韜光養晦」容易引起多種釋意莫衷一是一樣,它也無法簡單地被解讀為張牙舞爪的進攻,這背後應該包含更豐富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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