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跨二十大接班梯隊提前佈局　地方地廳級首現跨省大換崗

歲末年初，中共政壇似乎刮來一陣勁風。短短半個月時間，超過50名原本幾乎無可能跨省任職的地方地廳級官員意外被捲入到跨省人事大洗牌的旋渦中，成為2020年度最值得關注的政壇新群體。
這不同於中組部以往例行的人事佈局。從所涉及的中國31省市區新任命現場所披露的消息看，中組部罕見打破「下管一級」的職能定位，在這次全國性的「乾坤大挪移」中扮演了主導角色，顯然並非中組部部長陳希一人所能決定。那麼，這一動作背後究竟有怎樣的推力？邏輯何在？

地廳級跨省交流

進入2019年12月，中國地方開始陸續傳出地廳級官員跨省履新的消息。12月5日，原四川省德陽市書記趙世勇現身江蘇省政府憲法宣誓儀式，意味着活躍在四川政壇近三十年的這位資深地廳級官員首次跨省交流任職。趙世勇的跨省任職似乎拉開了中共歲末年初的地廳級跨省大洗牌序幕。自此之後，在短短的一個月，超過50位中共地方官員跨省交流任職，至今這一名單依然在加長。

這一輪調整的不同尋常之處在於，在中共既往的人事組織安排中，地廳級（司局級）層面甚至縣處級跨省區、跨系統人事調整不乏個例，但極少形成今天的現象級規模；且由中組部統一部署，31省區遍地開花，更是少之又少。

在此之前，除臨時性、常規性的掛職鍛鍊外，中共的確推行過數次大規模的地廳級官員交流任職。比如援藏計劃。1994年中共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談會確定「分片負責、對口支持、定期輪換」的援藏方針，此後17個省市、中央和國家機關、中央企業對口支持西藏。截至2019年，這一計劃已經推行九批次，每批次以地廳級官員帶隊，援藏服務三年（可申請延長參與下一批次）。

再比如中組部組織的央地中青年司局級官員交流任職。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在鄧小平「幹部四化」，即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倡議下，胡錦濤、温家寶等一批地廳級年輕官員率先在群體中脱穎而出，此後中共延續這一「培養、選拔、考核、使用」方式。2010年，中組部曾按照「進一出一、進出平衡」和「平級調動、統籌安排」的原則，組織推動黨政官員央地雙向交流。當年，60多名中央和國家機關中青年司局級官員前往地方履新，60多名地方司局級官員到中央和國家機關任職。這被官方稱為1978年以來最大規模央地交流。此後，中組部亦曾在2011年、2012年、2016年等組織多次央地地廳級官員調整，遂基本形成常態。

截至目前，除1967年出生的趙世勇作為資深地廳級官員首次跨省交流，於2020年1月初當選江蘇副省長躋身副部級官員外，其他人均為廳級官員平調交流或者正處升任副廳以及副廳升任正廳。具體而言，此次跨省大調整覆蓋全國31省市區（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列入新疆），12省市區保持進出平衡，既包括上海、江蘇等東部發達省份，也覆蓋青海、甘肅、雲南、貴州等中西部欠發達省份；「調入」最多的省市區為天津，共計5人，分別是新任天津市薊州區書記王力軍（北京市豐台區長調任）、天津河東區委書記範少軍（上海寶山區長調任）、天津市河北區代區長徐剛（四川彭州市委書記調任）以及天津寧河區政府黨組成員陳力予（福建長泰縣長調任）、天津市薊州區副區長王旭東（福建屏南縣長調任）。這一結果頗令人意外。不過，天津「貢獻」的外調員額也不算少，共有3名下轄區黨政一把手外調，其中天津市河東區委書記調任福建省委副秘書長，似乎顯示天津與福建的確存在一條比較密切的官員交流路徑。其實，「外調」最多的是福建和四川，均有4人交流至他省區，此外包括天津在內，廣東、湖北、江西也均有3人外調。總體而言，此輪調整覆蓋除港澳台之外的所有省市區，以1人至3人為主，目前僅西藏保持零調入、陝西零調出的紀錄。

此次歲末年初的地廳級官員大調整形式上或有相似，但背景大不相同。

中共跨二十大提前佈局

「此次對烏海市政府主要領導的調整配備，是根據中組部選派優秀幹部跨省、區交流工作的部署，自治區黨委從全區工作大局出發，通盤考慮、慎重研究做出的決定。中組部組織開展跨省、區、市交流乾部任職，是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關於組織工作重要指示精神、加強領導班子和領導幹部隊伍建設的重要舉措，對於促進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這是2019年12月24日跨省交流至內蒙古烏海市的原重慶市榮昌區常務副區長唐毅履新時，內蒙古自治區黨委組織部副部長、公務員局局長孫福龍披露的信息。事實上，2019年12月初，中共發佈的一份《2019-2023年全國黨政領導班子建設規劃綱要》，被外界視為中共提前佈局二十大及其以後接班梯隊的信號。

兩年後，料中共將在2022年秋召開二十大。這被外界視為具有多重政治象徵意義的黨代會。對中共本身來說，二十大將是中共兑現第一個百年目標，即中共建黨一百周年實現全面小康社會後的第一次黨代會。而中國在躋身世界第二大經濟體、2019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Real GDP per capita，簡稱人均GDP）突破一萬美元大關後必然進入深度調整和矛盾多發的發展周期。這對中共和中國社會來說都是前所未有的適應性挑戰。

2019年10月底，中共召開了一次以「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為主題的四中全會。一次中央全會何以聚焦此話題，用觀察人士的分析說，包括習近平等中共高層均意識到現實世界的變化對中共執政能力的挑戰已迫在眉睫。且正如前文所言，這種挑戰在未來只會更大而非降低。誰來迎接已經到來的挑戰？誰來確保中共執政地位不變？這當然要看未來兩年，中共會精心選擇一個怎樣的接班梯隊。

事實上，早在2018年7月，習近平就曾在一次高級別的全國組織工作會議時提醒過中共接班人問題，「現在，改革開放前入黨和參加工作的幹部已經或將要退出崗位，『70後』、『80後』以至『90後』的年輕幹部成為幹部隊伍的主體。這些幹部受過高等教育，思維活躍，勇於創新，為幹部隊伍注入了生機活力，同時他們相對缺乏系統的馬克思主義（Marxism）理論學習和嚴格的黨內政治生活鍛鍊，有的缺乏基層和艱苦地方磨鍊，有的缺乏關鍵崗位紮實歷練，有的做群眾工作本領不夠強，有的擔當作為的底氣還不足。」

為此，中共在2019年再度重修了《黨政幹部選拔任免條例》，而距離上次修訂僅過去五年時間。新條例給出了各種具體的指標，甚至一個領導班子中的年齡、來源、性別、民族的比例都有所涉及。當然，這些形式上「規定」仍然需要更多執行上的靈活性和適用性。如此次被納入地廳級交流任職的近60人中，年齡均介於「60後」至「70後」之間，甚至出現如陳力予那樣1980年出生的新秀，正是需要各式複雜場景錘鍊和考驗。這對他們來說也是難得的機會。

本文轉自《多維CN》054期（2020年2月刊）中國欄目《中共跨二十大接班梯隊提前佈局 地方地廳級首現跨省大換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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