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美麗島運動40周年 邀韓、港人士來台分享民主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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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1979年發生「美麗島事件」,被視為台灣民主化運動的分水嶺,今(2019)年是美麗島事件40周年,台灣文化部所屬國家人權博物館於12月5日舉辦「美麗島40事件暨東亞民主化比較國際研討會」,邀請韓國、香港人士來台分享民主經驗。

曾被求處唯一死刑如今大不同

1979年12月10日,美麗島雜誌社核心成員號召群眾在高雄發動群眾遊行抗議,訴求民主、自由、終結黨禁與報禁等等,最終釀成大規模的警民衝突,人數最多時約10萬人,一度欲衝擊警察局,但在鎮暴警察以催類彈鎮壓下,於半夜過後群眾逐漸散去。

事件過後國民黨政府發動大規模的搜索與逮捕,逾150人遭逮捕,其中8人被提上軍法審判,但在國際壓力下公開審判經過與被告陳辭,是為「美麗島大審判」,8被告均以有罪判以無期徒刑與有期徒刑不等。

台灣總統府秘書長陳菊到場致詞表示,自己是美麗島事件的當事人,當年29歲時在軍事法庭被以懲治叛亂條例的「二條一」起訴,一度求處唯一死刑,但40年後台灣已經有很多的不同,回想起來雖然很辛苦,但也很感謝能參與到那個轉變的時代,為台灣付出努力,其實也是一段浪漫的時代。

陳菊特別感謝國際特赦組織德國分會的克勞斯華爾特(Klaus Walter)、日本的渡田正宏、台灣長老教會的高俊明牧師,在那個風聲鶴唳的時代,有人站出來保護施明德先生,讓他一時不被逮捕,顯示人性的善良以及對人類基本權益的愛與保護。

陳菊說每一個時代都有每一個時代的責任,美麗島世代已經漸漸的凋零,必須由年輕的世代付出更多的機警和守望。(台灣文化部提供)

民主化有多種面相

台灣中央研究院研究員吳乃德在講座中表示,美麗島事件之後過了10年後陸續解嚴、開放報禁、黨禁等,是因為陸續發生林義雄滅門血案、派黑道殺手到美國刺殺作家江南案,引致台灣社會與美國政府的不滿;內政上又連續發生礦災累積死者200餘人以及十信銀行的擠兑風暴,各種因素之下影響到國民黨政權的統治穩定性,因此時任總統蔣經國對民主化運動讓步,並非是單一因素造成的。

國史館館長陳儀深、東華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教授戴興盛、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黃長玲、中研院法律所副研究員蘇彥圖,則從歷史、經濟、政治、憲政等各角度談論民主化的進程與發展,例如以開發、保育、觀光等不同名義,將原住民族的生活領域收歸國有,禁止其進入,並且將原住民族集團移住他地,至今仍不斷有原住民為此抗爭請願;儘管號稱人民作主,但民主制度中究竟由誰擁有何種程度的權利,仍然是必須釐清的議題。

大韓民國歷史博物館館長朱鎮五、韓國聖公會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金東椿,也應邀來台從歷史與政治社會學的角度分享韓國的民主化經驗,朱鎮五認為人民有義務記住與昭示民主化運動中發生的事件真相,時時謹記國家權力的傲慢,但也要以一種共鳴與憐憫的心態去理解當時人的選擇,才能透過歷史得到和解與治癒。

金東椿則提到,韓國人民看似對各種街頭運動相當團結且熱情,但實際上是因為沒有街頭政治以外的選項。金東椿解釋,韓國長期是由「戰爭狀態」來構建政府治理的邏輯,因此缺少政黨輪替的日常政治,將所有批評一律打為「非國民」來鎮壓,在加上為求經濟發展使得財團坐大的「財閥體系」,這些都是韓國當前政治結構上的限制。

香港的分水嶺

香港人權律師暨人權監察副主席莊耀洸則為聽眾帶來香港「反修例運動」自6月至今的濃縮講解。莊耀洸提到,「反修例運動」並非是為了反修例而出現的,反修例僅僅是導火線而已;包括香港政府對2014年雨傘運動中「佔中九子」的判罪成刑,2016年對本土派議員的「DQ」(裁定失去競選議員資格),到2019年數次的百萬人遊行「反修例」無果與警民衝突,都導致香港民眾對政府的不信任度升高,跟著是對和平手段的失望,最後導致「勇武派」大量增加以及出現廣範圍的暴力抗爭。

莊耀洸認為,香港區議會選舉結果並非是運動的終止,因為半年的運動已經對香港社會造成深遠的影響,包括對衣服的顏色選擇、對商店與餐廳背景的注意、對住宅與地鐵安全的擔憂等等,這些都很可能會進一步形塑和加強港人作為一個集體身分的認同,從而延續運動的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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