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Too式文化審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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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討論#MeToo運動或許有點「不合時宜」,畢竟這個在美國開始的用作鼓勵女性以自述方式說出被性侵犯經歷的網絡運動,其在發源地的風頭似乎已慢慢過了。但是,現在講#MeToo,或許也「正合時宜」:因為在東亞,#MeToo才剛開始發酵——韓國、日本、中國大陸,近兩個月陸續爆出了多個#MeToo相關的討論,而且明顯地有自己的脈絡。在整個風潮中,香港的#MeToo在沒萌芽前就已經「死掉」,是因為香港缺乏了把#MeToo立體化的能力。
撰文:劉璧嘉
在各地,不同的#MeToo會接合不同的機構、法律、文化,而引致不一樣的,或好或壞的結果。譬如,在美國校園,一個簡單的#MeToo書寫,很可能就會接合無孔不入的教育法修正案第九條(Title IX)的指控。原本的設計是,受害者/倖存者可以用第九條檢舉侵害者。但如果該被控告者(也就是懷疑侵害者)或「路人」想要評論或公開辯解,都可能被#MeToo的支持者用第九條額外控告,使得被控者需要作額外的賠償和辭職;第九條中,任何人若是營造了對舉報性侵不友善的環境,製造了寒蟬效應(chilling effect),同樣都要接受調查,甚至受到懲罰(譬如革職、賠償等)。這種無限輪迴、無限封殺、無限獵巫,就是Laura Kipnis口中的「sexual paranoia」的反映。校園內的腥風血雨,沒人敢在校園性侵案上提出任何質疑——無論這些質疑是惡意的、反女性主義的,抑或是有建設性的、甚至是女性主義的——噤聲現象的關鍵,不在#MeToo書寫本身,而是在「第九條」。
「欄后」呂麗瑤在社交媒體上講述自己被性侵的經歷,但很多網民卻把重點放在「誰是涉案者」之上。(資料圖片)
在香港呢,大家對#MeToo大概有兩種反感。第一種是,不少男生開始害怕自己開過的以為無傷大雅的黃色笑話、不小心拍過的肩膀,不知道哪一天會被搬上#MeToo的舞台,陷入道德上的死無葬身之地。畢竟,性騷擾經常會使人認為是「人格問題」,是變態,和打架、醉酒駕駛等「犯罪問題」不同。
第二種反感其實是來自對法律的焦慮,每每有人寫#MeToo,一定會有人說:「你別在這裏控訴啊!你用法律告啊!」甚至會怪責當事人不去報案。在很多人都以為香港的法律制度是如此「完美」下,每一個控訴着自己曾被性侵的#MeToo故事,似乎就是在揭示法律的「不完美」或「不能完美」。香港的問題是民間版「第九條」——#MeToo敘述後的文化審判。#MeToo故事會引發網民想要肉搜侵犯者的動力,疑似侵犯者/被控者就要面對兩難:正面回應就意味着自己是當事人,會繼續被挖料;不正面回應又無法說清或解釋。只有#MeToo的敘述者佔了上風,整個審判就「不平衡」。

#MeToo書寫的重要性,是讓有同樣經歷的人相遇,知道自己不孤單,從而理解到,性侵的痛到底在哪裏?

其實,就算是翻看好幾個香港被廣泛討論的#MeToo文本(特別是田徑運動員呂麗瑤的),當事人的書寫重點恰恰就不是要把涉案者繩之於法!而只是在梳理自己複雜的情緒,包括矛盾、恐慌、不知所措、自責、反省、澄明、軟弱。
#MeToo書寫的重要性,是讓有同樣經歷的人相遇,知道自己不孤單,從而理解到,性侵的痛到底在哪裏?未必是因為被撕破的處女膜,而是侵害者如何利用了人的信任,而身邊的人緊張兮兮的樣子,讓當事人以為處女膜有多珍貴,還有自己未能呈現「完美的受害者」形象,沒有「即刻話唔好,仲要大聲嗌救命」——這些才是#MeToo的價值。
這一切,實在不該被公權力「第九條」或是因着自身焦慮而出現的自以為正義凜然的民間「第九條」所凌駕。
上文刊載於第111期《香港01》周報(2018年5月14日)《#MeToo式文化審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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